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家玉(1810—1886),字琢,号小蘧,清穆宗时军机大臣。江西新建(今属江西)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三年,提督贵州学政。二十七年,至刑部任事。咸丰二年(1852),请假回家省亲。在籍助地方官府设局劝捐炮船经费,以抗太平军。七年,回京任军机章京。旋丁父忧回家。十一年,回京任顺天(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等职。同治元年(1862),以方略馆办理册档出力加四品官衔。历迁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卿与大理寺卿等职,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奉旨赴湖南查办巡抚恽世临一案,回京仍充军机章京。五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军机大臣。授兵部左侍郎。以收受湖广总督官文馈送银两,为湖北巡抚曾国荃疏劾,免军机大臣职。从六年至十年,先后任刑、吏、兵各部侍郎,曾上挽救时局条陈,主张裁勇撤厘。十一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奏劾江西省违制加赋,除每年征银一百八十余万两正额外,每两复加四钱,计每年浮收七十余万两,此项请予取消。江西巡抚刘坤一被迫将每两附加征收额减为二百文,然又上奏攻讦其干预江西漕丁改革等事。朝廷遂以两人挟私倾轧之过,分别处以降级革职。光绪五年(1879),由五品京堂补通政使司参议,上海防紧要疏,请造铁甲兵舰,设南北洋水师,御敌于海上。不久,朝廷决定设立海军衙门。后因病告退。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个震奋人心的消息传到江西新建:年仅19岁的胡家后生在殿试中名列一甲三名,成为该年大考的探花郎。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播这一喜讯。
这位胡家后生就是后来名列朝班,官至左都御史的胡家玉。
胡家玉,道光二年(1822)出生于江西新建一个书香世家。他生性聪慧,六岁开蒙入家塾读书,不出三年,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且长于记忆,凡读过之书,皆能过目不忘,一时被乡人称为“神童”。11岁时,胡家玉即能作些简单的律诗,且每能阐发新意,让人读后倍觉清新之感。14岁,他参加县试,考中秀才;16岁,他又赴省城应省试,得中举人;终于,在19岁上,他跃过了中国历代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龙门”,高中一甲第三名,成了进士。他的这段经历,真可谓一帆风顺,羡煞了四里八乡的读书人。
考中进士后,胡家玉被朝廷授以翰林院编修之职。两年后,他被简放贵州,提督学政,出人意料地获得一个“美差”。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从翰林院散馆,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到这时,年轻的胡家玉踌躇满志,向往有朝一日能挤身三公九卿之列,光宗耀祖。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噩耗传来:他的生身母亲去世了。这对胡家玉打击很大。他连忙上书请假,回家奔丧。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神州大地上骤起一股农民起义狂飙。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赢得四方响应,革命烽火席卷全国。此时胡家玉正服丁母忧在家,出于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当他听说江西巡抚陈启迈下令设局劝捐炮船经费时,立即积极响应,率先应捐,并帮助筹措此事。咸丰五年(1855),陈启迈上疏朝廷,以胡家玉在劝捐中出力甚大,请求奖叙。很快,清廷赏以员外郎一职。咸丰七年(1857),胡家玉丁母忧期满,被朝廷任命为军机处章京。谁知就在同年八月,胡家玉的父亲又去世了。他忍受巨大的悲痛,告假离京,再次回家奔丧。
