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

0

杜预（222—285），字元凯，魏晋时期京兆杜陵（今属陕西西安）人。杜预出身于曹魏时期官宦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经学教育，尤专注于《春秋左传》，自称有“《左传》癖”，是中国经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经学家。杜预在军事方面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在晋统一天下时，在内出谋划策，在外统兵御敌，为结束三国战乱，实现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博学多通，明于筹略

杜预出身官宦家庭，年少好学，儒学修养很高，尤其对国家兴废之道多有关注和研究。杜预对此也非常自信，他曾说道：“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意思是立德我可能达不到，但立功、立言是可以的。杜预的出身像一把双刃剑影响着他的人生，这个特殊的出身给他带来良好教育的同时，也由于政治立场的问题，使他难以得到重用。杜预的祖父杜畿曾官居曹魏尚书仆射，父亲杜恕也官任幽州刺史，均是曹魏集团的重要人物。曹魏后期，司马懿、司马昭掌权，杜预的曹魏集团的政治背景，必定难以得到司马氏的重用。

曹魏正元二年（255），司马师病亡，司马昭掌权，已过而立之年的杜预终于有了进入司马氏阵营的机会。杜预阴差阳错，娶了司马昭的妹妹高陆公主，因妻而贵，他这才有机会获得司马氏政权的信任。杜预很快出任尚书郎，同时袭祖爵丰乐亭侯，迈出了他政治生涯最重要的一步。杜预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后因军事才能突出，升任参相府军事。

景元三年（262），镇西将军钟会伐蜀，杜预出任镇西长史，随钟会前往。景元四年（263），蜀汉平定。灭蜀后，钟会被大功冲昏了头脑，竟然谋反，他身边僚佐均死于这场变乱中，而杜预独以其明智而免于这场祸乱。杜预因祸得福，获增封邑1150户。咸熙元年（264），杜预受命与贾充等人制定律令，后来又为律令作注解，经过四年的反复修订，律令颁布天下，这就是著名的《晋律》，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显示了杜预在律令方面的才能。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建国号晋，建都洛阳，改元泰始。泰始年间，杜预任河南尹，受诏制定人才进退、官吏升降的考核办法，显示了他深刻的政治见解。

泰始六年（270），时任司隶校尉的石鉴对杜预多有不满，上奏弹劾，杜预被免职。此时，河西、陇右连年大旱，由于西晋政策失误，北方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起兵，率军进攻陇右地区，连败晋军。晋武帝司马炎起用杜预，任杜预为安西军司，派兵300人，战马100匹，后又加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骑将军、假节等。真是冤家路窄，由于战事需要，石鉴也前往边关，任安西将军，竟然是杜预的上级。二人怎么看对方都不顺眼，在对敌方针上也自然相左。石鉴命令杜预即刻出击，但是杜预认为敌军携战胜之余威，兵强马壮，而晋军此时正值困乏，应当休整，等待时机，来年春天一定会一举击败敌军，并且陈述了“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此举惹恼了石鉴，他奏议诬告杜预擅自修建城门和官舍，疲惫军队，并用槛车押送杜预至廷尉处，听候发落。此时，杜预皇亲国戚的身份保护了他。由于他的身份符合“八议”的条件，最后晋武帝决定以侯爵赎罪。石鉴坚持自己的战略判断，出兵讨伐秃发树机能，战局正如杜预所料，石鉴大败。

经过此事，朝廷上下一致认为杜预有谋略。此时，匈奴首领刘猛举兵反晋，晋武帝诏令杜预为散侯，在宫中出谋划策。没过多久，杜预又官拜度支尚书。杜预上奏的立藉田、建安边等50多条“内以利国，外以救边”的军政策略均被晋武帝采纳。

在灭吴之战打响之前，杜预在宫中协助晋武帝处理国家大事，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同时，他先后制定《二元乾度历》，在富平津建桥，制造失传已久的欹器，展现出他多方面的才能。杜预早期的经历，一方面显示了他高于常人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他的博学多通也令世人赞叹，人称“杜武库”。

