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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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拯（958－1023年），北宋真宗时参知政事；宋仁宗时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上、监修国史。字道济，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太平兴国时（976—983），中进士，累官三司度支判官。淳化（990—994）中，与人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被贬岭外。稍起知端州（今属广东），请遣使括诸路隐丁、更制版籍及议盐法通商等十余事。后通判广州（治所在今广州市），迁虞部员外郎，以私忿劾罢寇准。真宗即位，进比部员外郎，迁枢密直学士、权判吏部流内铨。咸平四年（1001），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景德元年（1004），签书枢密院事，献策部署兵力。二年，拜参知政事，论事多迎合帝意。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疾求罢，知河南府（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兼京西（洛阳）留守，真宗封祀皆命为仪仗使。天禧四年（1020），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子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进左仆射。乾兴元年（1022），进封魏国公，迁司空兼侍中。曾从容进言免丁谓之死。代丁谓为司徒、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等职。天圣元年（1023），以疾罢相，寻卒，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懿”。

北宋开宝初年的一天，河阳三城节度使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普处政完毕，回内宅休息，在堂屋中闭目养神。恍惚间听到院中有动静，便起身踱至门前。只见院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生得方面大耳、天真活泼，正在院中用弹弓打麻雀。赵普对这个孩子很感兴趣，看了他一会，即把他召至自己身边，一问，才知道是府内新来的管事冯俊的孩子，名叫冯拯。两人正交谈中，冯俊从外面办事归来，见冯拯正与赵普嘻嘻哈哈交谈着什么，忙上前喝斥冯拯说：“不得无礼，赶快回家！”“不要撵他，让他在这里玩。”赵普微笑着说，然后又指着自己的座榻道：“我看这孩子不同凡常，将来富贵不在我之下。”冯俊忙答：“笑谈，笑谈。不过，您就收他做您的学生吧。”赵普点头答应。

赵普的话后来果然言中，冯拯后来即成为仁宗即位后首拜的宰相。

冯拯，字道济，出生于五代时期后周显德五年（958）。他的父亲冯俊曾在后汉时期，为武宁节度使刘的幕僚。后汉天雄节度使郭威（后周政权的创建者）发动兵变，夺取后汉政权之时，杀刘，冯俊等人也因此被拘捕系狱。郭威即位后，冯俊得赦出狱，授检校太子宾客，奉命出戍安远军驭马镇，冯俊力辞未行，徙居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冯拯遂为河阳人。

做了赵普的学生后，冯拯更加刻苦读书。他天资聪慧，好学不倦，焚膏继晷，废寝忘食，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冯拯参加科举试，一举考中进士。初补大理评事，通判峡州（今湖北宜昌），又知泽州（今山西晋城）、坊州（今陕西黄陵），迁官太常丞。

时逢江南发生旱灾，冯拯受命前往江南赈灾。他以救恤饥民为急务，开仓放粮，赈济贫困，并巡历各地，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以为督促。冯拯以尽职尽责的态度，圆满完成了使命，受到太宗的赏识，遂除任石州（今山西离石）知州。不久，擢为右正言。一年之后，又奉命出使河北（泛指古黄河以北地区），与河北转运使樊知古一起，共同规划了边防、粮饷储备等重大事务，寻被太宗召回，主持三司户部理欠凭由司之政，任度支判官。

在此之前，太宗北伐契丹，西攻党项，屡遭挫折。继之川蜀地区又发生以王小波为首的农民起义，加之太宗年事已高，使朝廷内外惶恐不安。于是有人上书太宗，请立太子，以为皇储。太宗则以诸子年幼，未有成人之性；或以诸子就傅读书，咸有课程；或以待诸子长成，自有裁制等等为辞，极意搪塞。其实，太宗也有难言之隐。为了确保皇位，太宗曾先后采取措施防范宗室变乱，因此，太祖的儿子德昭和太宗的兄弟廷美等先后自杀和忧郁而死。而太宗的几个儿子当中，长子元佐自幼聪慧，模样长相也酷似太宗，因倍受太宗钟爱。但自从赵廷美触犯太宗死了以后，元佐悲愤不已，酿成狂疾，有一次竟纵火焚烧了楚王宫，结果被削去封号，废为庶人。太宗本人也因此事深受刺激，身体更加衰弱。淳化二年（991）九月，冯拯身先士卒，就皇位继承人间题，与宋沆、黄裳、王世则、洪谌等人一起，伏上书，请立太宗次子元僖。正愁肠百结的太宗见冯拯等人提及他正伤脑筋的事情，大为不快，嫌他们多事，不分青红皂白，一气之下竟将冯拯等人统统贬出岭外（岭外即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冯拯贬官不算最惨，被降知端州（今广东肇庆）。从此，宫庭上下就皇位继承人一事不敢多说一句话。

