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爌

韩爌
  • 姓名:韩爌
  • 别名:字象云
  • 性别:男
  • 国籍:
  • 朝代:明朝
  • 出生地:山西蒲州(在今山西永济西)人
  • 出生日期:1566年
  • 逝世日期:1644年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

韩爌(1566年—1644年),字象云,山西蒲州(在今山西永济西)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进士,选庶吉士,进编修,历少詹事,充东宫讲官。万历四十五年(1617)迁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后又为教习庶吉士。

泰昌元年(1620)八月一日,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韩爌同刘一燝一起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但光宗是一个短命皇上,继位刚刚一个月就病死了。韩爌同刘一燝、方从哲三位阁臣,在御榻前同受顾命。

光宗死后,皇太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下诏明年改元天启。在朱由校登基的过程中,韩爌同刘一燝、杨涟等一起,拥立熹宗继位,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李选侍挟太子以自重,企图垂帘听政的阴谋。熹宗继位之后,韩爌以护翼之功受到中外大臣的敬重。

熹宗继位之初,韩爌竭尽全力辅佐这位年轻的新天子。刚刚继位的熹宗,对朝政还觉着有点新鲜味儿,父皇临终的嘱咐,犹在耳际,所以对韩爌等顾命大臣提出的一些建议,他还乐意采纳。朱由校为皇长孙时,其父朱常洛因忙于政治斗争,很少关心过他,他也从未曾出阁讲学。为此,天启元年(1621)正月,韩爌就上疏指出:“陛下为皇孙之时,未曾出阁讲学,臣请经筵日讲,宜遵旧例执行。”经筵日讲是封建帝王为研读经史而设立的御前讲席。在讲席上不仅仅要研读经史,而且还要联系朝政实际进行讨论,是皇帝接受历史教训研讨治国方略的一项重要措施。熹宗采纳了韩爌的建议。

韩爌还辅佐熹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整顿吏治、减少赋税、发帑犒师等等。在用人方面,则主要是起用了一些在万历时被邪恶派排挤出朝的旧臣。以方严著称的邹元标,家居近30年,这时被拜为大理卿,旋进为刑部右侍郎。因秉公办事而被削籍的赵南星,被升任为太常寺添注少卿。著名的东林党人高攀龙,也进为少光禄卿。而万历四十二年(1614)离职还乡的叶向高,这时也被召还,重新入阁办事,并成为首辅。在熹宗前期的朝廷中,正直派官吏占了上风,他们掌握了大部分实权。这也就是后世史家所称的东林方盛、众正盈朝。这使得熹宗前朝的朝政,朝着清明的方向发展。

但在这种清明的背后,仍然隐藏着暗疮。这就是万历以来正直派与邪恶派之间的门户之争,至此毫无停歇的迹象,而是继续沿续下来,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正直派官吏掌握了大部分实权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邪恶派官吏痛快淋漓的报复上。作为阁臣,韩爌不愿看到这种争斗再无休止地发展下去。尽管在巨大的历史惯性面前,他个人的力量显得杯水车薪,但他还是努力从中调理。

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梃击、红丸和移宫三案,而正直派官吏的矛头,则直指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就已致仕的原内阁首辅方从哲。泰昌元年九月八日,给事中惠世扬弹劾方从哲十罪三可杀,指责他在梃击案中袒护奸党,在红丸案中庇护崔文升、李可灼,在移宫案中犹豫不决听任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中不走。天启二年(1622)二月,刑部右侍郎王之寀又上复仇疏,声称要查办三案的幕后主使,指斥方从哲罪不在崔文升、李可灼之下。事隔两个月之后,曾因受邪恶派排挤而家居,熹宗时召为礼部尚书的孙慎行又上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奏疏,他在疏中指出,光宗所服红丸,是方从哲所进献。因此,他虽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实;在移宫案中他又听任李选侍赖着不走,几乎使熹宗无容身之处。最后他请求熹宗即刻讨伐方从哲这个老贼,并诛杀李可灼以泄天人之愤。

疏上,熹宗批示道:“旧辅素来审慎,所言之事实属传闻。”熹宗将奏疏发给廷臣集议。时朝野方恨方从哲,因此,参加集议的一百多人,只有几人为方从哲开脱,但又马上遭到孙慎行的反驳。

