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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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1900年2月14日—1997年12月6日），30年代企业家，是民国年间一位杰出的新女性。出身贫穷，被卖入青楼。辛亥革命时期结识革命党人夏之时，一见钟情。后逃出青楼，受新思想影响，追求进步。在夏之时沉沦以后，毅然与之分离。以微弱的资本先后开办了纱管厂和锦江餐馆，并将锦江餐馆发展为上海主要餐馆之一，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迫入青楼

今天的上海延安东路，一百多年前是一条又脏又臭的墨汁般的小河，土名叫“洋泾浜”。在这条臭水沟的两旁，密密麻麻地拥挤着一间间低矮、破旧的小棚户。1900年2月14日董竹君就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渡过了她苦难的童年。

董竹君的父亲董同庆，江苏南通人，逃荒到上海，以拉黄包车为业。母亲李氏，江苏吴县人，流落上海后，以作零工、当娘姨为生。由于贫病交加，董竹君的弟弟妹妹都先后夭折，这位小名叫“阿媛”的机灵漂亮的小姑娘便成了“独生女”。因此，起早贪黑的双亲节衣缩食，居然让她进了一个收费低廉的私塾。勤劳能干的母亲在帮工之余，总是把那间破旧的小棚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年幼的阿媛尽管一年到头难得穿一回新衣服，却总是清清爽爽，打了补丁也不碍眼，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皮肤白皙无瑕，穷邻居们都称她为“棚户小西施”。

阿媛十岁那年，祸从天降，父亲得了伤寒，长时间在死亡线上挣扎，原本拮据的生活愈加困顿不堪。家中能卖的都卖了，能当的都当了，而父亲依然卧床不起，无奈只好举借一种叫“印子钱”的高利贷。“印子钱”快借到300大洋时，父亲的病终于好转，但已瘦得不成人形，几乎连行走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董家依旧靠借债度日，生活一天天走向绝境。

为了偿还高利贷，父亲只得忍痛把董竹君以300大洋押给“长三”堂子去卖唱，做“小先生”，期限为三年。“长三”堂子是当时上海的头等妓院，由于阔绰的客人们在这里吃花酒、打牌，常常每人要付三份银子，再加上堂子里每年端午、中秋、过年三次结账，俗称“长三”。“小先生”又叫“清倌人”，都是没有成年的小姑娘，只给客人们唱唱戏，侍候客人们吃吃花酒。只有“长三”这类的头等妓院才有“小先生”，其他等而下之的“幺二”堂子、“咸肉庄”、“花烟间”就没有了。年幼苦命的阿媛别无选择，在学了半年唱戏后，年仅13岁的阿媛顶替杨兰春的艺名开始了卖唱生涯。

也许是老鸨的宣传绝招奏效，头一天在小杨兰春名下，就出人意料地收到了30多张局票（局票即客人预定卖唱的“小先生”于何时何地相会的条子，唱一曲一元大洋）。于是，小杨兰春被梳洗打扮得如花似玉般，在随身阿姨的陪伴下，坐着崭新阔气的专用黄包车，从一个地方唱到另一个地方……这奇迹般的“开门红”使小杨兰春身价倍增，成为“红人”。从此，每天总要从一早唱到夜半12点以后，才能回堂子休息。一天下来，总是腰酸背疼、嗓子沙哑，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倒在床上直不起身来。第二天还得照常赶场……

时间在煎熬中向前推移，痛苦像一座望不到顶的大山，越来越重地压在阿媛那颗破碎的心上。在她的心目中，唯一可以讲心里话的亲近人，只有随身的孟阿姨。每当阿媛黯然泪下的时候，善良敦厚的孟阿姨总是细心劝慰，给她讲故事，并鼓励她坚强地面对生活。通过孟阿姨断断续续的讲解，她才知道所谓的“三年期满，立刻回家”纯属圈套，全是骗人的鬼话。老鸨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要想跳出这一火坑，唯一的办法是找一个好人嫁出去。