冯拯虽被贬官，但到端州后，仍兢兢业业，留意地方利弊，以图兴革，做一个好地方官。经过详细调查，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户口、盐法、通商等问题，上书太宗，要求朝廷派专人赴各地检括隐匿丁口，重新编制丁口籍，建议朝廷集议讨论盐法利弊，实行榷盐通商等凡十余事。他的建议引起太宗的重视，并欲将他召还京师，任命为参知政事。但冯拯因与时任参知政事寇准有前嫌，不愿与寇准共伍，上书力辞。于是奉诏改任鼎州（今湖南常德）知州，后又徙改广州通判。

至道二年（996）正月，太宗举行郊祀大典，推恩百官，冯拯与通判彭惟节一起被晋升为尚书员外郎。彭惟节是以太常博士转官为屯田员外，冯拯是以左正言转官为虞部员外的，按宋代转官制度，冯拯若和彭惟节一起上疏奏事的话，冯拯应署名在前。因寇准一向与冯拯不和，故有一次冯拯在与彭惟节一起上奏章时，仍同往常一样，署名于彭惟节之前，不料却受到寇准的严厉批评，责难他自命不凡，妄自尊大云云。对这一指责，冯拯不服，即上疏太宗，称寇准故意偏袒，居政不公平，劾其专权。寇准也上疏反复辩难，惹得太宗大为恼火，于是贬寇准知邓州（今河南邓县）。冯拯这时也因母亲去世，请求调职内地，准奏，奉旨迁知江州（今江西九江）。

次年三月，太宗病逝，其子赵恒继位，是为真宗。冯拯进官比部员外郎，由御史中丞李惟清举荐为专管刑狱的推直官。又改判三司度支勾院，迁驾部员外郎。咸平初年，受命为开封府科举主考官，因考生答题中有讥讽朝廷之嫌，冯拯作为主考官受牵连，结果遭革职，下御史台问罪。后经辨明平反，才又复官为侍御史知杂事。此后，冯拯在仕途上颇为通达，并逐渐进入宋朝统治者的最高决策圈。

真宗即位之初，也正是宋辽关系较为紧张的时候。自太宗晚年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宋向辽示弱，致辽军不断南侵，对河北及京东地区肆意掳掠，屠杀无辜百姓，破坏房屋庄稼，尤其是霸、雄、贝、冀、邢、洺、深、滨、博、濮、青、淄、齐、潍以及天雄、乾宁等郡县，受战争损害最大。咸平二年（999）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又亲率大军入侵宋境，兵至保州，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宋遂城守将杨延昭率部拼力防守，辽军转向攻陷狼山镇（今河北清苑西北），然后分两路长趋直进，一路东向攻瀛州（今河北河间），一路继续南下。一时各处报警，真宗感到形势严峻，遂急作部署，先命马步军都虞侯王超、傅潜为将，率军北上御敌，接着又下诏亲征。

然而辽军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疾驰定州。宋军主帅傅潜等领兵八万，驻守定州（今河北定县），闻敌军骤至，急忙闭城自守，不敢出战，遂使辽军从容转攻宁边军（今河北蠡县），兵至祁州（今河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境，游骑深入邢州、洺州（今河北邢台、永年）一带，形势十分危急。冯拯这时上疏，对傅潜等人的拥兵自重、畏缩不前，不敢正面对敌的怯懦行为，痛加指斥，要求朝廷采取断然措施，或更派将帅，扭转被动局面。但他的上疏没有引起真宗的重视。结果，各地宋军各自为战，遭受重创，辽朝骑兵则从德州（今山东陵县）、棣州（今山东惠民）一带过河，攻略齐州（今山东济南）、淄州（今山东淄川）等地而还。

