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姐所生。在位17年。天命十一年(1626，明天启六年)，在沈阳即大金国汗位。以次年为天聪元年（1627）。十年四月，改元崇德，更国号为大清，正式称帝。

童年时代的皇太极子以母贵，从小就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他聪敏过人，记忆超群，凡耳目所闻所见，皆能不忘。勤奋好学，尤其喜欢读书，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对汉族经史著作兴趣浓厚，常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例，把他们的功过得失作为自己统治的借鉴。

骑马射箭是女真人的传统，皇太极常常追随父兄们围猎，箭法高超。

由于父兄长年出征在外，年方7岁的皇太极便奉父命承担起家政重任，料理得有条不紊，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偏爱。万历四十年（1612），追随父兄出征乌拉。这次出征对皇太极有着深远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作战经验的丰富，皇太极很快成为后金统治集团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将其设立的黄、红、蓝、白四旗，扩建为8个旗，皇太极被授为正白旗主旗贝勒，第二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皇太极又获得“和硕贝勒”称号，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平起平坐，被称四大贝勒，地位高于其他贝勒。他们共议国政，各置官属，有相当大的权力。到了天命六年（1621），他与三大贝勒又根据努尔哈赤的指令，按月分值，掌握后金国内的一切机务。

随着统一女真战争的胜利，努尔哈赤又展开了对明朝的进攻。身为努尔哈赤得力干将的皇太极积极为努尔哈赤在辽东扩展势力范围出谋划策。天命三年，努尔哈赤60大寿时，在如何对明朝作战的策略问题上，诸子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皇太极建议利用抚顺举行马市的机会，先派一部分人以马商的身份潜入抚顺，作为内应，后金可里应外合，夺取抚顺。这一建议被努尔哈赤所接受，顺利占领抚顺，守城游击李永芳投降，后金取得对明作战的首次胜利。

抚顺之战拉开明清战争的序幕。为了尽快消灭后金，明朝决定集结重兵犁庭扫穴，进攻努尔哈赤。面对明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努尔哈赤采取“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与明军展开萨尔浒决战。皇太极出谋划策，亲临战阵，第一个率军到达萨尔浒山，与界藩山上的筑城民夫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明军。在顺利击溃明朝南路军杜松所部后，又阻击前来的马林军，后又率军奔向东路，与大贝勒代善等配合，与明军激战于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新宾县榆树乡嘎巴赛村附近），击杀明军主帅刘綎，全歼明军。萨尔浒之战中，皇太极连破三路明军，显示出超凡的军事才能，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众贝勒当中的地位。

萨尔浒之战后，皇太极又随努尔哈赤出征叶赫部，负责攻打叶赫的西城，在其连日的强攻之下，叶赫兵败而亡，努尔哈赤由此完成女真各部的统一。

萨尔浒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努尔哈赤，他很快便把下一个进攻的目标指向了辽沈地区。天命五年六月和八月，皇太极两次率军进攻沈阳，所获甚多，满载而归。次年二月，又跟随努尔哈赤掳掠奉集堡（今沈阳城南苏家屯区奉集堡），率精锐护军进至黄山，迫使明军副将朱万良落荒而逃。皇太极驱兵掩杀，一直追到武靖营才撤兵。三月，后金攻下沈阳，得知明朝奉集堡总兵李秉诚、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率领3万骑兵前来援救沈阳、驻营于白塔堡，并派兵一千前来侦察，皇太极主动请战，击败明军，率军追杀南逃的明军，直白塔堡；又率领百余骑进击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及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所部的明军，力挫明军三总兵，随后与大贝勒代善、台吉岳托等一起追击明军40里，斩首三千余级。

沈阳一战，后金大获全胜，乘胜进军辽阳。三月十九日中午，后金军进抵辽阳城东南角。皇太极与努尔哈赤麾下两黄旗配合，在辽阳城外与明军展开厮杀明军溃不成军，皇太极乘胜追击到鞍山界。经过两天两夜激战，后金军攻克辽阳，俘虏明朝巡按御史张铨。辽沈之战中，皇太极的军事才能进一步显现。

皇太极称帝后使用的信牌（正面刻有满文、蒙古文、汉字的“皇帝之宝”字样）皇太极称帝后使用的信牌（正面刻有满文、蒙古文、汉字的“皇帝之宝”字样）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在众人的拥戴下，继承后金汗位，以翌年为天聪元年，国号不变。皇太极虽然继承了汗位，但他并没有完全掌握后金的国家权力，只是名义上的汗。努尔哈赤在世时曾规定“八和硕贝勒，同心谋国”，共同佐理国政，而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掌管政务。这种状况在皇太极即汗位初期仍没有改变，三大贝勒与皇太极共同执政。三年正月，皇太极以“三大贝勒，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为借口，让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代行“值月之事”，以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同时又设“八大臣”和“十六大臣”，削弱八旗诸贝勒的权力，加强汗的权力。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权，但并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

