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古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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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索洛古勃（本名费奥多尔・库兹米奇・捷特尼科夫）（1863年2月17日-1927年12月5日），是俄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政论家，同时也是俄国文学颓废主义流派与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于1863年2月17日（公历3月1日）出生在圣彼得堡，父亲库兹马・阿法纳西耶维奇・捷特尼科夫原是波尔塔瓦省的农奴，后以裁缝为业。

索洛古勃两岁时，妹妹奥尔加出生，全家生活本就拮据，1867年父亲病逝后更是雪上加霜。母亲只得带着孩子回到曾供职的圣彼得堡贵族阿加波夫家做杂役，索洛古勃的童年与少年时光便在此度过。母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常因他的微小过失便施以严厉体罚。

1876年，索洛古勃考入弗拉基米尔市立学校，次年转入圣诞市立学校，1879年考入彼得堡师范学院，在学院享受全额助学金，寄宿就读四年。1882年6月毕业后，他带着母亲和妹妹前往俄国北方省份任教，先后辗转于克列斯特茨、大卢基（1885年）、维捷格拉（1889年）三地，在地方累计执教十年。他现存最早的完整诗作可追溯至1877年，在克列斯特茨任教的三年间，他坚持诗歌创作，同时启动长篇小说《沉重的梦》的撰写，这部作品耗时近十年才完成。1884年1月28日，他的寓言《狐狸与刺猬》发表于儿童杂志《春天》，这是其文学处女作，此后数年，他的多篇诗歌陆续刊登在一些小型报刊上。

索洛古勃一直渴望重返圣彼得堡，直至1892年秋，才被任命为沙滩区圣诞市立学校教师。

杂志《北方通报》是索洛古勃文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19世纪90年代，他开始在该刊大量发表作品，体裁涵盖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魏尔伦诗歌译作及文学评论。他的笔名“费奥多尔・索洛古勃”也诞生于该刊编辑部，源于明斯基的提议：最初沃伦斯基建议使用“索洛古布”，这个姓氏与知名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索洛古布所属的贵族家族同名，为以示区分，笔名中去掉了一个字母“л”。1893年4月，这个笔名首次随诗歌《创作》出现在《北方通报》上。

1896年，索洛古勃自费出版了三部作品：诗集《诗歌・第一卷》、长篇小说《沉重的梦》以及收录短篇小说与第二部诗集的合集《阴影》，这在当时属于常见的小印量出版模式。1897年4月，他与《北方通报》编辑部决裂，转而与《北方》杂志合作。1899年初，他调任至瓦西里岛的安德烈耶夫市立学校，不仅担任教师，还兼任督学，并获配学校的官邸住房。

1904年，索洛古勃的《第三部诗集》与《第四部诗集》合集出版，收录了他世纪之交的诗作。《1897—1903年诗集》成为他创作生涯的分水岭，标志着其风格从颓废主义向象征主义过渡，个人诗歌的标志性意象也在此期间确立。1902至1904年是他创作的转型期，哲学思潮的浸润为其抒情诗注入新的意象与符号，这些元素后来成为他创作体系的核心。其中，“慰藉之死”的意象在短篇小说集《死亡的毒刺》（1904年9月出版）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作品主角多为儿童与青少年。相较于首部短篇小说集《阴影》，这部作品不再渲染世界的疯狂，转而描绘一种充满吸引力的、令人慰藉的死亡。他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在1906年2月发表于《金羊毛》杂志的随笔《自我：绝对自我肯定之书》中得到完整阐释。以此为基础，他创作了神秘剧《我的礼拜仪式》（1906年）、《对别样存在的渴望》（1907年），并逐步形成“唯意志戏剧”理念与核心象征——“人造的传说”。

