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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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1004年2月13日－1083年8月8日），北宋仁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七；宋神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圣八年（1030），举茂才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属河南）判官，通判绛州（今属山西），迁直集贤院。西夏攻宋，疏陈八事，乞斩其使者。召为开封府（今属河南）推官，知谏院。时禁臣僚越职言事，他极言应天变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又请令宰相兼领枢密院，参与边事处置，以加强对西夏的防御。除盐铁判官、史馆修撰，奉使契丹。庆历二年（1042），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会契丹要挟归还周世宗所取关南地，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他慨然入对，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仁宗为之动色，先以为接伴。开怀感契丹使者，以隐情告之。奉使契丹，应对得体，允许增加岁币。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命，闻一子生，皆不顾。又除枢密直学士，迁翰林学士，皆恳辞。三年，补枢密副使，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与范仲淹等推行“庆历新政”。因惧流言中伤，求出任河北（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安抚使，历知郓、青（今均属山东）等州。至和二年（1055），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在相位，守典故、行故事。六年，以母丧去位。英宗立，召为枢密使。治平二年（1065），以足疾求解，出判河阳（今属河南）。熙宁元年（1068），徙判汝州（今属河南）。入见，神宗问边事，以“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为答。二年，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求退，出判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青苗法出，坚不行，被劾，判汝州，后封韩国公致仕。元丰六年（1083），卒，赠太尉，谥号“文忠”。著作有《富郑公诗集》。

按宋朝的宗庙制度，诸朝帝王皆有功臣配享之制。在北宋的皇帝当中，配享宋神宗之位的曾先后有两人，一是哲宗绍圣元年诏以故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享，一是绍圣三年诏罢王安石，另以宁武军节度使、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赠太师富弼配享。

富弼是北宋著名的大臣，曾历事三朝，高踞相位。史称其公忠直亮，临事果断，功成退居，朝野倚重，有大臣之风，足芘当世。

富弼自少笃学，为人大度。著名学者范仲淹见了称奇，说他有“王佐之才”。及其长大成人，为文更为宏博，他曾著文向当时的名儒王曾、晏殊等人请教，皆赞赏其才华。晏殊尤觉得他是难得的人才，特将女儿许配于他。

但富弼虽满腹经纶，堪称饱学，却屡踬场屋，怀才见弃。仁宗时恢复制科，范仲淹便对富弼说：“你应该走这条途径。”遂推荐他应试，举茂材异等，释褐拜官，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

此时发生范仲淹被贬一事，富弼首次上书，为求公正。原来还在仁宗15岁时，曾由真宗皇后刘太后作主，为仁宗娶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妻，后立为皇后。对这起婚姻，仁宗始终心怀不满，故在他亲政以后，便疏远郭皇后，宠爱妃嫔尚氏、杨氏等人。对此，郭皇后心怀愤懑，有一次竟当着仁宗的面与尚美人打骂起来。仁宗大怒，立即要废郭后，身为右司谏的范仲淹上疏奏谏，以为郭皇后无大过，不可轻易废立。但仁宗还是以郭后无子为借口，废郭后为尼，范仲淹也因谏被贬为外官。对范仲淹遭贬一事，富弼甚为不平，他上疏说：“此乃一举两失，即使不便复郭皇后之位，也应召回范仲淹。”仁宗不从。

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此时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开始谋求摆脱宋朝的控制。仁宗景祐五年（1038），党项首领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设官立职，改定兵制，创制文字、礼仪制度等，完成了建立西夏建国的巨大事业，并开始派兵入侵宋朝边地，把数十万军队布置在宋夏边界，构成对宋朝的巨大威胁。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并打探宋朝动静。对此，富弼上疏提出边防的八条建议，并要求斩西夏使者对西夏持强硬态度，但仁宗与朝中大臣却久议不决。直到这年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的官爵，备兵对夏征讨。富弼也被召任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