“找个好人嫁出去！”阿媛心里思忖着：到堂子里来的人不是阔佬遗少，就是富商财主，在这帮人中找好人岂不比披沙拣金还困难吗？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结束不久，“长三”堂子断断续续来了一些革命党人，和别的客人不同，他们并不天天跟妓女混在一起，而是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彻夜长谈。其中，有一位叫夏之时的四川人，看上去约莫二十五六岁，身材高壮、眉眼清秀、两目炯炯有神、姿态英俊、性格豪放。他一见到阿媛，就被她那忧郁、美丽、温顺、善良的气质深深吸引，因此差不多天天围着阿媛转，对她的身世深表同情，并经常劝她多读书、了解国家大事。经过多次倾心长谈，阿媛知道了他是四川合江县人，曾在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读书，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以前的多次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成都发动起义，在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并任副都督，是辛亥革命元老级人物。夏之时的爱国激情、勇敢和热忱也深深感动了情窦初开的阿媛，两颗年轻的心靠近了……

在孟阿姨的帮助下，不久夏之时向老鸨提出赎出阿瑗的要求。不料，心狠手辣的老鸨一张口就是3万大洋。阿媛看着垂头丧气的夏之时，斩钉截铁地说：“什么3万，一个铜钱也不要给！你等一等，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你拿钱赎我，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做夫妻，要不多难听！”

第二天，阿媛开始“罢工”：不吃，不喝，不梳洗，不起床，只是哭，不管有多少堂差和多少局票，一概拒绝。老鸨心疼这棵摇钱树，不敢用硬的。因此调开了孟阿姨，并把阿媛送到西藏路一条弄堂的一幢楼房内，派一男一女轮流看守。机警聪明的阿媛假装屈服，以麻痹看守。终于，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她谎称要吃水果，支走看守，逃了出来。当气喘吁吁的阿媛推开夏之时所在的旅馆房门时，夏之时惊呆了，半晌才反应过来。随即雇辆黄包车，火速赶到日租界的松田旅馆。

几天后，就在松田旅馆内，董阿媛身穿一袭法式白色洋纱长裙，着一双白色半高跟皮鞋，头挽法式发髻，夏之时身穿一套黑色长礼服，白色衬衫，黑领结，黑皮鞋，几个患难与共的朋友既是贺喜，又是证婚人。这闪电般的文明结婚，对于年仅15岁的董阿媛来说，是喜，是惊，是苦，还来不及回味，就已变成现实。

鉴于时局日益紧张，几天后，夏之时、董阿媛同其他革命党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登上开往日本神户的轮船。

二、从日本到四川

抵达东京后，夏之时和阿媛在郊区租了一幢小独院，开始了异国生活。

尽管身处异邦，语言不通，还受到一些日本人的歧视，而且夏家很少接济他们，生活十分拮据，经常处在依靠当、押为生的日子里。但对于刚冲出樊篱的阿媛来说，这一切的困难同自由的生活和夫妻间相濡以沫的感情相比显得微乎其微。

尤其令阿媛兴奋不已的是，夏之时为她聘请了四位家庭教师，开设了数理化、史地、日语、中文等科目教她学习，中文老师还正式给她取名为“董篁”，字竹君。从此，在家闭门苦读。在夏之时的影响下，她开始关心革命形势和政治时局的变化，每天大量阅读《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进步刊物，常常到深夜都不休息。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夏之时认为国内革命高潮已到，决心回国参加讨袁运动。1916年春末夏初，他兼程由日本返川，董竹君则继续她的留学生活。一年之后，董竹君在日本读完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正当她准备补习法文、到法国求学时，突然收到丈夫夏之时的电报，说他父亲病了，要她立刻回四川合江老家。

因此，董竹君结束两年的求学生涯，坐船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经过两年时间的磨炼与充实，董竹君已从当年的青楼“小先生”杨兰春成长为一名具有文化素养、积极上进、倾向革命、有主见的新女性。在上海，董竹君同双亲见了一面。看到依旧憔悴不堪的双亲，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但她只能劝慰道：“待我先回四川去看看，慢慢一定把你们接过去。”