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索洛古勃家每周日举办的文学沙龙，到20世纪初已成为彼得堡文学圈的核心阵地。每逢周日，文学界人士齐聚他家，从餐桌旁的闲谈，到书房里的作品朗读，话题始终围绕文学展开。常客包括济娜伊达・吉皮乌斯、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尼古拉・明斯基、阿列克谢・沃伦斯基、亚历山大・勃洛克、米哈伊尔・库兹明、瓦西里・伊万诺夫、谢尔盖・戈罗杰茨基、阿列克谢・雷米佐夫、康斯坦丁・楚科夫斯基等；来自莫斯科的安德烈・别雷、瓦西里・勃留索夫也常专程到访。

1904年，索洛古勃与《新闻与交易所报》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合作持续近一年，期间发表文章约70篇，另有数十篇未刊稿留存。他的政论题材广泛，既涉及教育、儿童福利等本职相关领域，也涵盖日俄战争、国际局势、革命运动、犹太人权益等社会热点。1905至1906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他发表在革命刊物上的政治寓言广受欢迎，同时还创作了第五部诗集《献给祖国》，并于1906年4月出版。

长篇小说《卑劣的小鬼》是索洛古勃的代表作，1902年夏完稿，前后耗时十年（1892—1902年）。这部作品的出版之路颇为坎坷，多家杂志审稿后均予退回，认为其“过于大胆怪异”。直到1905年初，小说才得以在《生活问题》杂志连载，但因杂志在第11期被查封而中断，未能引发广泛关注。1907年3月，小说单行本问世，随即斩获读者认可与评论界热议，一跃成为当时俄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1907年秋，索洛古勃着手筹备第七部诗集（魏尔伦诗歌译作），计划在该诗集出版后，推出凝聚其数学象征主义思想的第八部诗集《火焰之环》。这部诗集出版后，引发了评论界对其诗歌创作的首次系统性研究。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费奥多尔・索洛古勃》，1908年）、英诺肯季・安年斯基、列夫・舍斯托夫（《费奥多尔・索洛古勃的诗歌与散文》，1909年）均对其作品进行了深入评析。勃留索夫曾精准统计：“索洛古勃文集第一卷收录177首诗，运用了超过100种不同的格律与诗节结构，这一比例在同时代诗人中极为罕见。”安德烈・别雷则评价，在同时代诗人里，唯有勃洛克与索洛古勃的诗歌兼具丰富的韵律变化与“真正的节奏呼吸”。评论界普遍认为，索洛古勃构建了一个遵循自身法则的诗歌世界，其中万物相互关联，充满象征逻辑。

1907至1912年，戏剧创作在索洛古勃的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剧作比小说更直接地承载了他的哲学思想。神秘剧《我的礼拜仪式》（1906年）是他的首部戏剧尝试。早期剧作《智慧蜜蜂的馈赠》（1906年）取材于古希腊拉奥达弥亚与普罗忒西拉俄斯的神话，讲述爱与死亡相融创造奇迹的故事；悲剧《死亡的胜利》（1907年）以查理曼大帝的传说为蓝本，将爱塑造成“神秘意志”的工具，该剧初稿名为《爱的胜利》。在索洛古勃的认知中，对立概念的转换并非冲突的激化，而是本质的同一，他的作品中常有类似的两极互换（剧末台词即点明“爱与死亡本为一体”）。这种对立统一的思想，在荒诞剧《万卡锁匠与内侍让》（1908年，由尼・尼・叶夫列伊诺夫执导，在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首演）中得到极致体现。

1908年，索洛古勃与翻译家阿纳斯塔西娅・切博塔廖夫斯卡娅结婚。切博塔廖夫斯卡娅深受索洛古勃创作的感染，不仅撰写研究他的评论文章，还主动打理他的文学社交关系，堪称他的“文学经纪人”。