康定元年（1040）春节，发生日食，富弼上书建议废除节宴、撤去音乐，还应派人去使馆赐契丹使者酒饭，以应天变。但执政大臣以为不可，照样宴会。富弼即再上书说：“我朝为礼仪之国，若违背礼法去行事，将为四夷耻笑，恐为朝廷耻辱。”朝廷不从。后来听说契丹在日食那天也罢宴撤乐，仁宗始觉后悔。此时朝廷严禁臣僚越职言事，富弼因论日食，极言应天变莫如通下情。这个建议为仁宗采纳，下诏废除这条禁令。

这年二月，西夏元昊亲率十余万大军入侵宋朝，首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因宋军防备松懈，措手不及，使拥兵十万、号称“铁壁相公”的将领李士彬不敌西夏的猛烈攻势，战败被擒。西夏乘胜攻陷安远、塞门、永平、金明等寨堡，兵锋直抵延州城（今陕西延安）。延州守将范雍见夏军兵临城下，非常恐惧，急忙檄令屯驻庆州（治今甘肃庆阳）的钤辖卢守？救援。宋夏军队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两河口）一带遭遇决战，宋监军黄德和临战遁逃，宋军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宋将刘平等人战死。

三川口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富弼建议朝廷调查此事，追究黄德和的失职行为。黄德和却反咬一口，诬蔑刘平等降敌。最后经调查，案情大白，黄德和被处以腰斩。为确保西线防务，仁宗召诸臣商议对策，参知政事宋庠以陕西形势危急，建议重兵把守潼关，确保京城。富弼则提出不同意见，反对这一弃陕西于不顾、消极防守的主张。但仁宗最后却是采纳了宋庠的意见，然后对陕西方面的将帅作了调整，起用主战派人物韩琦为陕西方面的统帅。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知延州。同时，仁宗还派宦官夏守为陕西都部署，再以宦官入内都知王守忠为辖。对仁宗部将选帅的安排，富弼上书赞成前者，反对后者，说：“朝廷用夏守赞已为天下人耻笑，现在又加上一个王守忠，臣认为这与唐代的监军差不多。守、德和的覆车之辙，不宜重蹈。”仁宗只好罢免了王守忠。富弼还建议由宰相兼领枢密院。

西夏有两位首领降宋，宋朝政府仅给予补借奉职的低级武臣阶官。富弼对此上书认为，在宋夏对立的形势下，应给予厚赏，以鼓励来降的人。这个意见被转到中书省处理。宰相们却说不知此事。富弼感叹说：“这岂是小事，作为宰相怎可不知。”又上书力争。朝廷这才接受了他的建议。

庆历二年（1042），富弼擢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中书省属吏有人伪造官府发给僧尼的身份凭证“度牒”。这是重大的违法行为，但开封府官员畏于中书执政大臣的属下犯法，不敢究治。富弼得知此事后，径直报告二府大臣，要求把伪造者拘捕治罪。因此，富弼得罪了宰相吕夷简等人。但他却不顾这些，仍然以忧国忧民的忠直态度为人处事，从此声誉更高，为人推重。

自宋夏发生战争冲突后，宋朝北邻的契丹辽政权又借机欲乘人之危，得渔人之利，遂对宋朝抱有觊觎之心。庆历二年（1042）正月，辽朝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为使者，前往宋朝索求关南之地（即今河北雄县、霸县以南、白洋淀以东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一带）。辽朝在给宋朝的国书上说：“瓦桥关以南地区本是石敬瑭割与本朝的，后周柴荣以一时之狂谋，掠我十县之故土，以致人神共怒，其社稷也没保住。南朝祖先肇创基业，与敝境结为善邻。太宗嗣位，既平定太原，又兴无名之师，直抵幽蓟，赖我精锐防御，才得退兵，使得我年年有戍境之劳，日日备渝盟之事。南北两朝若想世代结好，免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关南十县之地归还于我。”这完全是强词夺理、黑白颠倒之辞。对契丹的无理要求，本应理直气壮的予以驳回，但宋朝廷却被辽朝这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坏了，当宋朝先根据情报获得辽朝要趁火打劫、敲榨宋朝的计划后，便慌了神，在萧英、刘六符还未到宋朝之境时，宋朝廷即连忙物色能够出使辽朝的人。但宋朝群臣都因为契丹的真实意图未可测，生怕惹来意外，都畏惧承担出使重任。