1918年初春的一个阴雨天，董竹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夏之时的合江老家。夏家是一个封建保守的大家庭，人口众多，矛盾纷杂，他们对青楼出身的董竹君持冷淡态度。为了取得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认可，避免他们说自己“下贱胚”、“下江人（指长江下游的人）好吃懒做”。董竹君决定坚守忍耐、公正、勤劳的处事原则。第二天，不顾旅途劳顿的董竹君便亲手操持家务，以迎合婆婆与家人。从此，她每天一早先侍候丈夫出外办公，然后，就开始学缝纫、结绒线、绣花、烧菜、洗衣、帮助招待亲友，晚上亲自教子侄女们读书，给他们洗漱，安顿他们入睡，还要帮总管上账……一切忙完之后，才能上床休息。董竹君的知书达礼、贤惠能干终于获得夏家上下的认可。几个月后，夏家为表达正式接纳之意，正式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仪式。从此，董竹君便成为夏家的正式成员，三亲六眷无论大小事情，凡解决不了的都要找她商讨。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董竹君凭借聪慧和勤劳逐渐成了当家人。

这一时期，四川政局风云变幻，1918年3月，军阀熊克武任川军总司令。为了加强个人军政权力，削弱异己，他开始着手统一整编川军。1919年上半年，身为“靖国招讨军总司令”的夏之时被正式解除军职，从此在成都赋闲。

赋闲之后的夏之时决定寓居成都，他出资1万元向当地一位富绅买进了东胜街一所大院。这所大院占地约三亩，大小房屋共约20间。经过细心布置改造之后，各室所用家具均以红木、柚木制成，陈设精致，色彩素雅，成为当时成都有名的豪宅雅居。1922年，为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夏之时将改建装修完善的东胜街大院以2。8万元出售，全家迁往将军街居住。以大院出卖所得又在当地购进并新建了100多间店铺出租，同时购置田地，以租金贴补家用。将军街住宅面积虽没有东胜街大，但结构讲究，全室均用柏木盖造，风格融合中西之长，式样新颖。

为布置这两处大院，董竹君可谓费尽心机！从一盆鲜花的摆放到用具式样的设计，从一幅字画的张挂到房间功能的定位，无不亲自动手。脱离封建大家庭的喜悦使她对未来独立自由的家庭生活无限憧憬，为了营造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环境，实现当初结婚时的梦想，董竹君任劳任怨地勤劳持家、相夫教子：

每天清晨起床，侍候丈夫，整理家务，教育子女，招待亲友往来，交际应酬，晚上登记账目，从不疏懒。夏天翻晾衣物、书籍、字画，举办丈夫的寿辰，过年酿酒，腌腊肉、香肠，准备酒菜，还要做各种蜜饯，四季的干湿泡菜、豆瓣酱、水豆豉，以及平时的伙食烹调、房间布置以及花草种植，稍有空闲还得缝纫、绣花……

然而，董竹君的日夜操劳并没能使她的梦想化为现实。

军政仕途的结束使夏之时心情变糟，脾气暴躁不安，大男子主义意识日益严重。昔日的激进和革命斗志已荡然无存，代之以封建军阀的堕落享乐心态。他每天只是打牌、抽鸦片，不仅不关心体贴忙碌的妻子，反而视温顺善良的董竹君为出气筒。有时，董竹君没空亲自侍候他的衣着饭食，便破口大骂，衣服洗得不干净、烫得不平，也要大发脾气，即使是箱子里拿出来的衣服，如果多一点皱纹，同样要冷言冷语，有时甚至动手打人。而且，他的思想日益保守，重男轻女意识十分浓厚，不仅反对董竹君看进步书报刊物，还反对妻子在4个女儿身上倾注太多时间和精力，仅支持儿子的教育计划。此外，对董竹君的双亲进行凌辱责骂更是家常便饭……丈夫的这一系列变化令董竹君心痛不已，她多么希望时光倒流，再重回夫妻情深意笃的岁月！但为了5个幼小的孩子，她委曲求全，对丈夫的一再无理处处忍让，想以忍耐和体贴去感化他。