四年，二贝勒阿敏尽杀永平的降官降将，屠戮城中居民，掠其财帛，擅自从其戍守的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撤军。皇太极下令将阿敏“押赴所司听勘”。六月初七，又让诸贝勒、大臣共议阿敏之罪，历数他擅自移居、悖行慢上、弃地不守和妄杀降官等16大罪状，将其送入高墙禁锢，“永不叙用”。五年七月，汉官宁完我建议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皇太极采纳，仿汉制设立六部，各部设满、蒙、汉籍的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由贝勒多尔衮等分管，并面谕六部大臣，要求他们奉公守法，各尽职责，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六部的设立加强了皇太极的权力，但其权威仍没有完全凌驾于三大贝勒之上。

五年八月，三贝勒莽古尔泰因事与皇太极发生争吵，拔出佩刀示威，皇太极下令削去莽古尔泰的大贝勒名号，罚银万两和马匹、甲胄若干，使莽古尔泰受到沉重打击。同年十二月，皇太极又采纳礼部参政李伯龙的建议，废除过去朝贺时各大贝勒与皇太极并坐的旧体制，规定只有皇太极才可以面南中坐，使代善和莽古尔泰位居皇太极之后。莽古尔泰在天聪六年忧愤而死。九年，皇太极又以代善宴请对皇太极素怀不满的哈达公主莽古济格格为由，历数其罪，使代善险些丢掉大贝勒的名号。皇太极进而宣布“大小纲纪，俱听睿裁”，除去了威胁其地位的最大障碍。

在解除三大贝勒权力的同时，皇太极所控制的军事力量也得到了扩大。到天聪末年，皇太极已经控制了两黄、两蓝和两白6个旗的兵力，并把势力渗透到镶红旗，从而结束了以往“八王共治”的局面，完全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举行登基大典，接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从此，皇太极南面独坐，接受百官的朝贺，制令统于一身。

由于努尔哈赤在统治时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汉官不被重用，百姓备受歧视，使女真与辽东汉人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皇太极继承汗位后，调整努尔哈赤时期的政策，注意争取明朝的大小官吏，大力任用汉官，为后金效力，像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都受到重用，尤其是对范文程言听计从，极为信任。政策的改变为后金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天聪七年，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来归。八年，尚可喜略定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石城岛等五岛来归。皇太极对他们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行抱见礼；崇德元年（1636），又将他们晋封为王。三年，皮岛总兵沈世奎的侄子沈志祥也率领所部归附，后来，明总兵祖大寿、松锦决战中被俘的明蓟辽总督洪承畴也在他的感召下归附了清朝。

皇太极一改过去屠戮汉人、掠夺财物的做法，竭力树立“善养人”的形象，争取民心。他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规定每备御止给壮丁8人、牛2头，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用汉官管理，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的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天聪五年，皇太极又颁布《离主条例》，规定凡主人犯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皇太极还注意体恤民力，凡有妨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兴筑，使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后金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也得到缓和。

皇太极继位时，后金面临的军事形势依然很严峻，东面的朝鲜与皮岛、北面的蒙古、南面的旅顺，时刻都在威胁着后金的安全。

天聪元年正月，皇太极以朝鲜助明伐后金、包庇毛文龙等为借口，命令贝勒阿敏、济尔哈朗、岳托等率领后金军突袭朝鲜，逼朝鲜向后金求和，接受后金提出的条件，订立了城下之盟。但朝鲜并没有完全履行盟约，仍然与明朝保持着君臣关系，为明朝对后金的军事行动提供粮草和船只等物资，还积极备战。崇德元年十二月初二，皇太极借口朝鲜“败盟逆命”，亲率八旗劲旅兵出义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占领了朝鲜的王京，迫使国王李倧向清称臣，从此解决了朝鲜问题，使朝鲜成为后金的藩属。

皇太极继位后，另一个进攻的目标是漠南蒙古。漠南蒙古在明与后金的争斗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以察哈尔部林丹汗势力最强。明朝为了利用林丹汗，每年给予“岁赏”达数百万。林丹汗依靠明朝的支持，经常掳掠蒙古各部，与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结下了很深的矛盾。天聪二年，喀喇沁等各部联合出兵，攻击林丹汗，将其赴明朝请赏的三千兵丁尽数截杀，并请皇太极出兵征讨林丹汗。皇太极以“盟主”的身份，大会蒙古诸部，出征林丹汗，将其追击到兴安岭，获人畜无数。六年，皇太极又亲率大军西征林丹汗。林丹汗闻讯，自知不敌，西逃至青海，八年，病死青海打草滩，其子额哲继位。皇太极对察哈尔由以征讨为主改为以招抚为主。九年，他派多尔衮、岳托等率领精兵万人，前往招抚林丹汗之子额哲及其部属。这次出征还意外地得到了传国玉玺。

