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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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锥（1872～1908），字春徐，又字一鼐，又作春渠，清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生于新邵县雀塘镇，曾名时中，后易名诚亮。幼时家庭贫困，但却甚为好学，塾师曾德清器重其才，免费教授，少工为文，不受制艺（八股文）规范，13岁就广通群经，旁及诸子。后又受学使张亨嘉赏识，受知其门下，考取秀才，为县学诸生。思想缜密，才华横溢，曾自撰一联：“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一个人”，以明其志。樊锥接受新思想，力倡维新，狂放不羁，常发新论，被周围人看作是怪人，称他为“狂生”。曾在邵阳开馆授徒，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光绪二十三年（1897）选拔贡，经学政江标（江建霞）选拔，樊锥为光绪丁酉科拔贡，候选郎中。后入湖南城南学院学习，因受顽固派攻袭和清廷搜铺，出走并留学日本，参与改良维新活动，意志坚定，成为维新志士，是敢于同封建旧制作斗争的斗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西化要求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

慧眼识才　开馆授徒

樊锥中秀才后，在邵阳雪压岭开设白云书院，设馆授徒。所招学生甚多，他慧眼识才，对学生悉心培养，学生深受其影响，通习周秦诸子之学，博览唐宋以来古代先贤之文，并兼得其治学理念和新潮思想。这些弟子在军政教育界均有建树，事后大多成名成家。石建勋在民国时期所作《樊锥传略》云：“弟子奋迹于时者，自蔡锷外，前湖南财政厅长唐巘、湘西地方法院院长张天宋、前湖南榷运局（掌管盐专卖专运的机构）局长兼省长公署副官长唐岳五、其兄励五、前内政部佥事毕厚、现军政部参事雷飙、现国军第五十师师长岳森、前南京警务处参议罗仲素、现邵阳县财政局局长岳季吴等，皆表不群。”此外还有近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党人、实业家或省党部议员等职的李洞天、贺民范、贺曼真、岳卓如、李笏山、石广权、陈子述、陈子藻、罗金声、孙复成、肖堃等皆出自其门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因邵阳曾廉等顽固分子猖狂袭扰，樊锥开始考虑转移讲学阵地。此时，正好陈玉成（副贡生）与石公溥（石醉六之兄，邵阳名士）邀他去龙山脚下的太芝庙讲学。樊锥欣然应邀，同来的还有石蕴三、岳卓如、肖堃、唐巘数人，他们分别住在永春堂、德星堂和庙边新院子。樊锥在太芝庙新院子墙壁上挥笔题写了两副对联，右边为：做事须存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左边为：静坐当思己过，闲谈勿道人非。以明其志和劝诫学生。期间或讲学，或游岳屏峰、老龙潭，垂钓龙山邵水之源。5至10月，樊锥到白云庵讲学，并有唱酬诗集，听讲者约20人。7月间一次讲学，有30余人听讲。经常住在白云庵的有十余人，如：唐巘、李洞天、肖坤、滕骥、岳卓如、李笏山、何锡伯、孙复诚、陈佩纯、傅范新、简政、黄怀民等，这些人大都是樊锥的私塾弟子，据《龙山会友唱和集》记载，讲学活动大都在新院子彩楼上。新院子宜字班有兄弟4人，彩楼这一边有鹤皋和春皋2人，彩楼主人是春皋。鹤皋和春皋都参加了南学会。参加老院子（德星堂）活动的有陈整、陈纯如、陈新传、陈卓甫、陈裕生、陈郁文等数人，其中以陈纯如较年轻，最积极。在他们彼此的唱和集中都称樊锥为樊师。

所教学生中，蔡锷为其得意门生，关爱有加。石建勋《樊锥传略》曰：“蔡锷甫十一岁，君一见奇之，携而授之读，衣之食之，有所适，辄徒跣从，昕夕讲授不辍。未三载，蔡列县学弟子员，旋考入时务学堂，逮东游学成，十数年未尝不事君如父也。”蔡锷10岁应县试，入县学。樊锥见而异之，特别喜欢聪明的蔡锷。他看蔡锷家穷，便提出以后由他免费教蔡锷。他把蔡锷视同儿子一般，不仅免学费，还提供了必需的生活费用。蔡锷乃得学先秦诸子，尤喜韩非、老子。他教育蔡锷不要考虑获取功名，要学对国家真正有用的知识。雷飙《蔡松坡先生事略》载：“适名士樊锥好奇士，识其非凡，携家教养，进步极速。”又据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母舅樊锥（樊锥为松坡母舅），博学多能，在邑中有才名；松坡请从之游，学业益有进步。”他是对蔡锷影响最重要的一个老师，也是蔡锷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引路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樊锥已经是湖南有名的维新分子之一，思想新潮，与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关系密切。他把15岁的蔡锷带到长沙考举人，没有考上。让他考时务学堂，锷以第三名被录取，师从梁启超、谭嗣同，是第一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樊锥帮助决定的，同时也把蔡锷带入了主张变法的维新人士圈子，使蔡锷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生。