20世纪10年代初，索洛古勃开始关注未来主义。1912年，在妻子的牵线下，他与彼得堡自我未来主义流派（伊万・伊格纳季耶夫、瓦西里斯科・格涅多夫等）建立联系。他的抒情诗理念与自我未来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他与妻子积极参与该流派的文集编纂，先后为维克多・霍温的《受蛊惑的旅人》、伊格纳季耶夫的《彼得堡使者》等出版物撰稿。1912年10月，经伊格纳季耶夫介绍，索洛古勃结识了令他极为欣赏的25岁诗人伊戈尔・谢韦里亚宁，并很快在自己的沙龙为其举办专场活动。

索洛古勃在《自我：绝对自我肯定之书》（1906年）、《人对人是魔鬼》（1906年）、《诗人的恶魔》（1907年）等随笔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美学主张，最终凝练为“人造的传说”这一丰富的象征体系。他在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造的传说》（1905—1913年）中，以文学形式具象化了这些思想。该系列最初名为《亡灵的魔法》，包含《人造的传说》（1906年）、《血滴》《奥特鲁达女王》《烟与灰》（上下部）等篇章，于1907—1913年陆续出版，后作者舍弃原有的颓废主义风格标题，统一命名为《人造的传说》，更贴合作品的核心主旨。

随着社会对新艺术及《人造的传说》作者关注度的提升，索洛古勃计划在俄国各地举办巡回演讲与诗歌朗诵会，传播象征主义文学理念。1913年3月1日，他在圣彼得堡完成《我们时代的艺术》首场演讲，随后与伊戈尔・谢韦里亚宁一同踏上巡演之路，历时一个多月，足迹遍布维尔纽斯、辛菲罗波尔、第比利斯等多个城市。

索洛古勃满怀热忱地迎接了1917年二月革命，期待俄国能借此实现民主转型。他与其他文化界人士共同关注新政权下的艺术发展走向，1917年3月12日，他参与发起成立“艺术工作者联盟”并积极投身工作。但不久后，联盟内部因争夺新组建的艺术部话语权产生分歧，索洛古勃明确反对设立该部门。

1917年夏起，索洛古勃的报刊文章逐渐呈现出鲜明的反布尔什维克立场。1921年中期，苏俄新经济政策实施，出版印刷业逐步复苏，对外文化交流也得以恢复，索洛古勃的作品开始在德国、爱沙尼亚及苏俄本土陆续出版。1921年初夏，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驯蛇女》在柏林出版，这部作品断断续续创作于1911至1918年。同年9月，他的战后首部诗集《蓝天》在爱沙尼亚问世（当时索洛古勃夫妇曾计划迁居此地），收录了1916—1921年的未刊诗作，同一家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逝去的岁月》。

1921年底起，索洛古勃的作品在苏俄本土也开始出版，包括诗集《馨香》（1921年）、《唯一的爱》（1921年）、《路边篝火》（1922年）、《教堂的钟声》（1922年）、《魔法杯》（1922年），小说《驯蛇女》（1921年），中篇小说《吻之女王》插图版（1921年），以及巴尔扎克、魏尔伦、克莱斯特等人作品的译作。这些诗集延续了《蓝天》的基调，既收录近年新作，也编入数十年前的旧作，其中《魔法杯》因风格统一而尤为突出。

此后，索洛古勃留在苏联继续创作，写下大量作品却未能出版。为维持文学活动，他全身心投入彼得格勒作家协会（1924年更名为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工作，1926年1月当选协会主席。在多数旧友流亡海外的背景下，协会工作不仅填满了他的时间，也帮他驱散了孤独，拓展了社交圈。

1927年5月，索洛古勃在创作长篇叙事诗《格里戈里・卡萨林》期间身患重病。他此前身体状况便不佳，但一直勉强支撑，此次病情恶化后已无力回天。同年夏天起，他便卧床不起，秋日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最后一首诗作写于10月1日。1927年12月5日，费奥多尔・索洛古勃在列宁格勒逝世，安葬于斯摩棱斯克东正教公墓，长眠于妻子阿纳斯塔西娅・切博塔廖夫斯卡娅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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