为改变家庭状况，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董竹君于1924年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两年后又办起了飞鹰黄包车公司。创办实业后的她更加忙碌，但丈夫依然没有主动为她分忧，还是整天抽鸦片，和一些无聊的政客打麻将。因此，夫妻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三、独自奋斗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夏之时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遂于1928年春东下上海，以待时机。不久，鉴于川局动乱不堪、市面凋敝，董竹君结束了黄包车公司和织袜厂业务，将所有资金购置田产，与双亲和4个女儿由蓉启程去沪。

不料，丈夫对她的到来大为光火。夫妻俩对家务的处理分歧大大冲突起来，尤其是在女儿们的教育问题上更是针锋相对。董竹君据理力争，提出4个女儿必须接受大学教育，应留在上海读书，而重男轻女的夏之时则坚持要她带着家人回四川，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然而，为了女儿的前途，平时温顺的董竹君这次却非常倔强，坚持不让步。这令本来就因为再踏入仕途无望而心情沮丧的夏之时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之余，他将气全撒在妻子和女儿们的身上，对她们进行粗暴地谩骂和殴打。

丈夫的无理和冷酷使董竹君对这段自己极力维持的婚姻彻底失望，她冷静地提出离婚的要求。经过一番周折，在分居五年之后，1934年，董竹君和夏之时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夏之时离沪时没有给董竹君和女儿留下任何钱财，之后亦从未给女儿邮寄过分文抚养费。毫无经济来源的董竹君只能依靠典押度日，生活拮据不堪。但是董竹君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因为必须维持生活和孩子们的学校教育。同时，四川时的创业经验告诉她，资金只有运转后才可以再生利润。于是，她决定开办纱管厂。不久，董竹君将一条珍珠项链及其他物品变卖了800元钱，再四处奔波，终于筹集到4000多元，1931年春末在上海闸北创办了不满100名职工的群益纱管厂。

由于资金缺乏，群益纱管厂一投产便步履艰难。为筹集资金，1931年春，董竹君前往菲律宾马尼拉招引股份。一个月后，筹集到1万多元，遂将群益厂扩大至占地4亩、职工200多人的规模。然而，就在群益纱管厂业务渐有起色时，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突然进攻上海，群益厂在日军的炮轰下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这对董竹君来说，犹如晴天霹雳，200多职工的薪金和家庭开销顿时毫无着落。为重整产业，她日夜奔波，忙得焦头烂额。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1932年3月4日，为庆祝十九路军打了胜仗，一直倾向进步的董竹君兴奋不已，带着孩子们参加了游行。回来后还和暨南大学学生骆介庵继续畅谈政治军事形势。当夜，董竹君、骆介庵以及共产党员沙梅等同时被捕。

四个多月后，经女儿国琼及友人的帮助，并答应给法捕房2000元贿赂，董竹君被判为“政治嫌疑犯”，取保释放。因实在无法拿出这笔钱，刚出牢狱的董竹君只得带着三个女儿连夜逃往杭州，在西湖“陶社”隐蔽，以避受贿之人。一年后，才悄悄回到上海。

由于市面不景气以及董竹君出狱后行动不自由，无法公开活动，群益纱管厂旋即宣告清算结束。董竹君又一次面临失业的困境，全家老小七口又靠典当变卖来维持生活。母亲去世，父亲病重，失业，欠债，女儿的养育费，社会舆论以及捕房还未完全放弃勒索款等等，这一切的困境犹如一把把尖刀，每时每刻都向董竹君刺着。

四、风雨创锦江

就在董竹君为生活的重压逼得抬不起头的时候，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四川的李嵩高来到董家。当看到昔日富贵之家的督军夫人如今为生计走投无路时，一股同情心油然而生，他随即慷慨解囊，借给董竹君2000元钱。由于素昧平生，董竹君起初决意推辞，但李嵩高的侠义心肠很快让她消除疑虑，遂感恩领谢。这2000元钱，就是日后开办锦江饭店的最原始资本。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详细的市场调查之后，董竹君决定从事餐饮业，开办川菜馆。当时上海餐饮业中影响较大的主要为广东菜和福建菜，但这些餐馆内部装潢格调低俗，菜肴制作方面亦墨守成规。而一般的四川酒家因不重视菜肴改革，生意清淡。因此，深谙川菜的董竹君决定利用这笔资金开办一家川菜餐馆，以扩大川菜的影响。

