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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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士安（938—1005年），北宋真宗时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本名士元，为冀王府记室参军时以犯王讳而改。字舜举，改字仁叟，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人。乾德四年（966），举进士，历监察御史、知乾州（今属陕西），以母老愿降任就养，改监汝州（今属河南）稻田务。雍熙二年（985），迁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端拱（988—989）中，知制诰。淳化二年（991），为翰林学士。三年，同知贡举，除右谏议大夫、知颍州（今属安徽）。时赵恒（即真宗）以寿王尹开封府（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召为判官；及为皇太子，迁给事中。真宗即位，权知开封府，后拜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咸平元年（998），辞府事，拜礼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入为翰林侍读学士。景德初（1004），兼秘书监。时契丹谋入境，他首书五事应诏，陈选府、饷兵、理财之策。同年，进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李沆卒，中书无宰相，他力荐寇准为相，遂并拜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契丹入犯，与寇准力排众议，坚请真宗亲征。景德二年，卒，赠太傅、中书令，谥号“文简”。端方沉雅，有清识，善谈吐，以严正称。晚年目疾，犹读书不辍。

在从京城开封府到澶州（今河南濮阳）的古道上，一辆马车疾驶而来。车上坐着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者，全神凝望澶州城的方向，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及至澶州城，满目见欢欣鼓舞之宋兵，方展眉头。来到城内宋军指挥部，宋真宗见到，连呼三声：“你可来了！”此人正是当朝宰相毕士安。

毕士安，本名士元，字舜举，后改士安，字仁叟，宋云中（今山西大同）人。乾德（963—968）进士。少年时的毕士安，勤奋好学，经常彻夜不眠、刻苦读书，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幼时丧母，随继母一起生活，处处尊重继母，孝顺继母，在当地也是出了名的孝子。继母对毕士安关心备至，教诲至深，其“学必求良师友”的教导时刻影响着毕士安。他拜博学之人为老师，结交社会名士，杨璞、韩丕、刘锡等都是他的好朋友。毕士安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长大，学会了做人的道理，文学方面也大有起色，在当地，他的人品、学问都受到人们的广泛赞扬。乾德四年（966），毕士安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毕士安为人圆和，很少有言辞激烈之时，遇事冷静、理智，和风细雨即化解各种矛盾，所以从开宝四年（971）担任济州团练推官开始，他渐次被提拔，步步上升，官运极佳。毕士安为人谦和、忠孝的品格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的名声也愈传愈远。雍熙二年（985），太宗赵光义诸子逐渐长大成人，开始独立担当一部分政务，为使他们得到良好的辅佐，赵光义开始寻找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人选。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太宗赵光义为了他的社稷江山确是费了一番苦心。经过精心的考察，赵光义为诸王选择了辅佐之人：以王龟从兼陈王府记室参军，水部员外郎王素兼韩王府记室参军，秘书丞张茂直兼益王府记室参军，毕士安以其人品、才学、谦和、忠厚，迁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当时，太宗赵光义挑选诸王良辅时，皇帝并不知道毕士安其人，有人向皇帝推荐了毕士安，说毕士安“人品、才学堪称一流，为母故愿降任，乃忠孝之人，堪为人师。”太宗听后，极为欣赏毕士安。结果毕士安被选中，担任了冀王府的记室参军。太宗也极想见识一下毕士安。一天，太宗赵光义召见了毕士安，对毕士安大加赞赏。在富丽堂皇的金銮殿上，皇帝亲自赐座，可见其礼遇之恩。太宗语重心长地对毕士安说：“诸王都一直生长在宫廷，对外间事物一无所知，随着年龄逐渐增长，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就需要一个良师来教育指导他们。许多大臣都说你品高才优，我可把这重任交与你了！”殷殷期望、信任之声，使毕士安感激不尽。从此以后，他竭尽全力辅导冀王。毕士安不仅在文学、著作方面给冀王以很大的指导和影响，而且在人格、品德方面给以深刻的影响，他们朝夕相处，关系密切，在冀王府，经常可以看到他与冀王一同交谈的情景，到处可见他不知疲倦的身影。