宰相吕夷简以前因富弼上书追治中书属吏一事，欲借此报复富弼，便推荐富弼为使辽使。知谏院欧阳修对吕夷简的作法甚为不满，便引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故事，请求朝廷免富弼为使，但未获答复。而富弼却以国事为重，次日进宫进觐仁宗叩头说：“古人云，主忧臣辱。臣得陛下厚爱，不敢爱生畏死，愿为陛下赴汤蹈火。”仁宗为之动容，让他先任迎接契丹使节的接伴使。

这年二月，辽使萧英等一行入宋境，仁宗派内侍与富弼等到雄州（治今河北雄县）迎接慰劳他们。不料萧英却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跪拜礼。富弼据理力争，批评萧英等说：“过去我朝出使北国的使臣，虽卧病车中，听到贵朝有命，还要立即起来拜接。现在我朝使臣到，焉有不拜之礼。”萧英自知理屈，遂遑遽起拜。随后，富弼设宴接待萧英，与他开诚布公地交谈。萧英为富弼的坦诚相待和仗义执言所感动，便把契丹国王的意图全部告诉了富弼，还对富弼说：“对我朝提出的要求，贵朝可以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找个事由搪塞过去也就是了。”富弼把萧英的话向仁宗作了汇报。宋朝廷商议，地是不能割的，但为了能求得与辽朝相安无事，仁宗君臣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增加给辽朝的“岁币”。二是把宗室公主嫁给契丹国王之子，双方联姻和亲。

随后，富弼为使辽使回访契丹，仁宗诏晋富弼为枢密院直学士，富弼却上书辞谢说：“国家有急，臣僚理应不辞劳苦。朝廷也不应以官爵激励人心。”仁宗应允了他的要求。

富弼率使团到达辽朝没打河行宫，辽朝派刘六符为馆伴。次日，富弼在刘六符的陪伴下会见辽兴宗，他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说：“南北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今一旦忽然提出割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听了富弼这义正辞严的提问后，辽兴宗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才辩解说：“南朝违反盟约，在雁门关修筑边塞，灌注沿边塘水，固修城池，登记民兵，将意欲何为？群臣要求举兵南下，吾以为不如派使者求割地，若求而不获，再兴兵也不迟。”这显然是诡辩与威胁。但富弼毫不退让，说：“北朝莫非忘记了我朝章圣真宗皇帝的大恩德吗？澶渊之役，皇上若苟从诸将之言，北军将领则无一逃还。况且北朝与中国通好，是君主独获其利，臣僚得不到好处。若发生战争，则利归臣下，君主独受其祸患。所以那些劝君主打仗之人，都只不过是为自己打算而已。”听他这么一说，辽兴宗吃惊地问道：“此话怎讲？”富弼于是解释说：“这还不清楚吗？从前晋高祖欺天叛君，至末代君主昏乱，统治区域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能够获得胜利。即使如此，壮士健马也还是伤亡过半。现在，中国疆域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严明，上下一心，若北朝用兵，能够保证稳操胜券吗？即使偶然得胜，伤亡的士兵马匹，是属于臣僚的呢？还是属于君主的呢？若通好不断，岁币全归君主，还不是君主独获其利！”一边听着，辽兴宗一边频频点头。富弼又进一步解释说：“我朝筑塞雁门关，是为防备赵元昊的。灌注沿边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都是在南北两朝通好之前的事。俗话说水往低处流，这决非人力所为。至于说修城池、补民兵，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都是平常按时要做的事情，这并没有违背两朝之约。”于是辽兴宗说：“若非卿如此一讲，寡人不知其详。但寡人的要求，不过是要收复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再解释道：“晋石敬瑭以卢龙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收复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若要求割地，难道北朝还有何利可图呢？”辽兴宗无言以对，好半晌才又说：“元吴是我藩属亲戚，南朝兴兵伐之，又不先通告，这又是为什么呢？”富弼回答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等，告诉过南朝了吗？况且吾朝皇帝早已在国书中说，讨伐元昊是因为元昊兴兵扰边，吾朝皇帝不忍坐视吏民受害所为。”辽兴宗遂对其臣下说：“是啊！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富弼回使馆后，馆伴刘六符说：“我主以接受财帛为耻，坚持割地十县，怎么办？”富弼毫不退让地说：“我朝皇帝也说过，朕为祖宗守护国家，岂敢拿土地送人。北朝所要得到的，其实就是所求割地中的租赋，朕不忍多让两国无辜百姓伤亡，故屈己答应增加岁币以代割地。如果说北朝必欲割地，则是有意破坏盟约，以此作为借口而已。澶渊之盟，有天地鬼神为证。现在北朝首先挑起事端，过错完全不在南朝。天地鬼神，是不容欺骗的。”刘六符说：“若南朝一味固执，此事怎能完成？”富弼针锋相对地说道：“北朝无故求地，南朝没有马上派兵抵御，而是遣使来通好，商量嫁女、增岁币，这怎么能说是南朝固执呢！”刘六符亦无言以答。