韩爌以为,若再这样争论下去,只能增加朝臣之间的仇视情绪,使党争愈演愈烈。而这些争论的问题,有些是传闻,又有些是难于说清的。这时,刘一燝已罢职,为了正视听息争论,作为红丸、移宫两案案发时的见证人,他觉得有必要将有关事实告诸天下,于是他便上疏讲述了两案的具体经过:

“先皇帝(指光宗)在上一年八月登基。臣与刘一燝当月二十四日入阁。正好有鸿胪寺官李可灼声称有仙丹要进献,大学士方从哲感到非常吃惊,拿出他所开列的问安揭帖,内有‘进药应十分审慎’之语,臣等深以为然,即令李可灼离去。二十七日,先皇帝召见群臣,自己说已有二十多天没有用药了。至二十九日,遇见两名内臣,声称先皇帝病又加剧,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方从哲及臣等都说:‘李可灼声称仙丹,便不敢相信。’当日,先皇帝召见大臣。诸大臣问安后,先皇帝就看着今皇上(即朱由校),命臣等辅佐其为尧舜之君。随即,先皇帝又谈到寿宫之事,臣等以为说的是先帝(即神宗)的寿宫,即以此作答,没想到先皇帝说的竟然是自己的寿宫。因有鸿胪寺官李可灼进药之事,方从哲便奏道:‘李可灼自称仙丹,臣等不敢相信。’先皇帝即令传旨,宣李可灼。臣等出来后,不一会的功夫李可灼就来了,臣同他一起入内诊视。李可灼讲的先皇帝的病源和提出的治疗方法相合。先皇帝十分高兴,即刻下令进药。臣等走出,令诸医商量。刘一燝对臣等说,他的家乡有两人服过此药,损益参半。诸大臣面面相觑,实在不敢说明是否该服此药。一会儿,先皇帝令调药,臣等复入宫,李可灼将调好的药进献给先皇帝,先皇帝大喜,连称李可灼为忠臣。臣等复出。一会儿,内侍说先皇帝服药后暖润舒畅,并有了食欲,诸臣心里十分高兴,纷纷退出。等到傍晚,李可灼出来说:‘圣上恐怕药力接不上,想再服一丸。’诸位医生都说不应急着再服,但先皇帝急于服用,便又进服一丸。臣等问再服后圣体如何,内侍回答说平善如初。这是当天的事情,第二天,臣等赴朝,而先皇帝已于凌晨时刻归天了。

念及先皇帝御临天下,只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但圣恩已泽被九州,为臣子者应如何颂扬、怎么纪述!而大臣们为尽忠泄愤而发表的激烈的言辞与远近震惊怀疑的议论,均是由于不详当日情景,而进药之经过实际上就是如此。如果不根据实情详细剖析,就以非命这样的凶称加到寿终正寝之先皇帝身上,恐怕先皇帝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吃惊、不满的。乞求陛下发旨,将实情公告中外大臣,使诸议者不致于以小疑成大疑,而编史者也不要以信史为谤史。”

这份奏疏,后世史家将其录在《明史》之中,作为当事人和参与者,他的这段叙述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而他对当时激烈的党争的处置方法也是冷静的。正直派官吏对方从哲的弹劾,夹杂了许多感情因素,而其中又有一些传闻被说成了确凿的事实。韩爌将事实公诸于众,并不是替方从哲开脱,而是想使这场无休止的争论就此打住。应当说,他的这份奏疏,对平息党争,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朱由校登基之时才16岁,毕竟还是个孩子。他是个极贪玩的人,这使得魏忠贤找到了讨好他的门径。而不辨忠奸一味地宠信魏忠贤与客氏,正是这位小皇帝的致命弱点。熹宗在登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将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将不识一丁的魏忠贤封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熹宗对两人的宠信,使前期的清明朝政如同昙花一现。而盈朝的“众正”们,也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分子纷纷排挤出朝。内阁大臣刘一燝、叶向高是这样,韩爌也未幸免于难。

天启四年(1624)六月,正直派官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了一次还击。这就是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杨涟疏中所言,有凭有据,像一发重磅炮弹,打得魏忠贤晕头转向。乱了方寸的魏忠贤,慌忙向韩爌求救。韩爌对这位无功而居高位的太监早就不满,曾同刘一燝等人一起力疏遣客氏出宫,因此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为此,魏忠贤深恨韩爌,这也成了魏忠贤千方百计将韩爌排挤出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爌没有想到的是,在客氏的调护下魏忠贤很快摆脱了困境并重新得到宠信。这时的魏忠贤,如同一条恶狼,率领其爪牙,疯狂地向正直派官吏反扑。天启四年(1624)七月,首辅叶向高被逼出朝后,韩爌成为首辅。他早就为朝臣们敬重,作了首辅后,一些正直的官吏也纷纷聚拢到他的身边。而对那些遭到排挤打击的正直派官吏,韩爌也总是极力救助。