戊戌变法失败后，朝廷抓捕维新分子。樊锥游说刘坤一、魏光焘、袁世凯不成后，去上海与蔡锷等十几个时务学堂的学生会合，并联系上逃往日本的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7月，樊锥带着蔡锷等去了日本。从此，蔡锷开始接受民主思想的熏陶，为后来从事民主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授徒之外，樊锥还广交朋友，其中与邑人石醉六感情较深，谨录其诗一章如后：

致石醉六

维吾与子及门缘，座上春风火共传。

惨惨神思镌数圣，青青衫鬓露孤贤。

北溟南海三千里，香象神驹五百年。

唐宋重生文采地，湘流清绝不胜怜。

（注：唐宋指宋玉和唐勒）

石醉六在《六虚六静宦随笔》中说：“民元以来，县中人才辈出，大抵君门下士或其私淑弟子。凡与松坡有旧者咸亦不能忘情于君，君可谓邵阳一代宗师矣。”

胸怀抱负　致力维新

光绪十九年（1893），樊锥与石蕴三等到长沙城南书院学习，受业于王先谦。因其涉猎诸子，旁证西学，于所作课艺中倡言“揽子墨之流，证欧罗之续，总绝代之殊尤，辨章乎宏录”，为学政江标所称赏。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当时，湖南是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使江标积极倡导维新变法，锐意改革，推行新政。这时樊锥与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即积极投入维新运动。同年八月，与陈宝箴、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时务报。他建议“开拓用才之术”，“不忤狂言，其通者取之，其不通者容之”，以“转移风化”。

是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狂潮。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维新志士心怀“胶东之耻”，加快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步伐。这月梁启超应时务学堂之邀，离沪抵湘。是年冬，维新派核心人物纷纷云集湖南。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谭嗣同也离开官场，由鄂返湘。梁启超、谭嗣同与在湘的唐才常、皮锡瑞、樊锥等维新志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维新志士群体，樊锥成为湖南倡导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其时，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创立南学会，章程标其宗旨：“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办起，盖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当时，经巡抚遴选，10人为南学会总会会长，樊锥被选为总会长之一。樊锥在湖南南学会成立后即联络同志，呼应于长邵之间。二月，樊锥回邵阳组织南学会分会，旋即在邵阳城孔庙大成殿成立南学会邵阳分会，被选为分会会长。他手订邵阳南学会分会章程，并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力倡维新。主张对“一切拘迂狭隘之见，概宜屏除”，“力除一切浮华嚣张之习”，提倡民权平等之说。主张政学更革，呼吁实业自强。二月十五日，《湘报》创刊，由樊锥、唐才常等主编。他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樊锥在《湘报》上先后发表《开诚篇》《发锢篇》《劝湘工》等针砭时弊的犀利文章，痛陈当时亡国的危机现状，他直言：“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逐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指出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是愚民政策，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是既束缚，又践踏，像对待牛马一样，像踩踏青苔一样肆无忌惮。他认为：“时势所迫，运会所趋，不穷则不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不久则中国几乎绝也；黄种几乎斩也，则孔教几乎灭也。”他大声疾呼：救中国必须“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所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人民一定会奋起革命的。提倡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和立宪之说。要求将“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事”。他主张维新不能只靠少数人，要启迪民智，造就众多新人，提出“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公之”，“如欲存中国，则不可不和众，不可不多人”，否则“积习于下，而新者一二，不新者千百，阻之者又亿万”。他还提出变法维新要彻底：“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以前，搜索无剩，唯奉西者是效。”呼吁“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当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以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并认为工是“劝商之本”，只要“工艺能盛”，自然“货可不洋”，可以抵拒“洋货”之倾销。持论激烈，传诵一时。樊锥主张变法图强，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先驱”。

同时，樊锥与熊希龄、谭嗣同等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并担任董事。提倡妇女放足，革除千百年来妇女缠足旧风俗，以振兴国家，解放妇女。此议颇得社会支持，一时在《湘报》上题名加入不缠足会者即有数千人，不少州县都成立分会。