第二天，辽兴宗召富弼一同外出打猎，他问富弼还有什么话说，富弼说：“南朝惟欲久结友好。”辽兴宗说：“只要南朝割地，两朝即可得永久和好。”富弼于是又详细陈述了宋朝不能割地的理由，说：“既然北朝以得到割地为荣，南朝则必以失地为耻。兄弟之国，岂能使一荣一辱。”听了富弼这番话，辽兴宗便没再说什么。

打完猎回到驿馆后，刘六符来对富弼说：“我主听了您关于荣辱之论后，甚为感悟。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婚姻之事仍需进一步商议。”富弼说：“依赖婚姻关系很容易导致矛盾。本朝长公主下嫁，陪送不过十万缗。况且夫妇的感情未必融洽。人的生命也有长短，婚姻亦非和好之良策。岂如岁币可得无穷之利。”刘六符问：“南朝皇上自己有女儿吗？”富弼回答道：“皇上的女儿才四岁，成婚须在十年之后，即使迎女成亲也要在四五年之后，现在南北朝要想消释眼前的猜疑，岂能等这么久。”辽兴宗于是让富弼先回国，说：“待卿再来时，当决定接受哪一项条件，卿可把盟誓文约直接带来。”

富弼回朝复命，向仁宗作了汇报。这年八月，富弼携带两项盟约文书并中书省的口传之辞，再次出使辽朝。上路以后，富弼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对副使张茂实说：“我为使，未见到国书内容，倘若国书与政府所授口传之辞不符，岂不要误大事，我们岂不白跑一趟。”于是他俩打开国书一看，果然与中书省所授口传命令不符，他便立即驰还京师，下午日偏西时，进宫入见仁宗，说明了情况，经仁宗同意，换过国书后，马上又上路北上。

到了辽朝兴宗驻跸的清泉淀金毡馆，富弼递交了国书，辽兴宗却不再提婚姻之事，只要求增加“岁币”，说：“婚事使得南朝骨肉分离，万一公主与梁王和不来，如何是好？所以不如增加岁币，只是没有名义，所以朕认为必须在誓书中加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之意，不能行于平等两国之间，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力争不让。辽兴宗说：“南朝拿金帛给我，既已惧我，用这个字又有何妨！若朕举兵南下，你们要后悔的。”富弼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朝皇帝谨守祖宗之土，继承先帝之盟好，兼受南北，这才以玉帛代干戈，故不惜修改盟约，怎能说是害怕北朝？若不得已被迫用兵，则当以是非曲直定胜负，其结局非臣所知！今陛下忽出此言，岂不是想弃绝旧好，以不可能实现的事相要挟？”辽兴宗又说：“卿不必太固执，我若拥兵南下，岂不要祸害你国！”富弼问：“陛下用兵，有必胜的把握吗？”兴宗说：“没有。”富弼说：“无必胜的把握，怎知会不会败！”兴宗仍不让步，说：“南朝既已允把大批金帛给我，还在乎一个‘献’字。况且过去不是也有这种先例吗？”富弼答道：“过去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当时赠送财物或许称献纳，但后来颉利被太宗擒获，难道还会有此礼吗？”他越说越激昂，辽兴宗见难以使其屈服，便说：“就暂且这样吧。我会再派使者去南朝商议此事的。若南朝皇帝答应了，卿将如何？”富弼说：“若南朝答应陛下，请陛下写封信，就说臣等在此妄有争执，请予治罪，臣决不敢辞。”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远处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可逾越，若求‘献’字，则如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答应。”