突袭西陵，力主灭吴

司马炎称帝后，孙吴政权依然控制着东南地区，天下仍处于分裂状态。晋武帝一直有灭吴的雄心壮志，但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晋国的后方始终难以稳定。此时，朝臣中对待孙吴政权的态度分为反对伐吴和力主伐吴两派。其中许多重臣如太尉贾充等就反对伐吴，而主张伐吴的人寥寥无几，仅仅有羊祜、杜预和张华等人。

咸宁四年（278）八月，主张伐吴的西晋名将羊祜病重，入朝向晋武帝力陈伐吴主张。羊祜让晋武帝再次下定决心灭吴，甚至一度想派羊祜带病伐吴，但是未能成行。羊祜推荐了解自己平吴方略的杜预代替自己镇守襄阳，杜预也因此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兼征南军司。

十一月，羊祜不幸病逝，晋武帝命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主持伐吴之事。杜预整顿武备，修缮甲兵，展示兵威。杜预也时刻积极寻找战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发现吴国西陵（今属湖北宜昌）防备松懈，有可乘之机。杜预立刻挑选精锐部队，突袭西陵，大破镇守西陵的吴军。西陵是吴国的门户，是晋吴争夺的焦点。羊祜曾经为了攻下西陵，率八万晋军前往，却被陆抗的三万吴军击退。可见，攻打西陵的难度之大。

虽然杜预突袭成功，但仍未拿下城池。杜预决定智取，因敌制胜。当时吴国的西陵督张政作为吴国名将，以自己掉以轻心、不设防而导致吴军失败为耻，由于扯不下面子，竟然没有向吴主孙皓上奏此事。杜预得知大喜，他立刻决定为吴国君臣设计一出离间计，他将此战俘获的吴国士兵全部送给孙皓。孙皓得知张政隐瞒军情，怒不可遏，立即下令撤换张政，任命武昌监刘宪为西陵督。眼看晋军大军压境，吴国又临阵换将，这是兵家大忌，由此在军中造成了不小的震荡。在杜预看来，灭吴最好的时机已在眼前。

杜预命令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全军待命，只等晋武帝一声令下。他立刻上书晋武帝，请示伐吴日期，希望能够尽快出兵。结果晋武帝又出现了摇摆，他告诉杜预等到明年再起兵。杜预深知战机转瞬即逝，他认为此时是最好时机，立刻再次上表向晋武帝力陈灭吴是根本大计：“自闰月以来，吴国仅仅只是整饬军队，严加防守，并未有援军前来。以用兵常理和当下形势来看，此时吴国已经智穷计尽，肯定没有万全之策，那么吴国必定会选择全力守护上游，力保夏口（今属湖北武汉）以东，以图苟全。吴国根本不敢贸然增兵西陵而导致其国都空虚啊。而陛下错听朝臣的意见，竟然要放弃灭吴的天赐良机，若是此时纵敌，往后必定祸患丛生。灭吴是国家根本大计，若无十足的把握，一定不能轻举妄动。灭吴的方略必须要稳妥可靠，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若是成功，那么当可开创太平之基；若是不成，也可将损失降到最低，不过是耗费短暂的时间，陛下为何不试试呢？假如真的要等到来年，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的天时、地利、人和可能就会发生很大变化，与当下形势可能迥然有别，臣担心到时候会进退维谷。陛下往日的一些决策，都是命令臣等随边境变化而进退，这才是万安之举，没有丝毫倾败的忧虑。臣是一个老实人，只想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禀奏陛下，丝毫不敢以暧昧的意见而自取后患。真心希望陛下明察！”但是在朝中，贾充等重臣仍然坚决反对伐吴，晋武帝犹豫不决，无法最终下定决心。

