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谟

0

蔡谟（281年－356年），东晋康帝、穆帝时录尚书事。字道明，陈留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人。弱冠察孝廉，举秀才。后避难江东。历任中书侍郎、义兴太守、侍中等职。因参与讨平苏峻叛乱有功，迁五兵尚书，赐爵济阳县男。太尉郗鉴卒，受命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等州诸军事兼徐州刺史。康帝即位，征拜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康帝建元二年（344）拜相，任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穆帝即位，康献皇太后临朝，以谟历事先朝，位居台辅，素有盛名，诏拜侍中、司徒，不就，改授光禄大夫、开府如故。后因病辞官，诏赐几杖。他博学多才，参与议定宗庙礼仪制度，又“总应邵以来注班固《汉书》者，为之集注”。永和十二年（356）卒，终年七十五岁，谥号“文穆”。

当时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荀闿、琅玡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诸葛恢亦字道明，且与蔡谟享有盛誉，名噪一时，号称“中兴三明”，时人有口皆碑：“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蔡家世为豪门大族，蔡谟的曾祖父蔡陆，做过曹魏的尚书。他的祖父蔡德，曾任乐平（今广东乐平西南）太守。

蔡谟的父亲蔡克，从小就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为乡人所敬重。他性情刚直，与行为与自己不相符合的人，即使他是达官贵人，也不相交往。高平（今山东巨野南）人刘整恃才傲物，言行怪诞，服饰奇异，肆无忌惮。有一天，他登门拜访某人，正巧蔡克也在座，平素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刘整，竟然惭愧难当，坐立不安。蔡克那时还是一介布衣，然而，他品行的震慑力居然达到如此地步，蔡克后为成都王司马颖的大将军记事督。司马颖跃居丞相后，把他提升为东曹掾，负责二千石大官的升降。蔡克一向处世谨严，廉洁奉公，当他做了选官后，那些蝇营狗苟、趋炎附势之徒无不畏之如虎，望而却步。当初蔡克尚未进入仕途时，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山简曾给琅玡（今山东临沂）人王衍写信说：“蔡子尼（蔡克字子尼）是当今的正人君子。”王衍把这封信拿给别人看，不以为然地说：“山子（山简）以一字抬举蔡克，我看他未必值得称道。”后来王衍听说蔡克做官后的所做所为，才心悦诚服地说：“山子之言，今天终于应验了。”当时陈留是一个大郡，名士荟萃，琅玡人王澄路过这里，太守吕豫派遣属吏前去迎接。王澄进入辖区后，问属吏说：“此郡名士是谁啊？”属吏不加思索地说：“蔡子尼、江应元。”此时该郡居高官显位者多如过江之鲫，王澄举出这些显贵的姓名，又问道：“这些人，不是贵郡人吗？”属吏答道：“当然是了。”王澄又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只提蔡、江二人呢？”属吏答：“刚才我以为您问的谁是名士，而不是谁居高位。”王澄只好一笑了之，到了该郡治所，王澄把属吏的话告诉了太守吕豫，大发感慨：“我早就听说该郡风俗不同凡响，今听小吏之言，果然如此。”

后来蔡克因朝政日益腐败不堪，遂决心与世隔绝，不再当官。东嬴公司马腾做了车骑将军，镇守河北后，任命蔡克为从事中郎，知道他一定不会就职，就以军事期限为名把他弄来，蔡克迫不得已，只好再度出山，走马上任。数十日之后，前汉大将汲桑进攻驻守邺城（今河北临障）的司马腾，邺城陷落，蔡克被害。

蔡谟颇有父风，清正刚直。长大成人后，被举为孝廉，接着被州府征辟为属吏，又举为秀才，东海王司马越想把他招到门下，任为掾吏，都力辟不就。后来北方战乱，遂渡江南下，躲避战乱。当时，司马绍任东中郎将，把他招为参军，司马睿任丞相后，又征辟他为掾吏，累迁至侍中。