富弼回朝后，向仁宗汇报说：“对契丹的无理要求，臣拼死拒绝，他们已经气馁，我们断不可答应他们的条件。”仁宗沉吟不语。不料，仁宗最后还是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此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二十万两匹。

富弼两次衔命北使，皆抛却了家庭私事而不顾。他第一次受命北使时，他的一个女儿夭折病死。他再次出使时，正值妻子要分娩，皆不顾而上路。与辽朝议和之后，仁宗以其出使之功，擢任他为枢密院直学士，迁翰林学士，富弼却皆以增岁币与敌和为耻，恳切推辞。他在奏疏中对仁宗说：“增加岁币不是臣的本意，只因朝廷正在讨伐赵元昊，无暇与契丹角逐，故臣不敢以死力争，怎敢受升迁之命。”他还建议说：“愿陛下益修武备，不忘国耻。”

庆历三年（1043），仁宗又一次下诏，擢富弼为枢密副使，不料富弼辞之愈力。见不可勉强，仁宗遂改授他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七月，再拜枢密副使，他仍上书力辞，说：“如今宋辽既已结好，众人便谓天下无事了。但是，万一败盟，是臣等死有余罪。愿陛下时刻想着契丹的轻侮之耻，卧薪尝胆，不忘修政，奋发图强。”并将朝廷的诰命缴还给仁宗。对此，仁宗也只好作罢。

过了一个月，仁宗又复申前命，并让宰相章得象谕告富弼说：“此次任命，是特别重用，并非是因为使辽之功而擢升。”富弼这才不再坚持己意，任职枢密院。

此时，仁宗亦因为社会矛盾的发展，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遂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于是亲赐宰执手札，让他们条陈疏奏当世急务，同时诏令各地守臣，凡有关民生疾苦、世间利害，关系国家利益的事，务公心咨访奏闻。这年九月，还特意在天章阁召见富弼等人，赐坐和笔札，令他们条奏革新政事的建议，并命范仲淹主持西部防务，富弼主持北部防务。

随即，富弼奏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旨在选贤良，退不肖，革贪赃，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提出应逐渐更换监司诸部门的非才之人，澄汰那些贪官污吏。他的这些建议与主张，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快。

自宋夏发生战争冲突后，固然宋军屡败，损失严重，迫使宋朝廷谋求议和，而西夏虽连连获胜，但国力消耗也甚大，尤其是军士死亡过半，境内又连年发生鼠疫蝗旱，处境亦日加困难，于是答应与宋议和。元昊派使节持国书来宋，提出议和条件，其中一项即坚持“称男不称臣”。仁宗召集诸大臣，讨论元昊的条件，商议对策。朝臣韩琦、范仲淹和富弼等人，皆力主元昊不称臣，则不可与和。富弼还进一步对仁宗说：“元昊向契丹称臣而对宋不臣，则契丹将无敌于天下。我大宋将处于何位。决不能答应元昊的条件。”谏官欧阳修也力谏不可负辱而和。仁宗犹豫不决。直到庆历四年（1044），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故这年十月，宋夏达成和约，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则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3万斤。