杜预也预计到晋武帝在朝中可能遇到的种种状况，他也心急如焚，担心如此拖延下去会贻误战机。他需要帮助晋武帝来下决心，在同一月内他又上表，力主伐吴。他说道：“已故重臣羊祜与朝臣多有不同，他在伐吴问题上从不事先与其他人商量，而是经常与陛下秘密商议，共同决定，因此，他的很多主张与朝臣的分歧很大。凡事应当以利害相较，如今伐吴，我们手握十之八九的胜算，仅仅十有一二可能会无功而返，即使如此也不至于产生大的祸患。那么当下局势，为什么朝臣中仍有很多人反对此事呢？臣以为，那是因为谋略不是他们自己筹划的，所以即使伐吴成功，功劳也不是他们的而已，并且也放不下面子，不愿收回之前言论，便只能固守成见。近来一段时间，朝廷事无大小，人人发表意见，各种不同的声音蜂拥而起。臣以为，虽人心不同，出现此种状况亦是由于他们依恃陛下的仁慈，言谈者丝毫不顾虑后患，轻率表达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过去汉宣帝在朝中讨论赵充国的奏议，大家意见各有不同。赵充国成就大功后，宣帝斥责了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那些朝臣只能叩头谢罪，汉宣帝此举正是为了杜绝那些异议者。自今年秋天以来，讨伐吴贼的大好形势逐渐形成，敌人的败迹已露。如果我们无故戛然而止，孙皓看清形势，心生怯意，重新谋划，或者直接迁都武昌，修整江南诸城城防，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等到吴国大船都集结在夏口（今属湖北武昌），明年的伐吴之计就无从谈起了。”

当时，晋武帝正与中书令张华对弈，正好杜预的奏表送达。晋武帝与张华看完杜预的奏表后，事情出现转机。张华也是力主伐吴的重臣，他推开棋盘，向晋武帝非常恭敬地拱手，说道：“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

晋武帝思虑再三，咬咬牙终于下定决心攻打吴国。

灭吴之战，以计代战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诏令全国备战，大举伐吴。晋武帝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率20万晋军，水路并进，兵分六路，浩浩荡荡南下。由于晋国在兵力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同时吴国又有天堑长江作为依恃，所以晋国总体上只能采取分割牵制，重点突破的战略。

太康元年（280）正月，杜预亲率一军，从襄阳出发，陈兵江陵，蓄势待发。他派参军范显、尹林、邓圭等人率军沿江西上，授给方略，分别部署。由于杜预准备充分，部署得当，短短十来天时间，连克数城，战局发展完全符合杜预的战略预期。与此同时，杜预决定派一支精锐部队作为疑兵，以彻底摧毁敌人的斗志。他派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率800奇兵，泛舟夜渡长江，袭击乐乡（今属湖北松滋）。他们渡过长江后，白天多张旗帜，击鼓呐喊，晚上又在巴山上起火，多处出击军事要害之地。吴军上下根本无法判断晋军渡过长江的人数，人心惶惶，无心恋战，吴军都督孙歆尤为震恐，他在给吴军守将伍延书信中说：“北方的晋军，那简直是飞渡长江啊！我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那么多人！”

周旨、伍巢等率军埋伏在乐乡城外。当孙歆出兵抵抗晋国龙骧将军王濬所部大败而归时，吴军更是士气低落，军阵不整，编制混乱。埋伏在城外的周旨等人偷偷尾随孙歆的败军潜入城内，孙歆根本没有察觉，周旨等直接将孙歆擒于帐下。在杜预的部署下，晋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乐乡，当时军中传出称赞杜预谋略之语：“以计代战一当万。”

杜预率军进逼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当时江陵人知道杜预脖子上有瘿，又非常忌惮他的计谋。城中一些好事之人就在狗脖子上挂上一个大葫芦来侮辱杜预；他们每每遇到有树瘤的大树，就削白一处写上“杜预颈”，以此来侮辱杜预的长相。虽然吴人用各种方式激怒杜预，但杜预还是非常冷静地判断当下的局势、观察敌人的动向。这时，吴军江陵督将伍延假意请降，但在城中暗布兵力。杜预很快就发现其中有诈，将计就计，一举攻克江陵。城破之后，早已怒不可遏的杜预将这些侮辱他的好事之人全部杀掉。

吴国长江上游防线已经全面崩溃。吴国大势已去，各个州郡望风而降，州郡长官纷纷献出印绶，以示归服。杜预仗节称诏，安抚民众。杜预所部斩杀、生获吴国都督、监军14人，牙门、郡守120余人。杜预趁势迁徙将士以及屯戍之家，迅速充实江北，在南郡故地也都安置了长吏，荆州很快平定，社会恢复了正常秩序。