天启四年(1624)秋冬之际,山西巡抚一职出现空缺。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极想得到这个位子。但时任吏部尚书的赵南星则认为太常卿谢应祥素有声望,故将他列入首选。魏广微于天启三年(1623)入阁后便成为魏忠贤的心腹,他指使御史陈九畴诬称谢应祥曾做过嘉善县令,而吏部给事中魏大中出于其门下,谢应祥得到此职,是由于魏大中以师生之情言于文选郎夏嘉遇,而复又言于赵南星,所以才有如此决定。因此,赵南星任用谢应祥,属于徇情舞弊行为。时任右都御史的高攀龙,则上疏声称谢应祥系以人望推举,极力为赵南星、魏大中、夏嘉遇辩解。魏忠贤知情后大怒,矫旨将魏大中、夏嘉遇罢黜,又斥责赵南星、高攀龙结为朋党,致使赵南星、高攀龙引罪求去。

韩爌知情后,忙同另一位大学士朱国祯上疏救助,他在疏中写道:“陛下一日之内逐走两位大臣,朝臣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况且,陛下的旨意径直传到院部,没有经过内阁;而高攀龙的奏疏是经过阁臣票拟后送给陛下的,没想到后来又作了更改,这都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将大大不利于社稷。”魏忠贤得知此事后,心中不悦,便矫旨将韩爌斥责了一通。

魏忠贤对韩爌的排挤决不会就此罢手,他的目的是将韩爌排挤出朝,而魏广微的入阁,使得魏忠贤的这一阴谋能够得逞。魏广微(?一1627),南乐(今属河南)人,万历进士。天启初年,以同乡同姓巴结魏忠贤。天启三年(1623)正月入阁参预机务。魏广微平庸恶劣毫无廉耻之心,曲事魏忠贤如同奴婢,是魏忠贤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

明朝制度:对臣工奏疏的处理意见,通常需交内阁大学士们集体讨论。但是,票拟的权力,却只有内阁首辅一人负责。这也是首辅的特权。魏广微是个权力欲极大的小人,他想分享韩爌的票拟权,就通过魏忠贤传谕韩爌,要韩爌充分发挥内阁同僚的作用,而不要使同僚仅仅成为伴食而已。

这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魏忠贤的真正用意,韩爌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知道他已为阉党集团所不容,但他那耿介的性格,又使他丝毫也不向魏忠贤妥协。他毫不犹豫地上了一道奏疏,对魏忠贤干政以来造成的混乱,痛快淋漓地一一指了出来,并要求熹宗将自己罢职。在奏疏的最后,他写道:“让同僚奉诏,而臣再欲奉诏就没有办法了。乞求陛下赶紧将我罢免,以为佐理失职者戒。”

疏上,魏忠贤矫旨斥责韩爌把过错归咎到皇帝身上,并准许他还籍。其他辅臣要求按惯例给予韩爌优厚待遇,魏中贤竟不予理会。

韩爌走后,朱国祯成为首辅,这也是个正直之人,阉党集团也容不下他,所以他不久就被迫离位。后来,顾秉谦成为首辅,这是魏忠贤的一员干将。从此之后,公卿庶僚几乎全是魏忠贤的亲信了。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迷恋于声色犬马的熹宗皇帝病死,死时仅仅23岁,遗诏以其第五弟信王朱由检继承皇位。两天之后,朱由检即皇帝位,这就是思宗,改明年为崇祯元年。思宗的继位,对于韩爌个人来说,是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重新开始。崇祯元年(1628)正月,复其旧官,十二月还朝入阁,再为首辅。

思宗即位之后所作的一件大事就是以强硬的手腕铲除了魏忠贤这个盘踞在宫中的大毒疣。思宗是极有城府的,这一点在他还是信王时就已经表现出来。在他还是信王时,他经常微服私访,将魏忠贤的种种罪行,均已默记于心。在他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马上对魏忠贤下手。他在等待时机。他知道魏忠贤及其死党,如同一棵大树,盘根错节,一时难于除掉。他需要慢慢来,一切准备工作实际上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客氏被逐出宫,心腹崔呈秀因不守母丧而被削籍回家,第一个主张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祯也被革职。失去熹宗撑腰后这三件事的发生,使魏忠贤整日惴惴不安。

