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休

韩休（672—739年），唐玄宗朝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善作诗文，初应制举，又举贤良。玄宗时历官左补阙、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虢州刺史。虢州地处两京之间，常为来往车驾提供额外负担，他多次奏请与他州平均给养，以减轻百姓疾苦。以母丧去职，丧期满，入为工部侍郎、知制诰。开元二十一年（733）拜相，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人正直敢言，不趋炎附势，“既为相，天下翕然宜之”。万年尉李美玉有罪，玄宗下旨流放岭南，休以“尉小官，犯非大恶”，主张先去朝廷大奸臣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并与玄宗数次谏诤，声言巨猾不去，不敢奉诏。每处大事，必持正争辩，不怕得罪权贵。凡不合朝廷规范，虽皇帝亦规劝不止，人称“仁者之勇”。一次玄宗在禁苑中打猎，排场礼仪超过常规，忙顾左右而问：“韩休知否？”玄宗曾对镜自照，默默不乐，左右称：“韩休为相，陛下无一日欢，殊瘦于旧，何不逐而去之？”玄宗回答：“吾貌虽瘦，天下必肥。韩休力争，吾寝乃安。吾用韩休，有利国家。”开元二十七年卒，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忠”。

开元中期，在唐玄宗的宰相班子中有这样一个人，他不时地就朝廷政事的得失、人君言行的是非直言极谏。玄宗皇帝被弄得很不自在，并因之逐渐消瘦下来，但玄宗清楚此人所言都遵循着封建礼法，忠于大唐的江山社稷，所以仍然对他信任有加。此人就是韩休。

韩休出身于一般的官宦人家，伯父韩大敏是武则天时期的凤阁舍人。当时担任梁州都督的李行褒被部下所诬告，给他罗织了图谋不轨的罪名。武则天就命令韩大敏赶到梁州调查处理这一桩公案。在当时告密成风、酷吏横行的恐怖日子里，百官胆战心惊，人人自危。韩大敏临行前有人劝告他，说李行褒是李唐王朝的近属，而李氏皇族正是武则天要逐步剪除的主要政敌，李行褒之狱就是这种斗争的一部分。为了韩大敏的安危，友人劝导韩大敏遵从武则天的意旨行事。但韩大敏听后却说：“岂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陷他人以非罪！”经过梁州的调查，韩大敏认为李行褒的罪名不能成立，是一桩冤案。于是，他据实上奏朝廷，希望予以纠正。韩大敏的举措触怒了武则天，置前此审查的结论于不顾，命令御史重新覆查，终于按她的意思构成了冤狱。韩大敏也以审理失察、知情不举的罪名被赐死于家。韩休之父韩大智也曾担任过洛州司功参军一类的中下级职务。这种家庭，尤其是伯父韩大敏坚守正道、舍身取义的精神给了韩休以重要影响。

韩休青少年时期就才华横溢，他喜欢文辞，很有文采，参加过科举考试，担任过地方的下级官吏。唐玄宗做太子时，曾让韩休等人就国家大政入东宫条对，结果韩休和校书郎赵冬曦因对策成绩突出一起考中乙第，不久，他就被授于左补阙一职。后来，他又历任过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兼知制诰等官职，也曾出任过虢州（今河南灵宝）刺史。虢州地近京师，又处于东、西两京之间，是唐玄宗巡游东都往返的必经之路。玄宗每次出游，车驾扈从众多，虢州所承担的各种赋税、徭役、畜草供应等负担非常沉重，严重地影响了虢州境内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作为一州之长，韩休就此上书朝廷，建议将由虢州一州所担负的沉重负担平均摊于临近的几个州。韩休的合理要求被当朝宰相张说武断地驳回，并指斥韩休说：“如果免了虢州的各项供应，就会转嫁到其他州郡！”认为韩休此请是为一州之私惠，不识朝廷大局的无理要求。韩休对此不服，准备继续上书玄宗进行辩论。他的部下担心他为此获罪宰相，请他三思而后行。韩休愤愤不平地说：“我作为一方刺史而不能革除境内百姓所蒙受的不公平负担，以后如何临民从政！如果因此而获罪当道，我也甘心情愿！”他再次上奏玄宗，终于使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一年以后，他因母亲病故去职。服丧结束后，他又先后被授于工部侍郎、尚书右丞等职。