额哲投降后，原先隶属于察哈尔的蒙古诸部，如克什克腾等部也归降了后金。崇德元年，漠南蒙古16个部、40个首领集会于盛京（今辽宁沈阳），一致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整个漠南蒙古都成了清朝的藩属。同年，皇太极派人出使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劝其归附清朝。三年，三部同时“遣使来朝”，与清朝建立了长久的联系，成了清朝的臣属。

解决朝鲜的同时，皇太极还对明军驻守的皮岛采取攻势。天聪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以总兵官楞额礼为右翼主帅，喀克都礼为左翼主帅，率领步骑兵共6000人，经朝鲜取皮岛。但是，由于准备不充分，缺少战船，在明朝皮岛总兵黄龙的顽强抵抗下，兵败而归。崇德二年二月初二，皇太极从朝鲜班师，行前命令侄儿硕托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往取皮岛。在前线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又派弟弟阿济格率领千名清军前来支援。阿济格到达皮岛前线后，采取佯攻与偷袭相结合的战术，经一昼夜激战，于四月初九攻克皮岛，俘杀明朝皮岛总兵沈世奎，彻底解决了来自皮岛的后顾之忧。

天聪七年六月十九日，命贝勒岳托、德格类率领后金军及旧汉军石廷柱、孔有德、耿仲明的部队，总共马步兵1万多人，乘旅顺兵力空虚，往取旅顺。战事从七月初一持续到初七，终将旅顺攻克，以皮岛总兵黄龙为首的守城明军全部被歼，俘获人口、财物、牲畜无算。事后，皇太极还接受以前弃而不守的教训，令叶臣和伊尔登率领后金兵2500人驻防旅顺。

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明朝宁锦防线，首攻锦州，再攻宁远，但在明军的顽强抵抗下，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撤回沈阳。这次受挫，极大地震动了皇太极。他深刻地认识到，长于野战而装备落后的后金军在同凭借坚城、使用大炮的明军的较量中，取胜的机会甚少。皇太极及时地提出“伐大树”的战略，即深入明朝内地，攻其“无备城邑”，避开明朝防守坚固的宁锦防线，借道蒙古进攻其腹地，频繁地对明朝内地实行残毁政策。天聪三年开始，接连对明朝的畿辅及邻近省份发动了5次进攻。

三年，皇太极亲统5万大军，破大安口、龙井关（今河北迁安西北），连下迁安、滦州、永平和遵化4城，直趋北京，迫使袁崇焕领兵过山海关入援京城。在北京城外，皇太极又行“反间计”，使崇祯皇帝杀了袁崇焕。

八年，皇太极再次亲率八旗劲旅9万余众，发动了“入口”之战，突袭宣府、大同地区，杀掠无算。崇德元年，又以阿济格为将，率领8万清军从独石口入边，袭击了明朝的京畿地区，如延庆、昌平、良乡、密云、平谷等地，掳掠人畜18万而归。崇德三年至四年，皇太极再以多尔衮、豪格、阿巴泰、岳托为将，兵分两路入关，蹂躏河北、山东，下济南1府、3州、55县，掳掠人畜46万。崇德七年至崇德八年以阿巴泰等为将，袭扰明朝京畿地区和山东、河北一带，掳掠人畜70余万。这5次征战，极大地破坏了明朝的京畿一带，使明朝“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

天聪五年，皇太极亲统大军，兵临大凌河城下，采取“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的战略，在大凌河城周围50里的范围内掘壕四道，令后金军按八旗左右翼方位扎营，完全切断大凌河城与外界的联系，经过近3个月的围困，迫使祖大寿投降，取得大凌河之役的胜利，随后平毁大凌河城，班师回沈阳。

崇德五年三月，为了突破明朝的宁锦防线，皇太极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左翼主帅，率军往义州（今义县）筑城、屯田，时而袭扰驻锦州明军。翌年，济尔哈朗包围锦州，皇太极亲临锦州前线，察看地形和明军态势。明廷以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调集曹变蛟、王廷臣、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杨国柱、王朴、唐通等将领、部兵，计13万众，开往锦州前线。明军采取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的策略，准备与清军决战，并在松山北岗击败济尔哈朗和多铎率领的清军。九月，因洪承畴率明军直趋锦州，前线清军“急报求救”，皇太极日夜兼程赶往锦州。二十三日，到达锦州前线后，陈兵于松山和杏山间，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洪承畴的援兵，用深沟宽濠之法，外辅以大包围战术，切断明军的退路，继而又击败塔山明军，夺得笔架山上的明军粮草，致使明军军心动摇，仓皇突围。吴三桂、王朴逃出，洪承畴等1万多明军被围在松山城内。七年二月，松山城内弹尽粮绝，副将夏承德投降清朝，密做内应，引清军入松山城，生俘洪承畴。三月，祖大寿见锦州解围无望，也投降了清朝。随后，清军又攻克杏山。至此，明清之间的松锦决战以清朝胜利而结束，形势向有利于清朝的方向发展。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在盛京清宁宫南窗下的御榻上猝然病死，终年52。葬沈阳昭陵，庙号太宗，累上谥号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