1935年3月15日，位于大世界附近的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上，“锦江小餐”正式开张。

锦江，为四川名胜之一。由于有锦江绕城而过，故成都又名锦城。成都东门外有望江楼，唐代女校书薛涛曾栖身于此。董竹君将自己的餐馆命名为“锦江”，一则是为了借锦江这一名胜来扩大餐馆的影响；同时也隐喻自己与薛涛同为青楼沦落人，创业之艰难；而且，也希望锦江小餐的川菜菜肴像用锦江水漂过的蜀锦一样，更加鲜美，闻名遐迩，远播四方，兴旺发达。董竹君还将竹叶作为店徽，因为竹叶清雅，且和竹君名字相映照，含义深远。

正如董竹君希望的那样，锦江小餐一开张就取得了个开门红。开业那天，挤满了顾客，店内过道，厕所旁边，无处不加添座位。客人只能从头顶上互相帮助传递菜肴及菜单，盛况空前，一时轰动上海滩。

此后，锦江小餐这种座无虚席的景象几乎每天如此，门前车水马龙。就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及当时南京政府的要人和上海军政界的上层人物来吃饭也得等上很久。杜月笙更是锦江小餐的常客，几乎没有一天不来，但每次都须等上好一阵才能就座，这令他很不开心。于是便主动出面，为董竹君扩充营业解决房源问题奔忙，并为她在马路对面觅到了一幢合式楼房。董竹君将此开辟为锦江新店。然而，很快又有一个难题出现：扩充后的锦江新店与老店中间隔着一条弄堂马路，为了方便顾客，搞好营业，必须在弄堂上方架起一座连接新老餐馆的天桥，违背法租界工部局治安章程。董竹君只好再一次求助杜月笙。于是，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法工部局召开临时专门董事会，经讨论研究，决定发给锦江临时特许营业执照，自上海开埠以来，除永安公司天桥外，这还是第一次“例外”。无形中又一次扩大了锦江小餐的社会影响。

扩充后的锦江小餐更名为锦江川菜馆，比原来扩大了好几倍，总容纳量增至300人左右，工作人员也增加了几十人。然而，顾客依旧拥挤，订座牌每日上、下午均告满座，必须在三天前预定，门前的汽车停放从华格臬路东头直到西面转弯至南京大戏院门口。锦江川菜馆的盛况导致华格臬路一带地价暴涨，大小餐馆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开张：成都川菜馆、川味川菜馆、闽东园福建菜馆等共达11家之多，华格臬路成为上海菜馆一条街，晚上一改从前冷清的局面而变得热闹非凡。

锦江的空前繁荣当然和董竹君付出的努力与心血分不开。

首先，独特的装潢设计是异军突起的锦江川菜馆最吸引顾客的地方之一。当时上海餐饮业普遍未重视室内装修设计，而董竹君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细心及审美情致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改革餐厅内外装潢，精心布置，以招揽顾客。在她的精心设计下，整个锦江川菜馆的布置融合了中、西、日三种风格，情调别致。以连接三幢楼房成一体的南北通道为例：过道两端各有一间苹果绿色的小室，内置黑漆家具，正中天花板吊挂一只四方形、格子曲折的日本式灯罩。过道正中，有一东西向的天顶，与三楼的屋顶齐高。天顶是五彩宫殿式的，正中悬吊一盏圆形月光灯，灯的南北两旁是二楼雅室的窗口。窗外用紫金竹编成花絮架，里面栽花，过道两端安放着与小室相同的日本式灯罩。过道正中靠西墙部位挖一洞，洞中嵌玻璃缸，养有热带鱼，灯光映照下五彩缤纷，与鱼缸相对的东墙上有一扇长方形民族风格的窗户，下设收款处。从这一融合中日风格的通道，处处可见董竹君精心雕琢、追求完美的用心。

