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衮(729年—783年),唐代宗时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夷甫,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玄宗天宝末进士,历任太子正字、起居郎。宝应二年(763),迁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代宗永泰元年(765),进中书舍人。文章俊拔,名重当时,与杨炎同为中书舍人,时称“常杨”。性清直孤洁,不喜交游。时宦官鱼朝恩恃宠弄权,衮多次上疏反对宦侍身兼多职。代宗大历元年(766),授礼部侍郎。时中官刘忠翼权倾内外,泾原节度使马璘又战功卓著,其亲朋子弟求托两馆生,衮皆执理拒绝。大历十二年元载被杀,拜他为相,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杨绾同掌枢机。绾弘通豁达,衮颇务苛细,以清俭自诩,与绾志趣径庭。时代宗专任绾,衮恨之。及绾卒,始执政柄。政事堂有后门,盖宰相往返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博采众议时过道。衮堵绝其门,不相往来,以示尊大。当时朋党交争,贿赂风行,非财势大家无以入仕。衮杜绝贿赂请托之风,排斥权要钻营,凡非文辞登科第者,皆斥退不用。代宗死,因与中书舍人崔祐甫争论丧服轻重,奏贬祐甫为河南少尹。德宗即位,怒其专擅,大历十四年被贬潮州刺史。建中初年,杨炎为相,素与衮善,起为福建观察使。德宗建中四年(783)卒,终年五十五岁,赠左仆射。有文集六十卷。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京兆府三原(今陕西三原北)县丞常无为喜得贵子。常无为本人“无为”,只做到了一个八品的低级官僚,但他却望子成龙,因而为儿子取名“衮”。衮是古代帝王和三公所穿衣服的统称,常无为为儿子取了这么个名字,其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即希望儿子将来能陪伴君主或三公。而常衮不负父望,后来果然位极人臣,常无为也父以子贵,被赠官仆射。
常衮在号称“开天盛世”的开元、天宝年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期,当然,在这期间他也发奋读书,学业有成。天宝十三年(754)冬,26岁的常衮参加了进士科的考试。次年春季揭榜,常衮中了本科状元。唐朝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就是说30岁考取明经,已经算是年老的了,而50岁考中进士,还算是年少。因此,常衮以27岁进士及第并夺得本科状元,在当时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常衮进士及第后,又顺利地通过了吏部试,然后被授予一个正九品下的太子正字的官职。太子正字是东宫的属官,职责是校雠刊正东宫的文章典籍。当时东宫太子是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常衮在入仕后不久,就遇上了唐王朝历史上空前的一场大乱——安史之乱。次年七月,叛军攻破潼关,唐玄宗率众出逃。马嵬之变后,玄宗南下川蜀,太子李亨则北上灵武。常衮作为东宫属官,当然也随太子北上。不久,李亨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拥戴下即帝位,是为唐肃宗。乱中夺取帝位的唐肃宗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的皇帝宝座,必须要有一批有才识又忠于自己的良臣的辅佐,于是常衮这位昔日的东宫官也被肃宗提拔起来,由太子正字升为职掌侍从讽谏的补阙。不久,又被任为起居郎。起居郎为从六品的官职,职掌天子的起居法度,每逢天子登朝发布诏令时,起居郎即拜俯在陛阶前细心聆听,将皇帝的诏命记录下来,于季末交给国史馆,以供修史之用。从表面上看,起居郎不过是皇帝的高级文书,但由于它可以直接聆听天子的声音,又担负着将皇帝诏命记录下达的重任,不是皇帝亲信可靠之人,不是文思敏捷的翰墨名流是不可能获此清职的。由此可见,常衮在肃宗的心目中,虽非李泌、房琯等人可比,却也决非等闲之辈。
然而常衮在仕途上真正的飞黄腾达,还是在代宗即位以后。