咸丰十年(1860),胡家玉丁父忧期满,于次年三月补员外郎。该年五月,他被任命为湖南乡试副主考官,奔赴长沙。嗣因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率兵出走,攻进湖南,导致该年湖南乡试停止。清廷命胡家玉火速回京,于八月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九月,胡家玉被升迁为郎中。这年胡家玉39岁。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三十日,清朝宫廷内部发生了一次政变,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将咸丰皇帝临死前任命的“顾命八大臣”或处死,或革职治罪,从而攘夺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或称“祺祥政变”)。
政变前,胡家玉正在军机处当差。当时,屡次出现部缺,但他终未得到提补,心中很是惆怅。在写给时任福建布政使、他的世叔张集馨的信中,他大发牢骚,说:“日前连出三缺,均为捷足者所得,令人闷闷。”不料好运随即来临,就在政变发生的前夜,他升任郎中。
同治元年(1862),胡家玉的仕途开始出现重大转机。先是以方略馆办理册档出力,加四品衔。次年九月,俸满截取引见,被朝廷下令开缺,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十一月,被授以鸿胪寺少卿之职。同治三年,黄河北徙,胡家玉上疏请拨固本京饷筑堤束水,保护农田,后经所司核议,因内地发捻未靖,库帑不足,于是未得实行。不过,他的这一建议受到清廷重视,该年三月,他被升任通政使司副使;四月,又擢升光禄寺卿;五月,调充乡试正考官;七月,升任太常寺卿;九月,又因江宁克复,天下得平,被赏戴花翎。数月几迁,招致朝野倾目。
不久,胡家玉又奉密谕,与副考官、给事中张晋祺一道,驰赴湖南,查办巡抚恽世临、升任巡抚毛鸿宾被参各事。次年正月,他与张晋祺联衔复奏查办情形。很快,恽世临等人受到不同的降级处分。胡家玉因此事查办得力,升任大理寺卿。
四月,胡家玉返回京城后,仍充任军机处章京。同治五年(1866)三月,他擢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并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七月,他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至此,胡家玉名列朝班,达到了前所未及的顶点。
谁知就在这时,他在宦途上开始倒运,几乎从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同治五年八月,清廷接到恭亲王奕的上奏,准备在直隶编练六营新军。但他一时还拿不准,便谕令各大臣会议此事。胡家玉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直隶总督曾请设七军,但办理三年,毫无成效,现在改为六军,恐怕也难以成为劲旅;即便是增加军饷,添练洋操,或能渐有起色,但挑兵十几标,势涣而情散,驻兵六七处,屯兵而力单,故只有拱卫京师之名而无其实。鉴于此,他提请朝廷,与其编练京外之兵以辅京师,不如编练京内之兵以实京师,可仿照神机营的编练方法,从骁骑营、护军营、巡捕营各挑选精壮兵士5000,共计15000人,分作三军:以1000人为洋枪队,1000人为马队,3000人为步队,命名为神武营,择城外空闲之地加以训练,与神机营互相策应。他的这一建议颇不合朝廷胃口,且触犯了奕、曾国藩等人。
九月,湖北巡抚曾国荃上疏弹劾湖广总督官文和胡家玉,说官文曾送胡家玉程仪银两。朝廷最忌内外大臣结交,闻此大怒,钦派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前去查办此事。最后,胡家玉以不知远嫌,被下部议处,得旨革职留任,且取消了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资格。这是胡家玉仕途上的第一次波折。
胡家玉被革职留任后,一直郁郁寡欢,情绪十分低沉。谁知一年以后,情势发生改观。同治六年(1867)十月,朝廷命他会同大学士贾桢等办理五城练勇局务。十一月,黄河泛滥,他率先捐进赈米四百石,受到朝廷嘉奖,下诏宽免原革职留任处分。十二月,朝廷任命他兼署刑部左侍郎。
次年,黄河在荥泽决口。胡家玉上疏请求疏浚云梯关入海故道,提出令直隶等省留防勇营分段挑掘;使旧河一律深通,然后引上游决口之水,顺畅东流。但由于该项工程耗资过巨,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同治九年,朝廷任命他兼署吏部右侍郎。第二年五月,他又被调补吏部左侍郎。九月,又兼署兵部右侍郎,同时充任稽查京通十七仓大臣。十月,他得到一项殊荣,受赐在紫禁城骑马。