太宗对其子弟教导是比较严格的，经常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同时也极注意诸王身边的人，检查他们是否努力辅佐诸王。端拱中，太宗下诏，命各王府僚属各作文章，交给他观看。各王府僚属的文章交上来后，太宗仔细阅读，更加感到毕士安的才学堪称一流，心中为能得到这样的人才而高兴。一天上朝时，太宗又问大臣们：“论才学，毕士安确实才华横溢，文章写得好，无人比拟。但是要论品行，你们说谁最好呢！”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说：“毕士安。”太宗听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辅佐冀王的日日夜夜里，毕士安称得上尽心尽力，努力工作了，做到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讲，也许不难，因为辅佐皇家子弟，谁人敢不尽心尽力？难能可贵的是毕士安身处权贵阶层，不畏权贵，尤其关心民间疾苦，为民作主。在他担任开封府地方官时，有一权势强抢民间一已定婚的女子，女家向开封府告状。毕士安顶住了一切压力，不畏权贵，认真对待，向上直言禀奏事情真相，民女得以回家。此事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毕士安为民作主的行动也受到了老百姓的赞赏。

王朝兴衰，历史变迁，给后人留下了多少值得深思的问题，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因此，正确对待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后来者尤其重要。宋代的统治者当然也十分重视对前代历史的研究与编纂。咸平初，毕士安进为翰林学士，当时朝廷正命人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这时有人就说了：两晋历史多是丑恶的东西，没有必要校勘发行。如果让其丑恶的东西流行，岂不天下大乱了吗？毕士安从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批驳了此种看法，认为“恶可以戒世，使世人警惕，善可以劝后人行善。善恶之事，古来就是一视同仁的，完整记载历史，正可借鉴过去，为我服务。”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比较进步、科学的。

景德初，毕士安兼秘书监。此时，北方的契丹日渐强大，屡犯宋朝边境，毕士安首疏五事应诏，陈选将、饷兵、理财之策，均被真宗采纳，得到真宗的重用。

景德元年（1004），当朝宰相李沅卒，毕士安进吏部侍郎、参知政事。一天，毕士安入朝致谢，宋真宗向他征求意见。宋真宗真切地说：“我想以你为相，已经在心里想了许久了。现在正是多事之秋，国家一日不可无相，急需栋梁之材。你认为谁可以与你同为相者？”毕士安对真宗的一片信任倍受感动，慷慨地说：“为宰相者，必须具备雄才大略的器度，方能胜任。我已老矣，难以胜此重任。我向皇上举荐一人，他必能辅佐皇上，大有作为。此人就是寇准。”接着毕士安又介绍了寇准，说他“忠义两全，果断，有才干，是个宰相人材。”真宗对寇准也略知一二，听完毕士安的介绍，就说：“人们都说寇准好意气用事，比较冲动。”毕士安点头称是，但他认为“寇准做人做事方正有加，为人慷慨有节，忠心为国死而后已，疾恶如仇，素来如一，在朝臣中还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由于他愤世疾俗，刚正不为邪恶屈，所以遭到了别人的指责。现在天下安宁，人民休养生息，秩序安然，还感觉不到人材的重要。但是，在西北仍存在忧患，它时刻威胁大宋的江山，所以寇准这样的栋梁之材，实在是朝廷所急需的。”毕士安的一番情理之语，打动了真宗，使真宗下定决心起用寇准。不久，毕士安与寇准同拜中书门下平章事，毕士安举荐人材、唯贤是用，使大宋朝出现了一个刚正不阿、有所作为的宰相。

毕士安为相，疾恶如仇，秉公执法，使一些奸佞小人十分害怕，他们千方百计想把毕士安搞下台。他们经过多方策划，想出一个倒毕先倒寇的计谋，抓住寇准进行攻击，使毕士安因举人不当遭贬，达到目的。所以，他们指使人，告寇准与安王元杰通谋，谋反朝廷之罪，罪恶不赦，必然遭到沉重打击，况皇帝都是极其仇恨谋反之人。子虚乌有之事经人一告，也会变得有所嫌疑，所以寇准十分恐慌，忙找毕士安商量对策。毕士安镇定自如，认为这是一个计谋，很快想出了一个对付他们的好办法，诱使告状之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把反对派一网打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团结了统治阶级的内部，得以一致对外，抵抗契丹辽国的军事进攻。

宋太宗晚年，为了统一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征伐。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进攻北汉取得成功，这时太宗被平定北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决计北进伐辽。由于宋军连续作战，疲惫至极，高梁河一战失利。至雍熙三年（986）再次攻打契丹，又遭失败。这时国内王小波、李顺起义，加上对西夏作战又告败绩，迫使太宗重新考虑调整他的内外政策，逐渐确立了守内虚外的政策。宋真宗即位后，他从宋廷本身的利益出发，贯彻了宋太宗的守内虚外的政策，以安定国内统治秩序为其主要任务。真宗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同邻邦的关系。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的契丹政权和西邻的党项政权。