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死,太子李豫即帝位,是为代宗。代宗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广德元年(763),常衮被召入翰林院,任学士,并迁官考功员外郎中、知制诰。永泰元年(765),又迁升中书舍人,进位五品。当时与常衮同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还有杨炎,二人职务相等,志趣相投,才略相当,史称从开元以来起草诏敕优美者,时称常、杨。
常衮在担任中书舍人期间,不仅以起草诏敕而闻名,而且也干了几件震动朝野的大事。
大宦官鱼朝恩,势倾朝野,百官不敢得罪于他,甚至连皇帝也要让他三分。大历元年(766)八月,鱼朝恩又觊觎上了国子监的职务,代宗迫于无奈,就要任他领国子监事。宰相元载和王缙虽然觉得这有辱国子监的形象,但慑于鱼朝恩的权势,都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常衮不避权势,向代宗奏道:“成钧(即国子监,武则天时曾一度改国子监为成钧)之任,应当以学深德高的名儒来充当,这是圣人的遗教。而今以宦官充任此职,实在有辱斯文,玷污圣教,望陛下以天下文运为重,万万不可以朝恩领国子监事。”当然,在鱼朝恩军权在握、气焰熏天的时节,常衮的一纸奏章很难与之抗衡,鱼朝恩领国子监事的诏书最终还是下达了,但常衮不避权势、敢于向鱼朝恩挑战的勇敢行动,却博得了朝野上下的赞誉。
十月十三日是代宗皇帝的生日。这一年,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等向代宗祝寿,共值钱24万。常衮又向代宗上疏道:“从前汉文帝过生日,臣下送来千里马,汉文帝瞧都不瞧就打发回去;晋武帝诞辰,愤然将臣子送的雉头裘焚毁;南朝宋高祖为了惩戒奢侈之风,在寿宴上击碎琥珀枕。这三位君主算不上绝顶圣明睿智之人,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都能清俭自律。陛下圣明睿智超过他们万万,愿陛下也能却浮华,退寿礼,此诚旷代明主之举,望陛下三思。如今各道节度使争相给皇上贡献厚礼,此风一开,世道大坏。况且各道节度使、刺史自己不能男耕女织,他们所献的寿礼,都是从百姓那里搜刮而来,实际上是把百姓的怨恨都集中到了陛下的身上,望陛下将上述物品都送还诸道。”当然,面对这巨额的财宝,代宗如何肯释手?最终还是如数收下了各道的寿礼。
代宗信奉佛教,宰相元载、王缙更是佞佛成僻。朝廷作出了表率,各地也就竞相修建寺院、写经造像,所费钱财更是不计其数。为此,常衮又上言:“当今天下军旅未宁,京畿户口十不存一,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盼望陛下能把他们从倒悬中解救出来。而寺庙道观写经造像,焚帛埋玉,朝廷赏赐僧侣、道士、巫祝之流,岁以巨万计。若用这些钱去购买刍粟,减免贫民的赋税,天下因此而获得的福祉将比南山还高,比东海还深,岂是念经诵法、写经造像可比?”代宗虽不用其言,却也嘉奖常衮的忠心和正直敢言,下诏升他为礼部侍郎。
礼部侍郎是正四品上的官职,它是唐朝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唐朝后期,科场中请托舞弊成风,一些头面人物都把他们的亲朋故友或他们的子弟向主考官推荐,要求照顾。常衮任礼部侍郎时,宦官刘忠翼和泾原节度使马璘各为亲戚请托,要求录取他们为进士或入弘文、崇文馆为学生。刘忠翼是当时仅次于鱼朝恩的大宦官,权倾内外;马璘则是屡立战功的功臣,代宗对他恩宠莫二。但是二人都在常衮面前碰了大钉子。常衮为了维护科举考试的尊严,一口回绝了刘忠翼、马璘的请托,当然也准许他们的亲戚参加考试。然而这两个权贵的亲戚本是几个酒囊饭袋,并不敢真正前来应试。常衮的这一举动,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畏,就连一些功臣显贵,也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唐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曾借回纥兵援助,战争结束以后,一些回纥将士便留在了长安,他们创设邸店,建造寺院,在长安定居下来。其中有一些回纥人恃功不法,藏匿兵器,掳掠民女,一些在京的回纥使者,也横冲直撞,为所欲为。面对回纥的骄横跋扈,常衮又向代宗上言:“今西蕃盘踞于境上,经常侵入内地,有时竟深入京畿,如入无人之地。他们若与住在京城的回纥人连结,乘我不备,发动变乱,必然会酿成大祸,请朝廷早作防范。”代宗完全赞同常衮的意见,然而由于当时唐朝衰弱,不敢得罪于回纥,也就不敢采取强硬的措施,因此回纥人在长安的不法行为有增无减。