朝廷大臣却从此看出了眉目,揭发魏忠贤罪行的奏疏雪片般地送了上来。而最猛烈的一炮,则是嘉兴贡生钱嘉征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了。从此之后,魏忠贤便成了过街老鼠了。思宗见时机已到,便将魏忠贤召来,将钱嘉征的奏疏一条条地念给他听。魏忠贤恐惧无比,慌忙以重金托人说情,但未果。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一日,思宗下令将他安置于凤阳。三天之后,因恐其东山再起,又下令将其逮捕。行至阜阳的魏忠贤得到消息,便上吊自杀了。他的那位对食——客氏,也在同月十七日在浣衣局被笞而死。

我们所作的上述交待,旨在说明韩爌复职后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这就是,作为阉党的首魁,魏忠贤已经倒了,然而,他的遗党大部分还在朝中,其势力仍然不可等闲视之。而思宗对阉党集团是恨之入骨的,他想收回朝政大权,将阉党分子全部驱逐出朝,而辅佐思宗清理阉党分子,成为韩爌官复原职后所作的一件大事。

崇祯元年(1628)十二月,御吏吴甡上了一道奏疏,奏疏中写道:“京察在即,臣深恐魏阉遗党未尽,而借京察遮掩其罪行。……此等奸人如果混入察典,京察之举就有失公正。陛下应命令各部院科道汇集他们以前所犯罪行、姓名,注明各自的犯罪事实,联合上疏请求圣裁,一一给予处分。”这道奏疏,正合思宗心意,于是他便钦定逆案。崇祯二年正月,思宗命令韩爌同阁臣李标、钱龙锡确定阉党分子名单。

在清理阉党分子这一问题上,韩爌同思宗有分歧。曾经作过光宗、熹宗两朝内阁大臣的他,对万历以来的党争给大明社会带来的危害,他看得比谁都清楚。他本人也正是在这种党争中被排挤出朝的。鉴于此,他本人对这次清理阉党之举的态度是,尽力平抑党争,不四面树敌重构怨仇。因此,当他得到思宗的命令之后,仅仅列了四五十人交给思宗。思宗过目之后,觉得太少,令韩爌再查。韩爌又以数十人补上,思宗仍然不高兴。

思宗对韩爌的工作成绩十分不满,进而对他的能力产生怀疑,便亲自开导韩爌。思宗对阉党分子大致分了一下类,列出赞导、拥戴、颂美、诏附四类,让韩爌将阉党分子一一列在各类目之下。并对他说:“魏忠贤只不过是一个阉人,如果没有外廷助纣为虐,怎么会出现那种局面?况且在内廷中也有他的同党,这些人也该列入。”韩爌答道:“臣身为阁臣,至于内廷中谁是魏忠贤的同党,就不得而知了。”思宗两眼盯住韩爌,意味深长地说:“难道是不知吗?只不过是害怕结怨罢了。”韩爌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一天之后,思宗在便殿召见韩爌。案子上放着一个布袋,里面盛的全是奏疏。思宗将袋子交给韩爌,对他说:“这里面盛的,全都是阉党称颂魏忠贤的奏疏,你可按名字列入名单。”韩爌见思宗清理阉党分子的决心如此坚决,便说道:“臣之职责在于调和陛下旨意,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臣不太懂。”思宗又召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却说自己不懂刑法。思宗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这使他以后的执政中形成了刚愎自用的特点。这之后,思宗又召来刑部尚书乔允升,由韩爌、王永光及乔允升共同审案。

韩爌再次将名单呈上,心想皇上这次该满意了吗?但他又错了。思宗召见他时,一脸怒气,韩爌一见,便知不妙。思宗诘问道:“张瑞图、来宗道、贾继春为何没有列入?”韩爌陪着小心,答道:“张瑞图、来宗道都没什么犯罪事实。”思宗马上叱责韩爌:“那张瑞图写得一手好字,深得魏忠贤喜爱;来宗道为崔呈秀的父亲请求恤典,这难道不是犯罪事实吗?”稍停片刻,思宗又问:“那贾继春呢?”韩爌答道:“贾继春变化无常,然而所言也有可取之处。”思宗反驳道:“正是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才是真正的小人。”于是张瑞图、来宗道、贾继春三人就这样被列入了阉党名单。