真宗在事后才认识到冯拯的先见之明，下令追究傅潜等人的失职行为，任命冯拯专门审理查处傅潜等人观望玩寇的全部事实。冯拯经过详细调查，获得了确凿的证据，拟定傅潜等流放之罪，获真宗批准。之后，冯拯迁祠部郎中，擢任枢密院直学士兼吏部流内铨、同勾当三班院。次年，再受命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直接执掌处理朝廷的军政大事。

冯拯没有辜负真宗的信任与重托，他先以审官制度及铨法不完善，提出凡荫补京官、必须考试一经等建议，被真宗采纳，下诏实行，继又与枢密直学士陈尧叟一起被任命为宣抚副使，辅助知枢密院事向敏中宣抚河北、河东地区，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得真宗赐宴于长春殿。真宗召见冯拯等人，提出要修建绥州城（今陕西绥德），以加强西部边防，征询宰执们的意见。冯拯和次相向敏中对此表示赞同，但首相吕蒙正、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等人，却皆持反对意见，认为不必修城，甚或主张放弃此类边远地区。真宗遂命比部员外郎洪谌前往实地堪察。洪谌考察后还京向真宗作了汇报，说冯拯和向敏中的主张正确，认为兴建此城利多弊少。于是真宗批准动工修建绥州城。

当时，又有人上疏说：三司稽滞事务颇多，有的是因为朝廷敕令不同不知如何处理而将矛盾上交，有些则是各地吏民上诉的案件，而有司不即时解决致敷衍塞责，久拖不决，于是触怒天意，水旱之灾频繁发生，请朝廷速设法解决。真宗便再命冯拯选派精明强干的官员会同三司，一起裁决冗务滞案。冯拯又对有关部门的官吏进行督责考核，还与判度支勾院孙冕检查帐牍达215000本，裁减冗官15人，使积累多年的问题得以解决，大大促进了三司的工作。真宗对冯拯所做一系列工作颇为满意，再擢任他为尚书工部侍郎、签书枢密院事。

但宋政府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还是边防问题。自咸平初年辽军入侵宋朝以来，边患越来越严重。为了寻求解决危急的根本办法，真宗亲下手札给冯拯等人，让他们条陈边防事宜。为此冯拯向真宗陈述自己的意见说：“边防之事，最要紧的是选择有利之地布兵防守。若不扼守要冲，要防御来敌入侵，是很难取胜的。据此，臣认为若于保州（今河北清苑）、威虜（今河北徐水以西）之间，依徐水、鲍河为阵，定可取胜。前日王显违诏不占领要冲之地，致使辽军压境，骑兵入抄，幸亏连日阴雨，敌军才退去。定州行营都部署王超以敌退去，大意轻敌，不作设防，谁知辽军又从东路入侵，使我军首尾难顾，穷于应付，兵困粮匮，将士战殁殆尽，王超等仅以身免。眼下又正是防秋之际，宜于唐河（今河北唐县一带）增驻屯兵五六万人，控制定武以北地区结为大阵，于邢州（今河北邢台）设都总管为中阵，于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设钤辖为后阵，撤回莫州（今河北任丘）、狐山（位今河北易县西南）两处的军队，以集中兵力设防。”真宗采纳他的建议，予以部署。

景德二年（1005）四月，冯拯由工部侍郎、签书枢密院事除任参知政事，又迁兵部侍郎，受真宗之命代享太庙。他发现有关部门办事极不认真，蹈常袭故，应付了事，祭庙大典也很不严肃。他就此也上书建议整顿。真宗即诏有司严肃礼仪，对所有礼制认真贯彻执行，并诏有司专制庙享器具，收藏于宗正寺，以备临时取用等。冯拯为宋朝的制度建设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判司农寺王济奉命编纂朝廷诏敕为《景德刑名编敕》，书成以后，真宗认为所编繁简不一，对辅臣们说：“以前后周显德年间的敕令尤为繁琐，都是因为周世宗之严急，出于一时之意，而臣下又不敢言之故，这是他的过失，应引以为戒。”宰相王旦顺从真宗之意奏道：“诏敕宜简，可近来颇为繁冗，是以为害。”冯拯对王旦的话不以为然，说：“我朝太祖开宝年间，已经对除授诸州通判、敕令刑狱、钱粮等有了详细条例约束，现在的朝廷敕令已较简明，并不繁冗，也并不为害。”这些话，真宗当然愿意听，便表示同意冯拯的意见。但王旦对冯拯敢于当面顶撞他，却颇为不快。