庆历四年九月，辽夏关系恶化，辽朝派10万大军西征。

西夏见寡不敌众，便奉表谢罪请和。辽朝接受西夏的请和要求，允许出兵会元昊讨伐“呆儿族”，辽在河东屯驻重兵。宋仁宗君臣怀疑是辽夏合谋对宋用兵，惟富弼持不同意见，说：“兵出无名，契丹不会这样做。辽夏本有矛盾，今元昊对辽称藩，心怀怨慨，故建城屯兵予以防备。而呆儿族也曾屡侵犯契丹，契丹为防元昊与呆儿族合兵犯辽，故在河东屯驻重兵。鉴于此，臣认为辽夏决不会合兵侵犯我朝。”仁宗听了富弼的议论，认为在理，但还是有人主张应调兵以作防备，富弼认为这样不仅劳民伤财，还恰恰会给辽夏造成口实，力主不可。最后，仁宗采纳了富弼的建议，按兵未动，辽军亦果未侵宋。

从庆历三年（1043）九月起，为富国强兵，仁宗采纳范仲淹、富弼以及欧阳修等人的建议和主张，力行改革，号称“新政”。新政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朝中反对派为抵制新法的实施，曾被欧阳修弹劾而罢职的枢密使夏竦首先发难，他无中生有，制造最为仁宗忌讳并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之说，把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指同为“党人”，这引起了仁宗对改革派的戒心与疑虑，便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陕西备兵为辞，先命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又命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再以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庆历五年（1045）正月，他们再被贬黜，范仲淹被贬知颁州（治今陕西彬县），富弼被贬知郓州（治今山东东平）。

一年以后，富弼等被诬“朋党”诸不实之词得以澄清，富弼遂加给事中，改知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治今山东青州）。此时，河北发生水灾，大批难民进入京东，流落到青州境内。为了安置赈济灾民，富弼不待奏准朝廷，即采取措施救济流民。他劝当地百姓富裕人户，拿出一些粮食，官仓也拿出一部分，以接济灾民的日常生活，又找到公私住房十万余间，分散安排难民居住。凡前任年限已满正在待缺及寄居闲住于青州境内的官吏，富弼都发给他们一份俸禄，使其分别到难民聚居处给老弱病残者发放赈济，并把他们所做的工作详细记录，以备日后上奏为其请赏。每过5天，富弼就派人为这些官员送去一些酒饭，故人人乐于效力。凡山林陂泽有可借以谋生的地方，富弼也令听凭难民占用。对那些死亡难民，令官府出人力物力掘大墓合葬，称为“丛冢”。次年，青州境内小麦丰收，富弼又规定，诸处难民可根据路途远近到官府领取一定数额的救济补助粮，返还故乡。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救活难民共50余万人，并从中募兵万余。仁宗了解了富弼的措施后，十分赞许，特派使者嘉奖慰劳富弼，并欲提升他为礼部侍郎。富弼认为自己所做的，都不过是“地方官份内之事”，故又一次推辞不受职。从前，救灾官员一般都是把难民集中到城内，发官仓粮煮粥养活他们，但由于居住拥挤，生活艰难，常致疾疫流行，从而使难民不断死亡，还有的是等待数日不得粥而死，这样做虽名为救济难民，实无异于诛杀。自从富弼采取的这些办法推行后，因既简便又宜行，故天下相传为模式。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贝州（治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发生了王则领导的起义。王则是涿州（今河北涿县）人，逃荒到贝州，自卖给地主家放羊，后应募为军，隶宣毅军为小校，并参加了秘密宗教组织。起义发动后，王则被众信徒推举为起义领袖。王则遂以州吏张峦、卜吉为谋士，派人联络德州、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等地的驻军及群众。齐州驻军欲响应起义，有人急忙去报告了富弼。齐州不属青州管辖，富弼担心事情紧急、不可泄漏，正碰上宦官张从训受朝廷委派到青州，富弼估计此人可以利用，便秘密对他作了交待，让他立即连夜赶往齐州，以朝廷的名义派兵逮捕谋叛者。结果，张从训到齐州后按富弼的交待去做，谋叛者无一人逃脱。事过之后，富弼上疏自承专擅之罪，仁宗不但没有怪罪他，而且下诏嘉奖他，还要擢升他为礼部侍郎，富弼再力辞。后迁大学士、历知郑、蔡、河阳诸州郡，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