咸和三年（328）正月，历阳太守苏峻举兵叛乱，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今浙江绍兴），蔡谟接任吴国内史之职。蔡谟走马上任之后，即与张闿、顾荣、顾飏等人共起义兵，讨伐苏峻，迎接庾冰回郡。苏峻之乱平定后，蔡谟官复原职，再任侍中，不久升为五兵尚书，都督琅玡王司马岳的军队。蔡谟上疏辞让道：“督率重任，非贤人不能担当，前后所用之人，都有资历名望。孔愉、诸葛恢清正节义，才华横溢，少年时即享有盛誉。从前孔愉为御史中丞，臣只是一司徒长史；诸葛恢为会稽太守时，臣只是尚书郎；诸葛恢为丹阳尹，臣只是一小郡太守。臣与孔、葛二人名望辈分天壤之别，阶层等级悬殊很大。今天如果鱼目混杂，超越等次，就会扰乱圣朝鱼贯而进的序列，贤士公允之议论，难道这是害怕小臣失去警诫吗？实在是怕使圣明的朝政蒙受玷污。况且左长史一跃而决策军机，进而伺候皇帝左右，侧身纳言，自东晋中兴（东晋建立）以来，这是皇帝恩宠举动前所未有的。”他力辞五兵尚书之职：“臣是什么人，竟敢担当此任！因此扪心自问，三省愚身，觉得与其苟且升迁从而玷污清净的仕途，不如承担违抗圣命、狭隘固执的罪名。”疏奏上后，未获允许。不久转为执掌吏部。因平定苏峻之乱有功，赐爵济阳男，他又上疏辞让，仍未被允准。

这年冬天祭祀，蔡谟掌管祠部事务，因主事者忘记摆设明帝牌位，与太常张泉一起被罢免，但仍负责祠部。不久，升为太常，执掌秘书监，因疾不能亲临视事，便上疏请求辞职，未被允许。成帝于咸康元年（355）正月加冕亲政后，派遣使者任命太傅、太尉、司空。正赶上将要作乐，把乐器陈列在殿庭上，门下省便奏称除非祭祀燕享则无设乐之制，事情下达太常。蔡谟说，皇帝亲政，遣使应该有金石之乐，于是允准。加冕亲政作乐，由此开始。后来，彭城（今江苏徐州）王司马紘上奏说，乐贤堂有先帝亲手画的佛像，历经盗贼发难，而此堂依然完好无损，应下令作颂。皇帝发下他的奏疏，让大臣讨论。蔡谟说：“佛教是狄夷的习俗，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先帝度量与天同高，与地同厚，多才多艺，姑且偷闲而一时画此像，至于平素嗜好佛道，则尚未听说过。盗贼狼奔豕突，京都毁坏衰败，然而此堂居然独存，这诚然是神灵保佑的迹象，然而却不是大晋盛德的表现，歌功颂德的先兆。人臣看到故物，想到大义，私下作赋颂扬就行了。现在要废弃王，下令史官对上称颂先帝喜好佛道的志向，对下替夷狄作一个佛像的颂词，这种作法对于大义有无用途，令人怀疑。”于是作罢。

咸康五年（359），征西将军庾亮上疏说：“蜀地的汉国很弱，而北方胡虏仍然强大。我想率10万大军移徙镇守石城（今湖北潜江西），派遣各军分布在长江、沔水一带，作为北伐后赵的准备。”成帝把疏章下交朝廷讨论，丞相王导请求允准，太尉郗鉴却说：“物资财用不足，不能大举行动。”

蔡谟大发议论，侃侃而谈：“时机有利与不利，道有伸有屈，如果不考虑强弱的形势轻举妄动，那么会迅速败亡，有什么功业！当今之计，不如自蓄威势，等待时机。时机到来与否在于胡虏的强弱，而胡虏的强弱又在于石虎（前赵王）的能力。自从石勒（已故前赵王）起兵，石虎便经常统兵征战，百战百胜，于是荡平中原，所占据的地域，与当年的魏国相当。石勒死后，石虎挟持继位的君主，诛戮将相。平定内乱，削弱外寇，一举攻取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北），再战便擒获石生，诛杀石聪如同路拾遗物，战胜郭权如同振毁槁木，四周国境之内，不失尺土。由此看来，石虎是有才能呢，还是没有才能呢？议论者因为过去胡虏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不能取胜，便认为他无能为力。然而百战百胜的强敌能因为一次失利就以为他是庸才吗？好比一个射箭的人百发百中，只有一次失误，能够说他拙劣吗？”