当时因刚刚与辽朝缔结盟约，冯拯又向真宗建议说：“如今虽宋辽和好，但边境未宁，武臣则为之庆幸，认为这对他们有好处，对这种倾向，朝廷亟应注意。”这当然又是真宗愿意听的一些话，他对王旦等人说：“朝廷以诚信为守，但戒备也不能放弃。此外，应当静治以安人民，你们要遵奉这一方针。”王旦唯唯，心里却对冯拯的多言颇为不满。

从太宗淳化三年（992）起，宋朝廷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贡举考试制度，如规定科举考试的试卷须由贡院官吏在考卷的卷头，将考生的姓名、籍贯、履历等等用纸糊住，以防止考试中的作弊行为，称为糊名考校法。但冯拯对其中的一些考试规定颇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举士问题上与宰相王旦的分歧很大，有一次竟当着真宗的面争吵起来。尤其是在考试内容上，冯拯坚持认为，贡举进退不能专以诗赋优劣为凭据，而应该兼考策论，以选拔那些有思想有能力的治术人才。真宗也完全同意冯拯的这些意见，说：“真正识别一个人是否有才识，固然要看其诗赋，更要紧的是评其文论。”冯拯因此更得真宗器重。

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决定东封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特命冯拯为仪仗使。封禅礼毕，冯拯进宫尚书左丞。他则因与宰相王旦等人处事不合，以身体不好，数次要求辞职养病，真宗降旨不允。但为了缓和冯拯与王旦的矛盾，真宗命王旦到冯拯府上，好言相劝，如此一来，冯拯也不好再坚持辞职了，仍带病赴朝处政。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冯拯再任仪仗使，扈从真宗至汾阴（今山西万荣西）祭祀后土地祗。礼成，朝廷百官仍照例加官晋爵，冯拯也迁官工部尚书。

与此同时，朝廷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更趋激烈。首倡祥瑞封祀之说的知枢密院事王钦若被擢为相，善迎上意的三司使丁谓也被任为参知政事。冯拯对这些人很看不惯，难与之为伍，即以养病为辞，要求罢职。因其去意已坚，真宗只好准允，命他以刑部尚书、出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真宗还特允其凡府事可直接委托下属处理，以好好养病。

大中祥符七年（1014），冯拯又接到真宗诏令，擢任御史中丞，他复以疾辞。寻以户部尚书，改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仍屡疏求辞。真宗欲重用冯拯，便问王旦：“冯拯一再请求任职闲郡，到底是为什么呢？”王旦回答道：“马知节曾讥讽冯拯好求富贵，所欲者只不过是一个节度使的官衔罢了。冯拯害怕被马知节说准了，所以不敢求任大藩，而宁愿求去闲郡，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但真宗认为冯拯不是那种为名求利之人，对王旦的话半信半疑，于是又诏命冯拯知河南府，并欲在适当时机，再起用他担当大任。

天禧四年（1020），真宗病重，自知难久于人世，为了赵宋统治的长远利益，特别是为了年幼的皇太子能在他死后承继赵宗皇嗣，他再次下诏召冯拯入京，先诏命他判尚书都省，接着又发布诏命，令冯拯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枢密使，把军政大权交给冯拯，表示了对他的极大信任。当年冬天，冯拯再加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复晋左仆射。冯拯便在特殊时期，担起了宰相的重担。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病逝于延庆殿，年仅13岁的皇太子赵祯奉遗诏即帝位，是为仁宗。仁宗尊真宗刘皇后为皇太后，军国大政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仍照例加恩百官，冯拯晋魏国公，迁司空兼侍中。

