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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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楚楠（1884年-1971年9月21日），原名连才，别号“思明州之少年”，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新加坡，是第一代侨生，他祖籍福建厦门，父亲陈泰早年到新加坡，开办“合春号”，经营木材和罐头、杂货。因主动把靠近新加坡河畔的房地产转让给当地政府建设码头、仓库，政府将该地区命名为“陈泰坊”以资纪念，现已成为新加坡市中心的繁华地区。

陈楚楠童年除进学校学习当地应用的英语与马来语外，还在家中补习中文，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二十一岁时，与兄陈连亩共同经营“合春园”种植橡胶，同林文庆的武林园、洛阳园、陈嘉庚的福山园齐名，成为早期推动新、马橡胶种植业的著名人物。由于他同新加坡维新派领袖邱菽园交往，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刊物，深受影响，一时对康有为颇为崇敬，并参加林文庆、邱菽园组织的“好学会”，声援康梁的保皇立宪活动。曾以“思明州之少年”署名，投稿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和香港《中国日报》。1900年，维新派的武装自立军以“勤王”为号召，预定8月9日在湘鄂皖起义。因康梁的汇款未到而改期，后被清吏发觉，致使起义失败。当时传闻康有为盗用华侨捐款，这使陈楚楠大为失望。从此，他的思想开始转向革命。促使其思想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苏报》、《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书刊的影响。他经常与林义顺等人议论中国政局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逐步成为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1902年，新加坡华人牧师郑聘庭创办青年文化团体基督青年会。陈楚楠加以赞助，并在青年会中增设书报社，陈列多种报刊，任人阅览；自己也经常到青年会去讲演，结合宣传革命思想。是为南洋革命党人办书报社之始。

1903年夏，上海发生“苏报案”，陈楚楠与张永福、林义顺等用“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英国驻上海领事，请援引保护国事犯条例，拒将章炳麟、邹容引渡给清政府，以重人权。不久，他们又集资翻印邹容的《革命军》数千册，改名《图存篇》，由黄乃裳、林义顺携带回国，散发于闽南、粤东一带。

同年，陈楚楠通过《天南新报》编辑黄伯耀的介绍，与革命党人尢列交往。在尢的影响下，陈楚楠与张永福合资创办《图南日报》，自任报社经理，聘尢列为名誉编辑。创刊时尢列写发刊词，鼓吹反清革命，成为南洋华侨最早的革命喉舌。当时南洋革命风气未开，一般商人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多禁止其子弟及店员阅读《图南日报》。因此，该报的长期订户只有三十几份，平日销售量也只有一千份。为了打开局面，《图南日报》在迎接1905年元旦时，特印制精美月份牌分赠读者。月份牌上印有太平天国石达开写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以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对联，中间印有自由钟和独立旗。形式新颖，又富有爱国思想，颇受东南亚各地华侨工商界以及群众团体的欢迎，报纸的销售量也一度增至两千多份。这种月份牌流传到檀香山，孙中山见了大为赞赏，汇美元二十元给《图南日报》，购买月份脾，同时写信殷殷嘉勉，表示愿意与他们相会。

1905年6月，孙中山由欧洲取道新加坡赴日本，致电尢列约《图南日报》主持人相会。轮船停泊新加坡时，尢列便介绍陈楚楠、张永福等登船相见。当时因孙中山受当地政府限令离境5年的期限未满，经陈楚楠等往警厅担保，孙中山始得上岸聚会于小桃源俱乐部，商谈组织革命团体事宜。由于事前林文庆与黄乃裳的介绍，陈楚楠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已有初步了解，这次相会，对孙中山的革命气概和渊博学识，又获得深刻的印象，从而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心悦诚服地接受孙中山的领导。

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第二年6月，孙中山再次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召开大会，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基本会员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李竹痴、尢列等14人，陈楚楠被推选为分会会长。以后陆续加入同盟会的有丘灿文、黄乃裳、许雪湫、陈武烈、林文庆、陈嘉庚等四百多人。同盟会还先后派员分赴英、荷两属各埠设立分会。陈楚楠也受孙中山委派，与林义顺、李竹痴等到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和缅甸的仰光等地，设立了同盟会分会，在华侨中播下革命的种子。

1907年8月，陈楚楠与张永福、林义顺筹办的南洋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发刊。不久，即与保皇党控制的《南洋总汇报》展开革命论与君宪论的大论战。翌年3月，孙中山自河内移居槟榔屿路过新加坡，东京《民报》记者也群集南洋，一起参加论战，痛斥保皇谬论。《中兴日报》发行量猛增至四千多份，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在华侨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1907和1908这两年中，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发动多次起义，陈楚楠遵照孙中山的函电，积极筹款助饷，黄冈起义首领余既成败退香港，被清吏诬告入狱，陈楚楠曾为之筹集诉讼费用，汇交香港《中国日报》代聘律师为余辩护，后获胜出狱。云南河口之役失败，义军将士韦云卿等六百多人被越南政府遣送出境，前来新加坡。当地政府借口乱民入境有违殖民地禁例，不许登岸。几经交涉，由陈楚楠等出面担保，才得到入境许可。当时义军将士给养极为困难，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陈楚楠在郊区蔡厝港开设“中兴石山”（采石厂）予以安置；有不愿在石山工作的，则分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吡叻（又称霹雳）各埠的工厂、农场、矿山去就业。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陈楚楠欣喜不已。当时福建由于省库空虚，积欠军饷，地方不安，民心浮动，任福建筹饷局总办的同盟会员黄乃裳通电南洋要求支援。陈楚楠以新加坡同盟会老会长身份，和福建会馆共同召开大会，决议组织保安会，在一个月内筹得新币二十多万元，用保安会长陈嘉庚的名义汇回福建，安定危局。后陈回国，主持上海“华侨联合会”领导事宜，积极开展工作，开设华侨公寓，代办华侨所需事务，迎来送往，便利华侨归国探亲、扫墓；同时在《国民新闻》辟专栏，报道海外华侨动态，增进国内人民对海外侨胞的了解。

1917年，陈楚楠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受聘为军政府参议。1928年至1933年，陈任福建省政府委员，一度兼任实业厅长。他曾计划在闽创办银行，开发矿业和水产资源。但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把福建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处处加以掣肘，使陈无法施展其抱负。陈于1933年返回新加坡，并从此退出政治舞台，息影家园，不闻外事。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新加坡老同盟会员张永福被拉下水，出任伪政权的“国府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并奉命出使南洋。张永福与陈楚楠本为知交，关系密切，想罗致陈去南京，以壮伪政权声势。但陈不为所动，并晓以民族大义。

1971年9月21日，陈楚楠因病在新加坡逝世。著有《晚晴园与革命史略》，为南洋同盟会的早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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