这一番议论，洋洋洒洒，鞭辟入理，许多大臣都表示赞许，于是成帝下诏不准庾亮转移防地。

八月，南昌文成公、太尉郗鉴病重，将幕府事务交给长史刘遐，自己上疏乞求卸职，且说：“臣所统领的人员错综杂乱，一般来说北方人居多，他们有的是受威逼迁来的，有的是新近归附的，百姓心恋故土，都有落叶归根的心愿。臣宣扬国家的恩德，好生晓谕他们，给他们田地住宅，这才逐渐使他们安定下来。听说臣病重，人心骚乱，如果真的向北渡江而去，必然引起敌人侵犯。太常蔡谟平简贞正，为时望所归，臣认为可以出任都督及徐州刺史。”成帝遂下诏任蔡谟为太尉军司，授予侍中。不久，郗鉴去世，当即任命蔡谟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州、兖州、青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假节。

当时左卫将军陈光请求北伐石赵，成帝下诏派陈光进攻寿阳（今安徽寿县）。蔡谟上疏说：“寿阳城小但坚固，从寿阳至琅玡，城墙相向，一城受敌，各城必然来救援。再者，君王的军队在路途上需要50多天，先锋还没到达，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敌贼的邮驿，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传递消息，那么黄河以北的骑兵，就完全可以赶来救援。以白起、韩信、项籍那样的勇将，还要挖断桥梁，焚毁舟船，背水而战。现在想把舟船停泊在水港中备用，领兵前往敌城，前方面对强敌，回头顾望归路，这正是兵法之大忌。如果进攻不能取胜，胡虏的骑兵突然到达，恐怕中行桓子不知所措，士兵争船渡河，以致被砍断的手指可用手捧的局面又将重演。现在陈光统帅的都是宫中精兵，应该让他们到那里都是只有出征但不交战。现在却屯兵于坚城之下，用国家的宫中精兵攻击敌人的下等城邑，取胜得利则甚微而不足以给敌人造成多大伤害，失败则损失惨重足以有利于敌寇，这恐怕不是周全的计策。”伐赵之事这才中止。

咸康八年（342），石虎在青州建造几百艘船只，袭击东西沿海各省县，滥杀无辜，东晋朝廷深表忧虑。蔡谟派遣龙骧将军徐玄等镇守中州（治所在今河南新安），并施行悬赏，许诺如果缴获敌军大船，赏布千匹，缴获小船，赏布百匹。当时蔡谟统率7000余人，戍卫东自土山（今陕西富平西北），西至江乘（今江苏句容北）的广大地域，镇守8所，城垒共11处，烽火楼相望30余处，随机应变，周密设防，没出什么漏洞。

永和元年（345），穆帝司马聃继位，因他年幼，皇太后临朝听政，征召蔡谟入京授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兼领司徒，与会稽王司马昱共同辅佐朝政，接着代替殷浩任扬州刺史。不久升任录尚书事，仍旧兼任司徒。起初，蔡谟谦让，不聘用属吏，穆帝下诏三番五次敦促、逼迫后才选取了掾属。

永和五年（349），后赵王石虎病死，中原大乱。当时东晋朝野上下都认为光复中原指日可待，只有蔡谟对他的近人说：“胡人被消灭确实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然而恐怕这给朝廷带来了忧患。”听的人问：“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蔡谟答道：“能够顺应天意，掌握时机，把百姓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如果不是最杰出的圣人和英雄是不能承担的。与其过分自负，则不如老老实实地衡量一下自己的德行与力量。反观如今讨伐赵国之事，恐怕不是当今的贤达之辈就能办成的。如果只能步步为营、分兵攻守，这是以劳民伤财为代价来炫耀个人。最后终会因为才能和见识粗陋平庸，难遂心愿、财力耗尽，黔驴技穷，怎么能不给朝廷带来忧患呢！”