因仁宗幼冲，朝廷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首相丁谓对刘太后极尽奉承之能事，故深得太后的欢心。但冯拯却对丁谓的所作所为很看不惯，觉得很难与之共事，可是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强忍着。不料丁谓却更飞扬跋扈，为了达到自己固位专权的目的，不择手段的排斥异己。如把与之有嫌的前任宰相寇准贬为雷州（今广东湛江）司户参军，另贬前任宰相、知郓州李迪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副使，欲置其死地，以防他们重新被起用。冯拯与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曾都认为对寇、李贬责太重，即被丁谓指斥为“寇党”。

但丁谓的行径也很快引起朝野上下的共愤，刘太后亦开始对丁谓有所不满。有一天，刘太后与仁宗一起召赐宰执辅臣们于资善堂宴饮聚餐，并同时商议有关政事，唯独不让丁谓参加。原来，真宗去世以后，丁谓为山陵使，受命与宦官雷允恭一起监修真宗皇陵。在选择陵址时，他们没有奏明刘太后，便擅自决定移动陵址。此事被太后闻知后，雷允恭遭处斩的惩罚，丁谓也被指责为擅权。丁谓知道他已深深得罪了诸大臣和刘太后，就去中书政事堂找新任枢密使钱惟演，装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央求钱惟演在太后面前替自己说话，钱惟演因与丁谓有旧，即时答应说：“一定效力，一定效力。这事也没有什么值得可忧虑的。”正在一旁的冯拯对钱惟演的作法非常不满，但没有说什么话，仅以鄙视的目光看了钱惟演几眼。钱惟演亦即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有失大臣体面，感到局促不安。他们一起步入承明殿见太后时，太后正一脸怒容，她气冲冲地对冯拯说：“丁谓身为宰辅，竟与宦官雷允恭相勾结。朝廷大事，也只与雷允恭商量，还说都和你们商量过，他这样目无皇上，你说该不该诛。”闻听此话，丁谓霎时汗就下来了，冯拯正色进奏道：“丁谓固然有罪，但圣上刚刚即位，若诛杀大臣，恐摇天下人之心。再说，丁谓没有据实上奏有关帝陵之事，也只是擅权而已，也并不说明他就是有叛逆之心。”丁谓平时倾陷冯拯，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冯拯却说出这样一番话，不由地暗暗感激冯拯，冯拯又说：“自先帝作古以来，所有政务皆由丁谓与雷允恭议定，并说这是太后和皇上的旨意，臣等莫辨真假，今赖太后和皇上明察秋毫，实为国家社稷之福。”听他这么一说，刘太后的怒气也消了一大半，最后决定将丁谓贬官太子少保、编管西京。钱惟演先是见丁谓势盛，与之结为儿女亲家。等丁谓失势以后，他又力主排谓，冯拯对此等反复无常的行为极为反感，因上奏太后，以钱惟演与太后家有姻亲关系，应避嫌才是，不可让其参与机政。刘太后理曲，亦只好让钱惟演出知河阳（今河南孟县南）。

丁谓被贬以后，冯拯进官司徒、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随后又加山陵使，奉安真宗御容（即画像）于西京太庙。冯拯为相，不循私情，洁身自重，每逢刘太后派宦官至府第传召他，他对宦官从不阿意迎奉。有一次工部尚书林特到其府第拜见他，等了好长时间不见他出来，不得已，林特又对其侍人说，是有公事找宰相。侍人很快回话说，请林特到中书门下政事堂稍候，宰相随后就到。等林特到宰相府后，政事堂堂吏又转告冯拯的话说：“相公有何事，可直接上奏皇上。”冯拯最后没有见林特。林特其实是想找冯拯套近乎、拉关系，这么一来，大愧而归。

天圣元年（1023）九月，冯拯因病告假，仁宗特赐白银5000两。随之，又五次上表请求辞职，遂以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病中，刘太后亲派人加以慰问。特使向刘太后汇报说，冯拯家中非常简陋，被服器用极其朴素，太后大为惊叹，遂赐以衾稠绵绮屏风。其实，冯拯平时生活还是非常奢侈的，只不过不为宫中所知而已。

冯拯死后，朝廷追赠其太师、中书令，谥文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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