持之益坚　勇斗群丑

樊锥在湖南维新运动中言行激烈，诚如人们所说，是戊戌维新派中的激进民主派。他在《湘报》上著文，愤怒斥责“傲然自大，顽冥不灵”的“群寮”“群丑”和“深闭固拒”的封建顽固派，抨击其“碍事梗议”，“稍有新政新学，必万端阻挠，万端梗塞，使之已行者撤，将行者歇，未行者缺”。提出应该将此类“死人”“网罗净尽”，不能让其“控制生人”。其言行遭到封建守旧分子、反对维新的顽固派忌恨。如王先谦、叶德辉、苏舆、曾廉等认为樊锥所言是“叛背圣教，弃灭伦纪”，乃“丧心病狂之论”。他们认为樊锥“公然敢以猥鄙恶劣谬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顾忌，其狂悖实千古未有”，顽固派认为樊锥“戏拟天子诏命，大逆不道，心怀叵测，必将忠臣义士一网打尽。国典具在，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其旧时同学苏舆乃撰《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攻击他倡“平等邪说”，是“无尊卑亲疏”，呼吁南学分会对他予以“处治”。

樊锥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民权平等立宪之说，对阻挠新政新学的封建顽固派展开猛烈抨击。推行新政，触动了“不肖官吏和守旧士夫”的既得利益。他们对新政阳奉阴违，托词抗命，造谣生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庆亲王奕劻等上书慈禧，要求杀康、梁，废新法复旧制。而邵阳顽固守旧分子举人曾廉，亦于农历四月十五日，纠集一些同伙窜进学宫大成殿，向孔子牌位祷告，要将樊锥驱逐出境，并诬樊锥为“乱民”，张贴《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说：“立驱逐乱民士人，邵阳士绅军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日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子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列刻逐条，四处张贴，播告通省。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治，邵阳并无异论，特此告白。”曾廉等邵阳的顽固分子，当时得到省城顽固分子和地方官吏中守旧势力的支持，竟于五月间上书光绪帝，反对变法维新，称“康有为、梁启超乃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人”，要求光绪帝杀康、梁以塞邪慝之门。当时顽固分子的上告，不但没有获得应准，反而受到正意欲变法的光绪帝的训斥。王先谦、叶德辉等封建守旧分子心生忌恨，与其门弟子等勾结邵阳劣绅，攻击樊锥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乱民”。樊锥种种不合旧制的言行举动，引起邵阳士绅的反对，竟招致群起攻之。

雷飙《蔡松坡先生事略》中写道：“惟樊青年气盛，议论纵横不中轨范，同县老师宿儒末学辈，嫉忌不遗余力，聚众揭帖，驱逐为讲新学者戒。樊不得已避之异乡。”6月3日，樊被迫离开邵阳，抵长沙亦被巡抚衙门牌示加以“狂生”罪名驱逐出境。9月21日，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康、梁逃走，谭嗣同等6人被杀，湖南巡抚陈宝箴被解职，维新活动被迫停止。戊戌变法失败，清廷对维新派查拿之令已下，清廷搜捕甚急。樊锥因藏匿深山，幸免于难。

南学会亦被取缔，《湘报》亦于10月15日停刊。邵阳南学分会会友，有少数开始动摇、退隐。但樊锥持之益坚，继续抱着“以醯鸡负地球，以黍米填沧海”的精神，大声疾呼“不顾一切，必图以济之”。并表示“竭尽愚款，而子而孙，而孙而子，中国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黄种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还表示“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能换其帜”。

樊锥为规避清廷搜捕，转入太芝庙乡下以观动静，但他没停止他的宣传活动，意志很坚强。他母亲出于陈门，他跟陈玉成私交很深。这时清廷追查康、梁余党之令尚未到达，太芝庙又处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区，民风淳厚，历史上常成为政治避难场所，故樊锥等在太芝庙仍能公开活动。

游说各方　避祸留日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与顽固守旧分子沆瀣一气，借慈禧太后追查康、梁余党之命，进一步迫害南学会成员。邵阳的顽固守旧分子则大造舆论，说南学会分子仍在“造乱”，要求宝庆府查究。南学会里也有人出来反对南学会所宣传的主张，他们与省城王先谦、叶德辉、苏舆等相呼应，邵阳南学会的头面人物便策划远走他乡。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节后，樊锥与陈玉成、石公溥等离开太芝庙，到南京上访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当时对宝庆同乡人尚能礼贤下士，樊锥便趁机向刘坤一递条陈。刘未表态，却劝樊、陈、石等先出洋考察。于是，陈玉成因刘劝而东渡日本，石公溥被刘介绍到江西，樊锥被刘介绍于湖南巡抚赵尔巽。樊锥返湖南，开始时得到赵的器重。樊锥条陈广兴学校，赵言听计从。旋又建议设立兵工厂以防兵变，预谋湖南能独立存在，引起赵的疑惧，斥樊为狂士而逐之。樊锥不得已再赴南京，求见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魏重乡谊，以礼相待。樊锥更大胆地提出惊人建议，劝魏统率湘军，割据东南，自立为王。魏光焘未置可否。修函转介给北洋大臣袁世凯。樊向袁慷慨陈词，袁心领神会，颇为赞赏。樊进一步劝言，并撰诗赠袁，有“兴汉还须望本初”之句。袁以樊太露，恐泄天机，便赠以重金，劝樊出洋。为避祸端，樊随即赴上海，与学生蔡锷等商议后，于1899年7月一同赴日。