开元二十一年，宰相裴光庭去世，玄宗诏命萧嵩在朝臣中物色可以担任宰相的人选。萧嵩与当朝右散骑常侍王丘友善，于是打算推荐王丘。王丘自知从政的才能不如韩休，他转请萧嵩向朝廷荐举韩休。在这种情况下，萧嵩向玄宗保荐了韩休，很快韩休就被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玄宗朝的宰相。

韩休方正坦直，坚守正道，很少顾及到自己的进退荣辱，所以他担任宰相以后，很得人心。有一次，万年（今陕西西安西北）县尉李美玉因事获罪，玄宗一怒之下就诏命有司将其流放到岭外。韩休认为对李美玉这种罪轻罚重的作法不妥，他对玄宗说：“李美玉官职卑微，所犯又非大罪，现在朝廷中有大奸大恶，但却未受到惩罚，岂可放纵大奸而惩治轻罪！我认为当今的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仗宠幸之恩，贪赃枉法，其宅第舆马众多，大大地超过了朝廷的规定。我请求陛下先治罪程伯献，再惩罚李美玉！”开始，玄宗不肯答应。韩休却坚持已见说：“李美玉犯有微过而陛下不宽容，程伯献犯有大罪而陛下却不按问，如果不先制裁程伯献，我就不能执行陛下流放李美玉的命令！”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尚不失为一代明君，他看到韩休既态度坚决，又正直无私，就接受了他的意见。韩休担任宰相期间，类似这种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还很多。

对耿直无私的韩休，唐玄宗既信任，又有些怕他。原来在开元后期，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唐玄宗逐渐丧失了开元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锐气，他怠于朝政，常常沉溺于声色享乐之中。在韩休看来，这是丧志误国之举，是圣明国君之大忌，他曾为此多次进言，希望唐玄宗以国家为重，成为千古明君。后来，每当玄宗在后宫举行宴乐或在禁苑打猎游玩时，经常询问左右侍从韩休是否知道自己的行动。有时刚刚说完，韩休谏止玄宗有失君道的奏章就递到他的手中，弄得他心事重重，闷闷不乐。有一次，玄宗揽镜自照，发现自己消瘦了许多，心中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左右侍从看到这种情形就对玄宗说：“自从韩休当上宰相以后，陛下反而不能痛痛快快地过上一天，以至于一天天地消瘦下来，为什么不将韩休逐出朝廷！”玄宗心情复杂地叹息着说：“我虽然由此而瘦了下来，但天下却因此而得到治理。萧嵩奏事都顺从我的旨意和爱好，但他退下之后，我考虑到国家治乱时，总是寝席不安；韩休虽然经常苦争力谏，但他所言均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和道理，所以他退下以后，我就可以睡得安安稳稳。我所以任用韩休，是着眼于国家的大计，并不是为我自己着想。”

韩休虽然在担任宰相期间忠直敢言，不顾自己的荣辱得失，但在此之前他却显得平和安然。萧嵩当初荐他为相的时候，错以为他平和不争，容易控制，可是，等到两人同朝为相时，韩休却坚持正道，从不逢迎这位有荐举之德的恩相，于是萧嵩对韩休产生了憎恶之心。但名相宋璟却十分欣赏韩休，他曾感慨地说：“真想不到韩休竟能如此！”

韩休晚年离开相位以后，担任了工部尚书，还曾被拜为太子少师，受封为宜阳县子。开元二十七年，68岁的韩休去世以后，唐玄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