至和二年（1055），富弼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任为宰相。富弼任相的诏命宣布以后，士大夫在朝廷共同庆贺。仁宗知道此事后，对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古代任命宰相，或得之于梦，或得之于卜卦，岂如今人情如此。”

“庆历新政”似昙花一现，仁宗励志图强的信念也逐渐泯灭，遂沉溺后宫，以求自慰，疏远皇后曹氏，宠爱贵妃张氏等人，渐致形神疲乏，身体羸。至和三年（1056）正月初，仁宗暴感风眩之疾，初昏不知人，继恍惚莫测。一天早上，他突然从宫中奔出，狂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反了。”张茂则是服侍仁宗的亲信宦官，前曾因小错为仁宗斥责，闻听此事后，惶恐自杀，幸亏有人解救而不死。曹皇后本被仁宗疏远，自此也不敢在仁宗面前了。又有一天夜间，仁宗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跳起来摘下挂在墙上的宝刀就要自刎。当时正侍候在旁的董侍御，见状急上前将刀夺下，鲜血顺着刀刃流淌，惊动了宫内宫外。

仁宗状况如此，中外忧栗。身位宰相的文彦博和富弼亦非常担忧。为发生不测，俩人商量后，便以在宫中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消灾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并及时处理朝内外大事，以慰安朝内外众人之心。如此，才使得宫内肃然，人心渐安。

这年二月，仁宗的病始见好转，逐渐康复。九月，改元嘉祐。但从此以后，仁宗更深居宫内，炼服丹药，寡问政事。每有臣僚奏闻国政，他连话都不愿多说，只是点头敷衍而已。因此，政事全赖宰相文彦博和富弼等辅弼大臣掌理。

富弼任相处事，严守朝廷典故，遵循旧章，又善于吸收众人意见，处理政务从不掺杂个人恩怨，故当时百官各任其职，天下也算太平无事。嘉祐六年（1061）三月，富弼遭母丧离职，仁宗特为他停设春宴。根据宋朝旧例，执政大臣遭丧事，朝廷都要专门颁诏，令其停止服丧回朝任职，名曰“夺情起复”。富弼离职后，仁宗亦因虚相位而5次征召富弼。富弼认为这是特殊时期的礼仪，不宜施之于太平之世，坚持不应诏。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因病暴崩，皇子赵曙奉遗诏嗣继皇位，是为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身体不好，朝政全赖宰臣韩琦、欧阳修等执掌。在诸宰辅中，韩琦威望最高，在仁宗朝，他先与范仲淹共同抗击西夏，继又一起变法革新，时称“韩范”。仁宗晚年，富弼又与韩琦共掌枢府，决大策、安社稷，时又称其为“韩富”，目为贤相。英宗即位后，便起复富弼为枢密使，让他与首相韩琦、副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和赵概等力谋天下大治，并改元治平。

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向诸辅弼大臣征求施政建议，说：“先朝以来，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鉴于仁宗庆历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建议采取稳妥步骤，逐渐厘革。英宗又问唐开元之治和后来发生安史之乱的原因：“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又何以至此？”富弼应对道：“明皇初年内乱，励精求治，委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祸乱。人主惟在择贤而用，决不可让奸人当国事。”英宗皆首肯称纳。