另外，董竹君勇于开拓。在她的主管下，锦江川菜馆拥有诸多上海滩乃至全国首创举措：在装修设计上大胆创举，用咖啡色柚木包装墙顶；厨房位置与众不同，除蒸菜等笼锅装置设在底层外，其余煎、炒、炸等操作厨房都设在屋顶，保证了空气的清新；餐具均印有深浅蓝色的竹花标志，且按不同性质、不同价格的酒席宴会，使用不同的餐具；在国内率先使用一次性的筷子，还在纸套内夹着饶有趣味的各种彩纸诗条，为顾客餐前助兴；特制有红木文房四宝匣，匣面用黄杨木镶上“双双燕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的诗句，内贮精造纸、墨、笔、砚；进行菜肴改革，注重菜肴的花色搭配，以增加顾客食欲；菜价分级等等。

因为锦江川菜馆无论在房屋、用具、茶点等方面都非常清洁卫生，所以很快就得到法租界工部局的A字执照，在当时上海领取此执照的中菜馆只有三家。二战结束时，首批到沪美军选择西人用餐的中国菜馆张贴记号，最先两家便是“锦江”和“新雅”。

随着营业日渐繁盛，董竹君决定扩大营业。经过一番细心调查，她发现当时上海格调高雅的喝茶场所不多，因此便决定开办一家茶室。1936年1月28日，锦江茶室在上海雁荡路正式开张，上、下午卖茶点，晚上卖酒菜。

同锦江小餐一样，锦江茶室一开张，就凭借装修格调的高雅、环境的温馨舒适、茶点菜肴的精美，每日顾客盈门，很快享有“铸情楼”之美誉。成为当时上海进步人士集会、商讨国事的场所，也是上海文艺界的“沙龙”、“工作室”，以至上海各界聚会的重要场所。

1935年3月15日锦江的出现震惊了上海饮食行业，开饭店的风气一时大兴。就连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也纷纷到上海开店。当时，香港、台湾、美国洛杉矶等地也都出现了冒牌的锦江餐馆。“董竹君”和“锦江”一起成为实业界响亮的名字！经常有外侨邀请董竹君去国外开设分店，当时国民政府亦准备在南京新街口拨地给锦江建造大厦，由中央银行贷款，增建锦江分店，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战火的迅速蔓延，上海很快沦陷于日军之手，一直支持并积极投身进步事业的董竹君成为日伪威胁拉拢的对象。1938年，董竹君曾出资与《大公报》著名女记者蒋逸霄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上海妇女》，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为免遭迫害，1940年冬，董竹君悄悄乘船逃往菲律宾马尼拉。

抵达马尼拉之后不久，在当地友人的建议下，董竹君准备创办锦江分店。岂料，局势突转，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马尼拉，身陷战火的董竹君只好再次漂泊异乡。直至1945年2月，董竹君才乘上一条日本红十字难民船，辗转经苏门答腊、日本九州、朝鲜、东北、天津、南京，历尽艰辛回到上海。

稍事休息之后，董竹君马不停蹄投入了对锦江两店的业务整顿。很快，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的营业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了大反攻阶段，中共地下党准备在上海创办一些印刷企业，以备新四军进攻上海时出版报纸、印刷文件和宣传品之用。董竹君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她先后出资创办了永业印刷所、协森印务局、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锦华进出口公司等企业。

五、泪水与微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竹君当选为上海市妇女代表。在她的辛勤管理下，锦江两店的营业再度迈向新台阶。

1951年春，遵照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委的决定，董竹君毅然将16年来含辛茹苦经营、价值当时15万美金（折合当时黄金3000两）的锦江两店交由政府接收，迁移至长乐路89号华懋公寓（俗称13层楼），更名为“锦江饭店”，店徽仍为竹叶，董竹君任董事长。6月9日，开业典礼隆重举行，锦江饭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可供中央首长、外宾食宿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安全场所。

1967年，董竹君被以“特务嫌疑”罪名逮捕，1972年被批准外出就医，1973年5月10日宣布释放，1979年3月29日获平反，恢复全国政协委员一职。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在北京去世，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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