永和五年（349），蔡谟升任侍中、司徒。他上疏力辞：“臣下自我反省，从前凭借皇上错爱，窃居要津，深感惭愧，然而素餐尸位却恩宠更重，诽谤日多却荣耀复加，使臣对上有损圣朝栋梁之名，对下增加微臣无功受禄之罪，惶恐战栗，无地自容。乞求皇上明察，收回恩宠，改正谬误，以正视听。”太后下诏答复，不予允准。蔡谟仍然坚决推辞，他对亲信说：“我若任司徒，将为后世耻笑，所以在道义上不敢就任啊。”以后三年间，诏令多次下达，太后也派人去说明意图，蔡谟最终还是不接受任命。永和六年（350）他又上疏，以患病为由乞求辞职，并呈上左光禄大夫、兼领司徒的印绶。一连上奏章表十余次。于是穆帝亲自临朝，派侍中纪据、黄门郎丁纂去征召蔡谟。蔡谟向他们陈说自己身患重病，并派主簿谢攸陈述自己愿意辞让的意见。从早到晚，朝廷派来征召蔡谟的使者往返十多次，然而蔡谟就是不去任职。当时穆帝年仅8岁，临朝一天，疲倦不堪。他怒气冲冲地对周围的人说：“所征召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朝会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太后考虑到皇帝和臣下们都很疲劳，就下诏说：“一定不来的话，就结束朝会吧。”中军将军殷浩奏请免除吏部尚书江虨的官职。会稽王司马昱给尚书曹下令说：“蔡谟傲慢地违抗皇上的命令，这是没有臣下之礼的行为。如果皇上在上卑躬屈膝，臣子在下又不履行君臣大义，那么也就不知道靠什么来处理朝政了。”

于是公卿们纷纷上书说：“蔡谟狂妄地对待皇上的命令，罪同叛逆，请求将他送交廷尉依法论处。”蔡谟惊恐万状，立刻率领他的子弟们到朝廷去叩头谢罪，并自己到廷尉处等待治罪。殷浩想处以蔡谟死刑，恰巧这时徐州刺史荀羡来到朝廷，殷浩就此询问荀羡，荀羡回答说：“如果蔡公今天被处死，明天就一定会出现齐桓公、晋文公那样举兵问罪的行动。”于是殷浩放弃了处死蔡谟的打算，下令将他贬为庶人。

蔡谟被罢官为民后，闭门不出，终日吟诵、教授子弟。数年之后，太后下诏说：“前司徒蔡谟因品德高尚、著称于世，行为有矩闻名遐迩，因此历事先朝，位至宰辅。因往年的过失，导致罢黜。从那以来，闭门思过，这确实符合大臣自我惩处的道义。兹任命蔡谟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派谒者仆射孟洪登门传达任命。蔡谟上疏推辞说：“臣因冥顽浅薄，过去愧受殊宠，素餐尸位多年，再加上违抗怠慢皇上诏令，应当阵尸于市。所幸蒙受宽大处理，想不到现在皇上又施加恩宠。但臣卧病在床，不能到朝廷上任。”从此便以病入膏盲为由，不再上朝晋见。

永和十二年（356），蔡谟病逝，享年75岁。穆帝下诏追赠侍中、司空，谥号文穆，并供给士兵千人送葬，民户70守坟。真可谓身后备极殊荣，无以复加。

蔡谟博学多识，对于礼仪制度多有厘定。他的文章奏疏，有集子刊行于世。他总结东汉应劭以来注班固《汉书》的成果，加以集中诠释，但拘泥于书本，缺乏生活常识。蔡谟起初渡江时，见到彭蜞大喜，说：“螃蟹有八只脚，这里的多了两个钳夹。”让人烧煮成菜，狼吞虎咽下去后不久，便大吐不止，这才知道并不是螃蟹。后来他拜访谢尚（谢安从弟），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谢尚大笑不已，说：“您没有读透《尔雅》，差一点因为《劝学》而送了命。”

蔡谟性情方正刚直、不媚世俗。丞相王导曾作女伎，大摆筵席。蔡谟恰巧在座，大为不快，挥袖而去。王导也十分尴尬狼狈。

蔡谟处世诚实厚道，谨小慎微，遇事总是过于防微杜渐。因此时人戏称：“蔡公坐游船，解下衣带，把船系在腰上。”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