真宗即位后，党项首领李继迁遣使纳款，表求藩任。还在太宗晚年，占据夏州（今陕西横山北）一带的李继迁即抗宋自立，接受契丹的封号，自称夏国王。太宗曾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对李继迁实行羁縻政策，授以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但李继迁没有归附，继续在宋边境地区骚扰。真宗即位伊始，李继迁派使来宋，显然有探测宋朝动静的用意。为求得边疆宁静，国内稳固，真宗还是采纳了参知政事李至“以原利啗之，以重爵悦之”的建议，复赐继迁名赵保吉，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称号。后又以夏、绥、银、宥、静（今陕西横山、靖边至宁夏银川一带）五州之地赐与李继迁，暂时维持了与党项政权的和好。但北方的契丹政权这时则秣马厉兵，准备大举南侵。

咸平二年（999）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南侵，兵至保州，攻遂城（今河北徐水），遭到了守将杨延昭及部将的顽强抵抗。随后，契丹军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继续南下。真宗感到形势严峻，率军亲征，此举鼓舞了士气，宋军大获全胜。但是契丹并未因此罢休，侵略的规模一次次扩大。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20万大军南下，侵入宋境，围攻定州（今河北定县）。北方告急文书一日数封，朝廷大震。真宗平时经常说，如果契丹大军进攻，他一定亲自带兵抵御。但大敌当前之时，他为自己夸下的海口而后悔不已，变得胆小懦弱，拿不定主意。参知政事王钦若要他到金陵去避难，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他到四川去躲风，而毕士安和寇准力排众议，坚持由真宗亲征，鼓舞士气，安定人心，打退辽军进攻。寇准认为真宗应立即亲征，而毕士安考虑再三，认为真宗亲征，应“当在仲冬”。宋廷内部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同意了毕士安的建议。王钦若被调出中央，出镇大名（今属河北）。真宗同意按毕士安的意见执行。这年十二月，宋真宗从开封出发，北上澶州（今河南濮阳），一路行动迟缓。行至卫南（今河南渭县），得知攻打澶州的契丹军受挫败退，才继续进至澶州南城（因黄河从此经过，故南北岸分建两城），寇准坚持过河。当真宗的黄龙旗插上澶州北城时，宋军欢呼，“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宋军士气大振。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兵达几十万人，他们奋起发动反击，射杀契丹统军挞览，挫败了辽军的锐气。英州团练使杨延昭还上书，主张乘敌军人马困乏，我方士气高涨之际，由朝廷饬令各军，扼敌归路，围而歼之，且收复幽蓟故地，也指日可取。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乘胜打击，必能击败辽军。但是真宗却没有勇气和胜利的信心，而是寻求与敌罢战言和的机会。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处于极端危险境地，急于利用和谈，取得用军事战争所得不到的东西。正在这时，毕士安到达澶州，力赞真宗达成和谈。这样，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银绢三十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澶渊之盟订立后，毕士安推荐李允则、马知节、杨延昭等守边，在两国边界开展互市贸易。但同时，毕士安也强调加强战备，招募流亡，广泛储备，以为战争之备，只有重视战争，搞好战备，才能确保永久的和平。

毕士安端庄沉雅，长得一表人材，谈吐不凡，其内心世界与做人品格与他的外表一样，得到众人的赞赏。他为官以严正著称，忠心辅佐朝廷，鞠躬尽瘁，以60多岁的高龄身赴前线，其忠心可鉴。然而他却常说：“我为官不求显赫的声誉，但求力行规检”。对于毕士安的为人，真宗也极为钦佩。景德二年（1005）毕士安在朝上突发暴病，真宗亲自下殿观视。及毕士安去世，真宗命废朝五日，赠太傅、中书令，谥文简，对毕士安优待有加。真宗称赞毕士安事必躬行，有古人之风，对毕士安之去世深表痛惜，时常怀念。

毕士安一生清廉，为官几十年，却是两袖清风，从未为自己或是子孙购置田园或宅第。及毕士安去世，家中失去生活来源，只好靠借贷为生，后来靠真宗的赏赐，才得以维持生计。虽然他对自己十分苛刻，对别人却是慷慨大方，收留幼童，养大成人。毕士安结交朋友不多，但凡结交的朋友，都友谊很深，关系密切，但从不结党营私，最为密切的朋友有王祐、吕端、王旦、寇准、杨亿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切磋技艺，也对时政提出看法，共力辅佐朝廷。

少年时的毕士安勤奋好学，被传为佳话。年逾60的毕士安仍然读书不止，就是在他眼睛因年老而出现障碍时，他仍然坚持读书，笔耕不辍，亲自校对，亲自缮写，著有文集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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