这时正值陈玉成于明治大学警政科学习，见樊锥来日本，便继续留学。樊锥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高等军政科先学政治，后习陆军。在东京倡言种族革命，著文大肆宣传。后樊锥因身体受不得严格的步兵操练，中途休学，与陈玉成寓居江户川早稻田大学附近月印精舍，每天与湘人论事，继续为各报刊撰文，并为胡景修所著《东瀛王学效果录》写序。

这时，原邵阳南学会会友亦先后得樊锥和陈玉成的函召而纷纷东渡日本。有新邵太芝庙的陈整、陈纯如、陈卓甫、陈新泉，东岳村的石蕴三，大树村的石醉六，半边街的岳卓如，田心村的刘武；有邵东西洋江的肖坤，花园村的刘馥，湾泥渡的李笏山，牛马司的刘幸刚，两市塘的贺民范，范家山的刘校书兄弟；还有邵阳城内外的谭心休、马邻翼、唐巘、滕骥兄妹等。当时宝庆府邵阳县籍留日学生约60余人。论年龄以谭心休为最大，其次是马邻翼和陈玉成，年龄最小的是刘宝书。论功名也以谭心休和马邻翼较高，二人都是举人，其他有较多的是贡老爷，即拔贡、副贡、岁贡、优贡、恩贡，也有秀才、廪生，并有无功名的，还有政治避难的。

光绪二十六（1900），樊锥归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苏报》案发生后，樊锥再次避祸走日本，改名时中。入成城学校习陆军，旋以体弱不适，改习法政。后在黄兴、陈天华等影响下，倾向革命。在日与黄兴、杨毓麟、梁焕彝等创办《游学译编》，并参与编写相关文章，痛砭时弊，与黄兴、陈天华等过从甚密。樊锥在东京曾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旋因练习骑射时坠马受伤，引起肺部受伤而吐血，在东京小石川一家医院诊治两个多月，于1904年辍学返国。

回国讲学　魂归故里

1900年，樊锥第一次离日归国后，任广西法政学堂总监。是年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樊锥曾参与其事。起义失败后，辗转走上海，樊锥与陈范等接手主办《苏报》（该报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国内办的第一份报纸），因放言革命，对革命发出热情的礼赞，揭露清王朝的反动本质，言论日趋激烈，引起清政府的震恐。清廷派人到上海﹐会同租界当局对《苏报》进行迫害。陈范﹑章士钊等先期走避，章太炎﹑邹容等6人被捕。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7月7日《苏报》被查封。樊锥再次出走日本。

光绪三十年（1904），樊锥再次回国后，秘密宣传革命，于是年10月参与华兴会长沙起义，事败后，改名诚亮。投书广西新任巡抚张鸣岐自荐，惜终不见用。是年，蔡锷学成回国，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邀，赴桂林为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不久广西创办测绘学堂，皆以蔡锷为堂长。蔡锷邀樊锥为讲习先生，樊锥受邀，赴广西测绘学堂任教。后入南京军校任教。光绪三十三年（1907）2月，广西陆军小学堂创立，蔡锷兼任总办。樊锥入校协办和任教。因创办事务甚繁，又与蔡锷言事不合，致肺病呕血复发，且日趋严重。蔡锷为之筹措医疗费用，且拟护送日本就医，但病重，惜未成。

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樊锥病情渐重，由蔡锷资送回邵阳城内就医。不久，因病日益恶化，于次年4月14日在邵阳逝世，享年36岁（蔡端《蔡锷集》于《致刘五典函》后注云：“樊锥系1908年4月14日，即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十四日，病逝于邵阳”）。逝后，葬于雀塘镇段塘村樊家冲老屋场对面蛇形坟山，其墓位于下边第二排（北数第一墓），坐东朝西，有封土堆长2米、宽1。5米、高0。5米，葬时因防清朝地方官吏和封建顽固派掘葬，故无墓碑。樊锥生前著有《经学概论》《师范学约》（二卷），论文诗词无数，但多散失。今人辑有《樊锥集》行世。

樊锥虽寿年不长，但在30岁前培养人才甚多，辛亥革命后，邵阳知名人士大多出其门下，可谓一代宗师；又因其参与维新运动，矢志不渝地坚守信念，放言革命，勇斗封建顽固派，可谓一代斗士；还因其投身改良，倡导发展民族工业，又可谓一代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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