同年三月,在思宗的授意干预之下,一份包括了绝大多数阉党分子在内的逆案名单终于定了下来,并以诏书的形式诏告全国。列入这个名单的有首逆魏忠贤、客氏;同逆首谋崔呈秀等6人,结交近侍者203人,忠贤亲属及内宫党附者50余人。对这些逆案分子,有的被凌迟处死,有的被充军,有的被削为民,有的被革职闲住。魏忠贤虽死,但仍被开棺戮尸悬首示众。

明思宗的钦定逆案,是对阉党集团的一次大清除。这一举措,对阉党集团的重创,使其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东山再起。而随即出现的则是阉党对立派东林党势力的增长。因为思宗在打击阉党时,依靠了东林党的力量,思宗一上台就为东林党恢复了名誉,一些著名的东林党人也重掌朝政。到思宗钦定逆案之后,阉党与东林党两派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林党的势力已远远超过阉党了。

思宗对万历以来形成的门户党争实在是深恶痛绝的,他的企图是,用自己强硬的政治手腕,彻底平息党争。因此,他立下了两条原则:一是已经颁诏天下的钦定逆案,坚决不许翻案;二是严格禁止朝臣相互党附、各立门户。思宗的这个设想是好的。但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多少年来的是非恩怨,巨大的历史惯性,想让他一下子就停歇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钦定逆案虽然清除了许多阉党分子,但仍免不了有“漏网之鱼”,有些人甚至还得到思宗的宠信,在朝中掌有大权。如吏部尚书王永光、御史史睯、高捷三人即是,他们无时不在寻找机会,打击陷害正直派官吏,并进而为逆党翻案。

被思宗颁诏天下的逆党名单,虽不完全出于韩爌之意,但他毕竟是定逆案的组织者,因而他便成了漏网阉党分子们打击的一个重点对象。他自己不愿结怨树敌,可到头来还是栽在怨敌手里。韩爌自己怎么也没想到,他的怨敌竟会将他牵连到袁崇焕案中去。

袁崇焕,字元素,东筦(今属广东)人。崇祯元年(1628)四月,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自率领10万大军,避开明朝在宁锦的正面防线,从蒙古绕道入关,直趋京师。袁崇焕闻讯后马上率兵保卫京师,驻兵于广渠门外。因士兵困疲,请求入城京休整,但被思宗拒绝。这时,皇太极又使用反间计,使思宗确信袁崇焕已经降金,然后引后金兵入京师,逼迫明朝达成城下之盟。思宗果然中了皇太极的圈套,下令将袁崇焕下到诏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袁崇焕被冤杀。这就是袁崇焕案。

孤立地看,这个案子是极其简单的,但就怕有人借题发挥,就此大作文章。袁崇焕下狱后,阉党漏网分子王永光、高捷、史𡎊、袁弘勋等人谋兴大狱,先借袁崇焕案诬告参与清理阉党的大学士钱龙锡,结果钱龙锡被判处充军。这之后,他们又将矛头指向了韩爌。

崇祯三年(1631)年正月,中书舍人加尚宝卿原抱奇首先发难。他上疏弹劾韩爌误国,致使后金军队进入京师,在社稷危亡之时,不能出谋划策,不能提拔一人,而只能坐视成败。因此,应与钱龙锡一并贬斥。对这份奏疏,人们不禁要问,韩爌与袁崇焕案怎么扯上关系呢?对此,原抱奇的奏疏中也说得很明白:韩爌是袁崇焕的座主——袁崇焕考进士时,韩爌是他的主考官。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此后不久,左庶子丁进因没有得到提拔埋怨韩爌,因而上疏弹劾他。工部主事李逢甲弹劾韩爌的奏疏也到了思宗手里。在这种情况下,韩爌三疏引退。思宗下诏赐予他白金彩币,派行人护送其回籍。

韩爌两次入阁,做事老成慎重,引荐正直派官吏,抑制邪党,天下无人不称其贤。而惟其庇护了王永光,才使自己落了个如此结局。

韩爌家居之时,还有一段小插曲。崇祯十七年(1643)春天,李自成起义军攻陷蒲州,李白成要韩爌出来相见,韩爌不肯。李自成就捉住他的孙子要挟他。韩爌只有一个孙子,迫不得已,只好出来一见。李自成果然放了他的孙子。

韩爌在家居的日子里,整日闷闷不乐,最后忧郁而死,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