大历十二年(777)三月,宰相元载和王缙得罪,常衮与吏部尚书刘晏、御史大夫李涵一起审理。其实,案子是代宗早已定好的,常衮等人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最后的结局是,元载被诛,王缙免死贬官,而常衮则在一个月后与杨绾同日拜相,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绾做相不到半年就病逝,剩下常衮一人独掌朝政。
常衮为相三载,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同杨绾一起奏请增加了京官的俸禄。此举本来是受到京官们的欢迎的,然而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常衮却偏激固执,任意用事。如他讨厌太子少詹事赵惎,便大笔一挥,将赵惎的官俸减为25千,比规定少10千;太子洗马位在太子文学之上,常衮有一个亲戚任太子文学,他便将太子文学的官俸定为12千,而太子洗马只有10千。常衮在这两件事上的“率情任性”,使人们对他有了几分微词。
京官俸禄问题解决以后,常衮又同杨绾一起建议代宗下令罢诸州团练、守捉使,限制观察使的权力,削减藩镇的军队,以加强中央集权。不过由于当时地方藩镇势力的强大,这些措施并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常衮当政后所做的第三件大事,是奏罢皇帝的赐食。原来,元载、王缙当宰相时,代宗为了显示对宰相的恩宠,每天从御厨中拿出一份御膳赐给宰相,足可供十多人食用。常衮以清俭自律,反对贪污浪费、大吃大喝,便拉上朱泚联合上奏代宗,请罢赐食。常衮说:“身为宰相,所得俸禄已多,不宜再受御馔。”代宗同意罢除赐食。常衮又打算辞免堂封。所谓堂封,就是朝廷赐给宰相的封邑钱,每年有3600缣之多。但常衮辞堂封的主张由于受到朱泚等人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对于常衮这两件清俭之举,有人大加讥讽,他们说:“朝廷以厚禄重赐以养贤,如果自己没有才德,应当辞位,而不应该辞禄。”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批评道:“君子以吃饭不做事为耻,常衮辞堂封,表明他心目中还有廉耻之分,比起那些一味只知贪恋官位、俸禄的人来,常衮岂不更好吗?《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象常衮这样的人,是不该妄加讥讽的。”
常衮为相后所做的第四件大事,是革除了卖官的弊政。
元载、王缙当政时,官以贿成,四方带着钱货进京贿赂求官者,无不如愿以偿,而囊中羞涩的读书人纵然是才华超人,进士及第,也难得一官半职。当时大官出自元载、王缙,小官出自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甚至元载、王缙的家人也公开纳贿。元载的妻子王氏、儿子伯和、仲武,王缙的弟弟、妹妹以及出入其门的女尼,都公开收受贿赂为人请托。常衮坚决杜绝这种卖官之风。他下令各衙门,今后凡是任命官员,必须严格甄别,对于那些不学无术之徒,即使花钱再多也不能授予官职。做官必须要有进士出身,否则,不管你是权贵子弟,还是寒门匹夫,一概不用。常衮的这一举动,虽然扭转了过去卖官鬻爵的弊政,却也遭到了一片骂声:断绝生财之道的官员骂他;有钱买不到官的不肖文人骂他;才学满腹但没有进士出身的人也骂他。当时,京城长安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元好钱,常分别,贤者愚,愚者贤。”意思是说,元载爱钱,没钱的人被当作傻子丢在一边;而常衮重在分别出身,只要有了进士出身,呆子也能做官。由于常衮只重出身,从而把一些有真才实学但没有进士出身的人拒之于官场之外,同时也造成了朝廷官员的短缺。
但是,不管怎么说,常衮在三年的任相期间里,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比常衮生活的时代晚了近30年的唐人刘肃,在其所著的《大唐新语》里,给常衮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时常衮当国,竭节奉公,天下翕然,有升平之望。”考常衮如上事迹,也并非完全是溢美之词。
