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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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琦（712年—782年），唐肃宗朝户部侍郎、山南五道度支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禹珪，京兆长安（今陕西长安）人。少孤，事兄华，敬顺过人。以吏干才能仕进，以富国强兵之术自任。安史乱起，玄宗奔蜀，他为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奏事蜀中，建议玄宗整顿财务，尤重江淮赋税，并荐自己堪任此职。玄宗授其为江淮租庸使。不久，又兼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御史中丞。改盐法为官收官卖，禁止私运；旧业小贩，免其杂役，为官府当差，使盐价逐日上升，“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为唐代著名理财家。肃宗乾元元年（758），又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使用。乾元二年拜相，以本官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与“乾元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使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时谷物腾贵，饥民遍野，盗铸争起，朝臣以为是他变法造成的，故群起反对变革。同年十月罢相，出贬忠州长史。又被人诬告“受黄金二百两”，流放夷州。代宗即位，召复为朗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不久，改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判度支等职，前后理财达十余年。

安史之乱严重地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黄河中下游的人民，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洛阳城内的宫室，十不存一；周围数百里的州县，一片废墟。唐政府的库藏日趋枯竭，百官及军队的供应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急需有强国安民之术的栋梁之材为国分忧。第五琦正是在此背景下踏上高位的经济之臣。

第五琦自幼失去父亲，与哥哥第华相依为命，他尊敬顺从兄长，为邻里乡亲所称扬。第五琦从少年就关注社会生活，具有富国强兵的远大志向。他刚踏上仕途时，曾在韦坚属下谋事。韦坚被李林甫陷害后，他受到牵连，长时间得不到升迁。他后来得到太守贺兰进明的器重。安禄山叛乱后，贺兰进明调任北海太守，第五琦被引为录事参军。安禄山很快攻陷了河间、信都等五郡，贺兰进明未立尺寸之功。玄宗闻报大怒，遣宦官督其出战，警告他说：“如不收复失地，定斩不饶！”贺兰进明惊慌失措，一时间没了主意。第五琦信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信条，建议贺兰进明以重财招募敢死之士，与叛军决一死战，结果还真的收复了被叛军所占领的郡县。

至德元年（756），第五琦进入蜀郡，第一次朝见太上皇李隆基即被委以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之要职。不久，又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乾元二年（759）三月，年仅31岁的第五琦又以户部侍郎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年十一月，入相不足一年的第五琦因事被贬为忠州长史。代宗时期复任户部侍郎、度支、京兆尹等职。第五琦一生曾掌管财赋十几年，是唐朝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之一。

肃宗至德元年（756），第五琦受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之托入蜀郡奏事。他在上玄宗的奏言中分析了当时形势的轻重缓急，他说：“当今急务在于用兵打仗，军队的强弱在于赋税的众寡，朝廷赋税来源主要靠江淮地区。”他向玄宗表示，如果能委任他掌管江淮财赋之职，一定能设法保证官军粮饷之需。第五琦的宏论使处在财政危机中的玄宗大喜过望，当即就诏命他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在第五琦的全部理财活动中，整顿改革盐法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盐铁既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又是历朝所重的财赋之源。第五琦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整顿：首先，确立国家对盐的专收专卖制度，制订了惩治私自煮盐卖盐的相关法律；其次，在产盐地区设立专管盐务的盐院，负责收购盐户所产，再转卖给商人，听其转贸四方；复次，鼓励过去的盐户和流民从事盐业生产，凡操此业者免除其他繁杂的徭役。经此改革后，盐价由每斗10钱增至110钱，其中的一百钱是政府所得的盐税。由于盐的经销由官府所垄断，所以国家的税收有了明显的增加。这就是史籍中所说的“不增加百姓赋税而保证政府支出”的根本原因和本质所在。