晋军势如破竹，灭吴形势大好，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如龙骧将军王濬谎报军功，上表声称自己得到吴将孙歆的人头，结果杜预却将孙歆完好无损地送到了京城，一时成为笑柄。这倒不是最关键的。当时，灭吴大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大都督贾充等一大批人竟然要收兵，停止进攻。晋军众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作战方略，贾充等人认为吴国根基很深，难以一举攻克，此时正值酷暑，暴雨就要来了，士兵水土不服，必定会发生瘟疫，应该等到冬天再次进攻。不仅如此，为了打击主战派，贾充甚至主张腰斩筹备粮运的度支尚书、中书令张华。一时，晋军进退无定，晋武帝也是犹豫不决。

杜预再次站出来，力主晋国应当克服万难，一举灭吴。杜预义愤填膺地痛斥：“昔日乐毅以济西一战的威势一举攻下强齐，如今我大军兵威已振，一路上势如破竹，一切困难也将迎刃而解，根本不需要再用力了。”杜预上表据理力争，晋武帝在杜预的力劝下，也看到了当下的有利形势，决定继续进攻。

此时暂归杜预节度指挥的王濬率领晋军水师主力迅速拿下了秣陵（今属江苏南京），晋军所过之处，吴军纷纷束手就降。杜预还命令他拿下秣陵后，直奔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当王濬到达秣陵后，又归王浑节度，而昏头昏脑的王浑此时竟然试图命令王濬停止进攻。认同杜预方略的王濬以江风太大，不利于战舰停泊为由，指挥晋军八万人，战舰风帆高悬，顺流直下，如箭离弦，迅速开往建业。吴主孙皓见晋军已经兵临城下，只得以“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的亡国之礼前来投降，吴国灭亡。战后，那些反对进军的大臣均以书信的方式向杜预谢罪，杜预只是云淡风轻地笑笑，没有计较。

孙吴既平，杜预得胜而归，因功晋爵当阳侯，封邑增至9600户。当然，灭吴之战，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毕竟是贾充，同时攻破建业的是王濬，所以仅仅统帅一路大军的杜预是否可以称为此战的指挥者，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杜预与晋武帝的特殊关系，无论是从战前时机的选择、战争中期的战略布局，还是力主一举拿下建业等几个关键点来看，无疑他才是这场战争指挥的灵魂人物。

文武并重，儒将风范

灭吴之后，杜预并没有居功自傲，他返回襄阳镇守一方。他向晋武帝陈述杜家累世的任职和职责，自称军事并非他的擅长，希望辞职，但是晋武帝并未允许。杜预奉命继续镇守襄阳这个军事要地。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所以仍勤于武事；同时，他又修立泮宫，施行文教。灭吴之后，他从不骑马，射不穿札，但每每朝廷遇到大事，杜预总是身居将帅之列。他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儒家经典的研究上，对五经中的《春秋》情有独钟，尤其喜爱《左传》，自称有《左传》癖。他先后撰写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春秋释例》15卷，唐代孔颖达等撰写《春秋左传正义》，正是在杜预《集解》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杜注是《左传》最经典的注本。

为了稳定江汉地区的统治，杜预决定向山上的割据武装用兵，他错置屯营，分兵把守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同时，杜预兴修水利工程，造福一方，百姓称之为“杜父”。杜预非常在意身后声名，经常重复《左传》引《诗经》的一句话，“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专门刻了两通自己的功勋碑，一通沉在万山之下，一通立于岘山之上，并说道：“谁知道以后是高山变深谷还是深谷变高山。”

太康五年（285），杜预被征召前往京城任职司隶校尉，加位特进。当他抵达邓县（今属河南邓州）时，猝然病故，时年63岁。晋武帝深表悲悼，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成”。

杜预在后世地位很特殊，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诏令配享孔子的历代先儒共22人，杜预就是其中一位；建中三年（782），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64人，设庙享奠，晋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也是其中一位。在清代统治者将诸葛亮配享文庙前，杜预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同时配享文庙和武庙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当之无愧的儒将。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