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年1月1日-1941年5月7日)是19至20世纪享誉世界的古典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与民俗学家,作为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他以毕生精力深耕原始文化研究,其学术成果不仅奠定了古典人类学的重要传统,更对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生平履历与学术转向
弗雷泽于英国西北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出生,后卒于英国剑桥,其学术生涯与英国顶尖学府紧密相连。1869年,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874年转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早期专攻古典文学,展现出深厚的人文素养。然而,在受到人类学家E.B.泰勒的启发后,他的学术兴趣发生根本性转变,将研究重心转向原始文化领域,并在此后数十年间始终坚守这一方向,成为该领域的标志性学者。
在职业发展上,弗雷泽的学术地位不断攀升。1879年,他开始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1907年出任利物浦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正式开启系统的人类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凭借卓越的学术贡献,他获得了诸多崇高荣誉:1914年被授封为爵士,1920年起同时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与英国科学院院士;此外,他还兼任法国科学院、普鲁士科学院、荷兰科学院院士,以及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多所世界知名高校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爱丁堡皇家学会名誉会员、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其学术影响力跨越国界,得到全球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二、丰硕的著作成果
弗雷泽一生勤奋治学,著述宏富,其作品涵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且多部著作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撑与理论参考。
他的早期著作《图腾崇拜》(1887)与《图腾崇拜与外婚制》(1910),是图腾研究领域的权威性专著,系统梳理了图腾文化的起源、特征与发展,为学界理解原始部落的社会组织与信仰体系提供了关键视角。而出版于1890年的《金枝》(TheGoldenBough),更是弗雷泽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最初以两卷集形式问世,后经不断补充修订,成为古典人类学的里程碑式著作。书中将古典神话、《圣经》神话与全球范围内搜集的民族志神话相结合,深入探讨巫术、宗教与科学的演变关系,对20世纪人类学及文化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936年,他还出版《金枝补编》,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研究。
在死亡观念与信仰研究领域,弗雷泽的《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1913~1924,又名《永生信仰和死人崇拜》)极具代表性。这部三卷集著作以探讨人类死亡观念的原始形态及其发展为核心,搜集了澳大利亚、托列斯海峡群岛、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及美洲、非洲等多地原始民族的相关材料,通过描述与比较分析这些民族关于死亡的信仰与习俗,试图勾勒出人类思维进化的共同轨迹。
此外,他的著作还包括《文字优美而有趣的圣经选集》(1895、1909)、《阿多尼斯、阿迪斯、奥西利斯——关于东方宗教史的研究》(1906;1907;1914)、《关于习惯、信仰和野蛮民族语言的问题》(1907)、《社会人类学的范围》(1908)、《普赛克的事业——关于迷信在制度成长中的影响的讨论》(1909;1913)、《<旧约>中的民俗》(三卷集,1918—1919)、《自然崇拜》(两卷集,1926)、《人类、上帝和不朽》(1927)、《火的起源神话》(1930)、《原始宗教中对死者的恐惧》(两卷集,1933—1934,又名《原始宗教》)、《论图腾——图腾崇拜和族外婚制补编》(1937)等。这些著作覆盖了原始文化的多个维度,构建起庞大而系统的研究体系,堪称当时最全面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集合。
三、核心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
弗雷泽的学术思想深受孔德人类智力发展序列理论的启发,其核心观点围绕“巫术-宗教-科学”的人类智力发展三阶段论展开,这一理论贯穿了他所有关于原始文化的研究。他认为,人类智力发展经历了三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巫术阶段,此时人类尚未形成灵魂观念,坚信自身拥有巫术力量,试图通过巫术手段操控自然;第二阶段为宗教阶段,当人类意识到巫术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后,开始将超自然能力归于精灵和神,并通过祈祷、祭献等方式崇拜它们;第三阶段是科学阶段,随着认知的进一步发展,人类逐渐摆脱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转而相信自然规律是主宰世界事物进程的核心。
在巫术研究领域,弗雷泽提出了极具影响力的巫术分类理论。他认为巫术存在两大基本形态:一是模拟巫术(又称顺势巫术),以“相似律”为基础,人们通过模仿想要实现的事情来达成目标;二是接触巫术(又称触染巫术),以“触染律”为核心,借助与某人相关的物品对其施加影响。这两种巫术形态均以“交感律”为底层逻辑,即认为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神秘的感应作用,因此也被统称为“交感巫术”。同时,他还将巫术划分为“理论巫术”与“应用巫术”:“理论巫术”是对世界事件发生规律的陈述,属于“伪科学”范畴;“应用巫术”则是人们为实现目的需遵守的行动准则,又可细分为积极巫术(法术)与消极巫术(禁忌)。
在图腾研究方面,弗雷泽指出,图腾多为与宗亲人群关系密切的动植物,其确立本质上是承认宗亲人群与天然物或人造物之间存在特殊关联。他还发现,图腾与宗教常常相互交融,既源于原始人对环境中重要事物的实用考量,也融入了对自然现象的想象与敬畏。
在研究方法上,弗雷泽始终坚持扩大民族学研究的经验基础,广泛搜集同时代的民族志资料、历史知识(尤其是古代知识),并创新性地运用“对比法”,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阶段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与解释,为原始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学且严谨的分析路径。
四、学术影响与历史局限
弗雷泽的学术贡献对多个学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人类学与民族学领域,他被视为现代社会人类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著作对研究古代祭礼和民俗学具有极高价值,启迪了杜尔凯姆、图恩瓦尔德等一代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评价:“弗雷泽推动了后半个世纪民族学的实地研究”“弗雷泽是一位民族学的代表,这个时代以他的没世而告结束”,高度肯定了他在民族学发展中的里程碑地位。
在哲学与美学领域,弗雷泽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对巫术、神话、宗教的深入探讨,启迪了柏格森、汤因比等哲学家;其揭示的原始巫术交感律,为原始艺术和审美的发生研究提供了关键启示,开辟了从神话学、文化史、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视角研究美学问题的路径,对现代西方的神话-原型批评、发生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促成了从神话和仪式角度研究文艺的“剑桥学派”的形成。
然而,受时代与研究条件的限制,弗雷泽的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他所代表的“安乐椅上的人类学”,主要依赖二手资料进行研究,缺乏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数据,这与后来注重实地考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比,其理论也因此在后世受到诸多质疑与批评。此外,他在研究中过度以原始人的思想为出发点,却忽视了原始人的生产实践对文化与信仰形成的重要作用,这一缺陷也成为后续学者反思与修正其理论的重要方向。
尽管存在局限,弗雷泽作为古典人类学集大成者的地位始终不可动摇。他所开辟的原始文化研究传统,至今仍是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其学术遗产超越了人类学领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持续影响着后世学者对人类文化起源与发展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