两年后，富弼因足疾请求解职，遂以宰相身份出判扬州，封祈国公。

治平四年（1067），年仅36岁、在位不满4年的英宗病死，皇太子赵顼奉遗诏继位，是为神宗，次年改元熙宁。熙宁元年（1068），富弼奉诏改判汝州。继之，神宗又召其进京，并特许他坐轿至殿门。神宗坐内东门小殿，令其子搀扶富弼进见，免其参拜，坐下说话，从容询问治国之道。富弼意识到神宗欲有所作为，便说：“君主对人或事的态度，不可使人能够猜测；若君意可测，则好人就会借以附会成奸。君主对于人臣，就好像是上天对人的监视，善恶皆由自取，君主然后根据其善恶给予赏罚，如此则功过无不得其实情。”神宗又问到边防之事，富弼回答说：“陛下即位时间不长，应当行德政布恩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默然。次年二月，富弼召拜司空兼侍中，得赐甲等宅第，他都一一谢绝，仍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时有人上书神宗说，自然灾害和天象变异都是天数，与人事得失毫无关系。富弼得知后感叹地说：“君主所畏惧者只有天，若不畏天，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必是奸人欲进邪说，以动摇君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用其力。此为治乱之关键所在，不可不马上进行补救。”于是上书数千言，极论灾异之事。富弼又指出：“君子小人之进退，关系着王道之消长，愿陛下深加辨察，不要根据与自己意见同异或喜或怒，更不能根据个人喜怒决定取舍。陛下喜欢使人暗中调查外边的事情，故使奸邪阴险之人得以逞志。陛下又经常亲自作批示，这样做即使事事正确，也非为君之道。即使十件事中有七八件事正确，积年累月，失误也会很多。现在中外政务逐渐有所变更，大抵属于小人喜欢生事，愿陛下明察其所以然，以免后悔。”还上书要神宗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等。

但神宗变法图强的决心已定，从熙宁二年（1069）初，起用改革派官员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从当年二月起，先后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新法，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王安石执政，与富弼的意见多不合。富弼自知难与王安石共事，急不能胜，故上书称病求退，书凡数十上。由于其去意甚坚，神宗便打算答应他的要求，并召见问他道：“卿去后，谁可接替卿的职务？”富弼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过了一会，神宗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亦默然。几天以后，富弼的辞职要求被批准，遂拜武宁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河南，寻改亳州。

青苗法颁行后，富弼认为这样做将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拒不实行。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阻挠圣旨，侍御史邓绾更建议把富弼交付有关部门审治。神宗以富弼为前朝元老重臣，不允，仍诏以仆射改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富弼虽受到谴责，但犹未失富贵。古代的鲧违令被诛，共工因心口不一被流放。富弼兼此二罪，只夺使相之职，不足以打击奸邪。”神宗仍不允对富弼实行贬黜。富弼听说后，上书神宗：“新法，臣不懂，不可治理州郡，愿回洛阳养病。”在他的执意要求下，神宗答应了他的要求，遂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

富弼归居洛阳后闲住，但对关系国家利害的大事，仍非常关心，常上书朝廷，知无不言。如宋军征安南，他上书建议朝廷，务告诫主帅郭逵谨慎选择有利时机或进攻或退却，以确保王师安全。契丹又争河东之地，他上书朝廷，决不可答应。天象有变，他建议要广开言路，还请求迅速改变新法以解民于倒悬。对他的上书和建议，神宗虽未全部采纳，但对富弼的尊重和礼遇却始终不衰。

元丰三年（1080），前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上书说：“先父任参知政事时，正当仁宗服药，曾与富弼、文彦博商议确立皇储之事，值次日有疾，便没有再提此事。”神宗就此事询问文彦博，文彦博回答的与王同老一样，神宗始确信至和年间的事，他对富弼不因此炫耀自己而一直不提自己的为人尤为赞赏，遂又下诏擢富弼为司徒。

元丰六年（1083）八月，富弼病逝，享年80，赠太尉，赐文忠。富弼为人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谈话必以礼仪，虽是小官或布衣求见，也多是平等相待，言谈温和，无半点官架子。他闲居洛阳后，亦常著布直裰，跨驴出郊，不知道他的都以为他是一农村老农而已。元祐初年，富弼配享神宗庙庭、宋哲宗特篆其碑首曰“显忠尚德”，命翰林学士苏轼撰碑文刻石纪其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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