第五琦在任江淮租庸使期间，也能根据实情，斟酌利害得失，变通处理遇到的一些复杂社会经济问题。当时的中原地区战火不断，不仅军队物资极端短缺，即使在江淮地区筹集到的租赋也难以经由原来的漕路运至阵前。对此，第五琦又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将征收的以粟米为主的租庸变卖为较易运输的钱帛；其二，重新开辟漕运路线，避开硝烟弥漫的中原地区，将大量钱帛装船后，逆长江而上，然后转经汉水运抵汉中，再由汉中王李瑀陆运到扶风。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官军的供应，支援了前方平息叛乱的战争。

正由于第五琦在理财佐军方面的杰出才能，所以他在乾元二年被委以宰相之要职。

在第五琦担任京兆尹的永泰元年（765），关中一带的小麦获得丰收。第五琦又依古代什一而税的旧制，奏请增加夏粮税收，建议十亩之产征其一亩为税。政府的税收虽然增加了，但却大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造成百姓避税逃亡的社会问题。因此，这种税法实行一年后即被迫取消。

第五琦的理财举措，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代，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深刻影响。

财赋是一个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密切相关的复杂问题，它关系到国家、人君、百姓等各个方面的利益。第五琦的理财活动所关心的仅仅是人君与战争的需要，因此，损害百姓利益的现象屡有发生，违背社会经济规律的事件并不少见。

第五琦在担任江淮租庸使之初，就兼管着其他领域的赋税。那时，吴地的海盐，蜀郡的丝麻、铜冶，均需按规定纳税。过去，各种租税运抵京师之后，全部储存在国库左藏之内，有关部门定期审查其收支情况，向皇帝报告库存数量。在安史之乱的战争中，武夫悍将以战争急需为借口，不时地支用左藏物资。针对这种情况，第五琦奏请将征调入朝的租赋统统存于大盈库，专供天子赏赐之用，并由太监主掌大盈库的收支情况。从此以后，天下的各种财赋成了皇帝一人的私产，有关部门既无权过问财赋收入支出，也无由得知国库的盈亏，使朝廷财政陷入混乱无章的境地。

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极大混乱的是第五琦对货币的整顿。在天宝年间，货币伪滥，私自盗铸钱币的现象屡禁不止。在当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除官钱“开元通宝”外，还有名之为鹅眼、古文、线环等多种伪劣之币。币制的混乱造成物价飞涨、国库空竭的严重后果。乾元元年（758），已任铸钱使的第五琦主持制造新钱“乾元重宝”。这种钱直径一寸，每缗重10斤。投放市场后，与“开元通宝”并用，每一个“乾元重宝”相当于10个“开元通宝”，因此又被称之为“乾元十当钱”。与此同时，朝廷还颁行了严禁私家铸钱的法律。第五琦坐上宰相交椅后，又命令再铸新币“重轮乾元”钱，其钱的直径为一寸二分，每缗重12斤。每个“重轮乾元”可兑换50个“开元通宝”。至此，市面上允许流通的货币有3种，而3种货币间的比价极不合理，严重违反了货币流通的规律。因此，第五琦屡次变易货币给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当时物价居高不下，每斗米值钱7千，因饥饿而死亡的百姓随处可见。私人盗铸钱币的现象也屡禁不止，仅仅几个月，因违禁盗铸钱币而被京兆尹郑淑清处死的就达800多人。实践证明，第五琦整顿币制的举措是失败的，为此他遭到包括文武百官在内的各方面的非议。乾元二年（759）十月，他终于因此而丢掉相位，被贬为忠州长史。

在第五琦前往忠州的时候，有人又上书朝廷揭发他曾接受别人贿赂的200两黄金，肃宗诏令御史刘期光前往调查审理。第五琦气愤地说：“200两黄金不过13斤重，我身为朝廷宰相，岂肯受他人之金！”不知刘期光是昏庸还是别有用心，他回朝后竟说第五琦已经服罪，这样，第五琦被除名后流放到夷州。

从乾元二年被贬，到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去世，整整40年间，第五琦虽然曾被重新起用，担任过地方和朝廷的多种职务，历事了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但由于历史和年龄的原因，第五琦再也没有作出对当时和后代有重大影响的事情。贞元十五年，第五琦去世，享年70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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