常衮担任宰相后,最初没有封爵,散阶也仅至正五品下的朝议大夫。后来郭子仪入朝奏说此事,代宗这才加常衮为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封爵河内郡公,以后又累加太清、太微宫使,崇文、弘文馆大学士等头衔,地位愈来愈重。
常衮的性格清直孤僻,不善交游,在当时朝中到处拉帮结派的风气下,他显得很不合群,特别是他同中书舍人崔祐甫的关系长期不和。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皇帝驾崩,德宗即位。唐代礼仪,皇帝驾崩,宰相要率领百官每天早晚各哭灵一次,而每次哭灵,群臣只要发了15声哀音就算尽礼了。常衮颇受代宗的宠信,对代宗皇帝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在哭灵时往往哀痛过度,也就忘掉了按礼致哀、适可而止的规矩,有时甚至半道返回又哭。
一次,常衮又在代宗灵前恸哭不止,几乎就要昏倒在地,被身边的从吏扶起。常衮在皇帝灵前的独特表现,早已引起了一些官员对他的反感,他们认为常衮是在故作姿态。现在又看到常衮这副悲痛欲绝的样子,人群中便冷冷地冒出了一句话:“臣子哭丧于皇帝灵前,难道还有扶礼吗?”常衮闻言,循声望去,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崔祐甫。因为是在皇帝灵前,常衮不便发作,便强压下满腔的怒火,指示百官退下。
接着,围绕着如何为代宗服丧的问题,常衮和崔祐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代宗在临死之前,下遗诏说:“天下吏民,三日释服。”常衮说:“按照《礼仪》,臣为君服丧三年,汉文帝进行更改,规定服丧期为三十六日。国朝从太宗、高宗以来,皆遵汉制。及玄宗、肃宗崩,始将服丧期改为二十七日。尽管当时大行皇帝都有‘天下人吏,三日释服’的遗诏,但群臣仍然服了二十七天的丧。今代宗遗诏所云‘天下吏民,三日释服’,应该是指地方官吏和庶民百姓而已。古代卿大夫从君而服,今在朝群臣亦应如此,随同德宗皇帝服丧二十七日。”常衮的这番话,有理有据,群臣莫不点头称是。唯有崔祐甫不同意,他说:“代宗遗诏,并无朝臣与庶人之别,只是说‘天下人吏,从接到敕旨后服丧,三日后释服’。那么朝野内外,哪里不是天下?所有百官执事,哪个不是吏职?所以德宗皇帝应服丧二十七日,而群臣应当服丧三日。”二人各引经据典,争执不下。
常衮在哭灵时受到崔祐甫的讥讽,已经憋了一肚子的气,现在见崔祐甫仍跟自己过不去,便要行使自己宰相的权力。他回到政事堂后,立即起草了一份贬谪崔祐甫的奏章,说崔祐甫任情变礼,轻议国典,请贬为潮州刺史。常衮在奏章上同时署上了挂名宰相郭子仪和朱泚的名字。
刚刚即位的德宗皇帝在接到常衮的奏章后,认为对崔祐甫的贬谪太重,改为河南少尹。而郭子仪和朱泚并不知道常衮在奏章上署上了他们的名字,反而向德宗上言,说崔祐甫无罪。原来,从肃宗以来,就形成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制度:当班宰相在遇有奏章诏书时,若非事情重大,有权代署轮休宰相的名字。所以常衮这样做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何况郭子仪和朱泚本来就是两个只拿俸禄不管事的挂名宰相。然而德宗并不清楚这条不成文的制度,认为这是常衮在欺诓自己,一怒之下,罢去常衮的相位,贬他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当时百官都穿着丧服序立于月华门,制出之后,大家无不感到震栗。
常衮怀着抑郁的心情离开长安,踏上了贬黜的道路。他在潮州呆了三个月后,大历十四年八月,他的好友杨炎入朝做了宰相。杨炎没有忘记他这位昔日的好友,建中元年(780),奏迁常衮为福建观察使(治福州,今属福建)。唐代的福州当然远比不上长安的繁华,但比起潮州来,还是要好一些,而且观察使较刺史,官职也升了一大截。所以常衮的心情是舒畅的。
常衮在福建任职四年。过去,闽人不知学,常衮到任后,建立学校,亲自为学生授课,教他们学作诗文,象宾客一样对待读书人,同他们一起游览宴饷。于是当地风俗为之一变,人人敬士好学。常衮到福建前,福建人考中进士的只有中宗时薛令之一人,以后百年中再无一人及第。直到贞元八年(792),经常衮亲自授学的士子欧阳詹才又考中了进士。以后,福建人进士及第者越来越多,到了晚唐,已和内地完全相同。所以后来福建人把常衮奉为学祖,在学宫里塑起常衮的塑像,每年春秋二季与孔夫子一道享受祭祀。
常衮于建中四年(784)在福建任上去世,终年55岁。德宗下诏赠官尚书左仆射。他有文集60卷,现大都收入《全唐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