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福源(1901年—1937年2月4日),字少卿(亦作绍卿),奉天省海城县大石桥南马家屯(今辽宁省大石桥市)人,迁居辽宁营口,近代著名东北军爱国将领、抗日民族功臣,中共秘密特别党员,是推动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关键先驱,被毛泽东誉为“东北军中最早觉悟的军官”。
高福源出身军人世家,年少时随父迁居绥远、定居北京,早年接受新式教育,先后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北京辅仁大学,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目睹列强侵凌国土、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他萌生报国之志。1923年,尚未完成大学学业的高福源毅然投笔从戎,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深造,正式踏上戎马之路。1924年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凭借正直刚毅的品性、出众的学业能力与过硬的军事素养,深得张学良、王以哲赏识,晋升迅速,历任连长、参谋、副团、上校教官、东北模范学生队教育处中校主任等职。
1929年,高福源出任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79团少校团副,兼任旅步兵教导队队长,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事研究班进修,学业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中断。事变爆发后,他临危受命升任中校团副,一心欲率部抗击日寇,却因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被迫随东北军撤入关内。他始终以此为毕生耻辱,内心极度渴望收复东北失地、奔赴抗日战场。治军期间,他严明军纪、苦练精兵,以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教化官兵,严禁军队扰民,还亲自编写军事教材训练部队,打造出战斗力极强的队伍,成为东北军赫赫有名的“虎将”,其部亦是东北军王牌部队之一。
1933年3月,高福源主动投身长城抗战,奋勇抗击日军侵略。同年东北军整编后,升任67军上校参谋处长,不久接任107师619团团长。张学良出国期间,东北军内受蒋介石嫡系排挤、外遭日军压迫,官兵普遍心怀愤懑。1934年起,高福源随部调往豫、鄂、皖一带参与“剿共”作战,彼时的他深陷东北军官兵的普遍困境:内心怀揣收复故土的强烈抗日愿望,却迫于军令不得不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思想上充满矛盾与挣扎。此间,他曾与爱国将领黄显声畅谈抗日大计,立誓愿率部直捣山海关、打回老家,为国抗敌、死而无憾。
1935年秋,高福源随67军进驻陕西鄜县,参与西北“剿共”战事。同年10月25日,榆林桥战役爆发,立足未稳的619团遭红15军团猛攻,指挥系统崩溃,高福源左臂负伤,力战之后兵败被俘,所部四个营被全歼。随后,他与其他被俘军官被送往瓦窑堡关押。
在苏区的两个多月里,高福源亲眼见证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亲身感受红军官兵平等、一心抗日的初心,彻底颠覆了过往对红军的认知。他进入瓦窑堡解放军官学习班学习,因学识出众、觉悟较高被推举为班长,潜心研读《八一宣言》等抗日文献与马列理论著作,亲耳聆听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授课,多次与彭德怀等红军将领深入交谈。红军坦诚的抗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格局,让他彻底认清蒋介石借内战消耗东北军、坐收渔利的险恶用心,思想发生根本性蜕变,彻底摒弃内战观念,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念。
为促成国共联合抗日、挽救民族危亡,高福源主动向李克农请缨,愿返回东北军奔走斡旋、说服张学良、王以哲弃战联共。获批后,他率先孤身前往被红军围困三月的甘泉城,现身说法向守城官兵宣讲红军抗日诚意与救国主张,痛陈内战弊端,成功促成甘泉守军与红军达成停战协定,搭建起东北军与红军初步沟通的桥梁。
1936年初,高福源经周密筹备面见军长王以哲,详述苏区见闻与中共抗日主张。王以哲彼时正奉命秘密联络红军,随即密电张学良。张学良专程飞赴洛川接见高福源,为试探其初心假意下令将其枪毙,高福源坦然赴死、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剖析内战危害、联共抗日的唯一出路,直言东北军唯有联共抗日,方能收复故土、告慰东北父老。二人彻夜长谈,最终彻底打动张学良,使其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携带张学良亲笔信返回瓦窑堡,汇报会谈详情,促成中共派李克农赴洛川开展正式谈判。他全程负责对接筹备,敲定双方通讯密码、对接流程,保障了洛川会谈顺利进行,为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延安)会谈奠定了重要基础,是此次历史性会晤的核心推动者。此次会谈彻底敲定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合作、联共抗日的核心方针,成为扭转西北战局、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节点。
此后,高福源被张学良留在身边,担任东北军与中共中央的专属机要联络员,常年往返西安与瓦窑堡之间,传递高层讯息、协调双方合作事宜。1936年夏,经中共中央特批、李克农介绍,高福源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任职期间,他积极在东北军各部、学兵队开展抗日宣讲,揭露内战本质,宣扬红军救国初心,极大唤醒了东北军官兵的爱国觉悟,为东北军整体转向抗日阵营筑牢了思想根基。西安事变前夕,因功绩卓著,高福源被擢升为东北军105师三旅少将旅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高福源全力投身抗日统战工作。事变次日,他奉命远赴开封,拜会商震、刘峙等地方军政要员,如实阐释西安事变初衷,宣传张、杨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成功缓和各方舆论压力,为东北军集结兵力、抵御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争取了宝贵时间,有效维护了事变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返宁遭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少壮派与老派将领矛盾彻底激化。1937年2月2日,东北军爆发“二·二事件”,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少壮派误杀,东北军陷入分裂危机。为顾全大局、制止内部自相残杀,高福源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奔走调停,却被105师师长刘多荃无端误会为参与兵变。1937年2月4日,高福源被部下秘密诱杀于西安,年仅35岁,酿成千古奇冤。
高福源遇害后,遗体被秘密草草安葬于西安东城门外城墙脚下。改革开放后,在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1981年其遗骨被寻回,当地政府为其举行隆重安葬仪式,将其骨灰与遗像安放在西安南郊烈士陵园。国家民政部为其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书,正式追认其革命烈士身份。
高福源是抗日战争前夕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爱国志士,以一己之力打通东北军与红军的合作通道,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心怀家国、深明大义、不畏牺牲、勇担使命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