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胡家玉面对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上奏了一个补救时局四事折。他在奏折中提出,自古言理财者,不外乎开源节流两项,而今日谈节流,则莫大于核勇数,汰勇营;至于开源一事,又莫要于一捐纳,谨厘税。他引论说,咸丰年间,粤匪鸱张,故朝廷大力征兵募勇,导致饷项巨大,因而便增加厘税,造成“勇自外募,饷自外筹,部臣皆不暇过问”的局面。现在发捻已经荡平,一些营官、哨官仍虚报勇数,假公济私,对此应令造册报部,严惩弄虚做假者。至于各省留防之勇,有的人数达到数万名,最少的也将近一万,诚为国库一大漏卮,应饬各督抚体察情形,陆续裁汰。各省捐纳钱数不一,殊非核实办公之道,应饬各督抚速将劝捐员弁撤回,统一归藩司收捐上兑,每月将捐纳钱数报部知,听候部拨。厘金病民,更甚于加赋,请饬各督抚罢免苛细之征,减轻漏报之罚。他这四项建议上陈后,被朝廷认准。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胡家玉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充经筵讲官。至此,在同治五年受挫之后,胡家玉经过几多努力,又重新获得朝廷恩宠,爬到一个新的高峰。
万万没有料到,待至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胡家玉又遭参劾,差点儿又落个革职留任的悲惨下场,只是由于朝廷特意加恩,才减为降五级调用处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九年八月,胡家玉接到乡人来信,说及江西省在征收地丁银之外又加征银两之事,信中请他代请减免。于是,胡家玉念于乡情,于该年十月向朝廷递呈一个奏折,将江西钱粮新章程附上,指出它在每征银一两,随征耗银一钱的定例之外,又额外加征银四钱。这样,以江西额征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及每两加四钱计算,每年共计浮收七十余万两,有违永不加赋的成宪。为此,他请求敕江西巡抚饬属停止征收浮银。同治十二年四月,他又上疏论及此事。对此,朝廷特颁谕旨,同意了他的请求,且明令嗣后如查有私立捐款名目,额外加征,即著严行参办。
七月,江西巡抚刘坤一奏请仍加征丁漕,分成提解司、道两库,以抵捐摊之款,分给道、府、州、县,以抵漕规,节减寿礼、月费各项陋规。朝廷对此颁下谕旨,著照所议办理,但同时指出,在办理时应时刻认真稽察,倘有丝毫浮收之事,即行从严参办。
胡家玉看到这道谕旨后,认为不妥,便引据祖训、部章,历陈其弊,终于使朝廷改变主意,同意照旧例收钱每两著加二百文。这件事到此似乎已经结束,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它并未结束。
同年十月,刘坤一奏呈江西漕丁改章。胡家玉为此写信给刘坤一,干预此事。于是,刘坤一恼羞成怒,向朝廷参劾胡家玉,说他本籍之人有未完钱粮者。朝廷将胡家玉交部议处,并命刘坤一据实具奏。最后,经部议,胡家玉致书刘坤一虽为公事起见,便终属不合成例,应给予降二级留任的处分。
十二月,胡家玉又因在充顺天乡试副考官时,有偏袒举人徐景春之嫌,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
接着,刘坤一又复奏胡家玉及弟侄的田地,在未经被灾缓免的情况下,有未完历年应纳钱粮者。与之同时,给事中边宝泉又上疏弹劾,说胡家玉累次未完漕粮,刘坤一难道就毫无觉察?胡家玉既有干预原籍诸事之信,刘坤一又何不立时奏闻?现在胡家玉奏陈江西加征违制,刘坤一才藉端报复,系属挟私攻讦。于是,朝廷将胡家玉和刘坤一一同下部议处。最后,胡家玉侥幸落个降五级调用的处分,后以五品京堂候补。
历经此次横来之祸,胡家玉慨叹世道沧桑,颇生几多感触。此时胡家玉已是52岁的人了。
光绪五年(1879)九月,将近花甲之年的胡家玉补任通政使司参议。尽管历经两次打击,但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并未泯灭。十二月,清廷上下展开一场“海防”大讨论。胡家玉也参加这场讨论,并进陈海防应注意三事折。他在奏折中提出:(一)北洋宜设外洋水师,北洋大臣驻扎天津,为京师切近屏藩;(二)南洋宜设外洋水师,江南海口上达数省,防务亦不可放松,应改长江水师提督,瓜洲、岳州两总兵,为外洋水师提镇;所用轮船也应比北洋多出三四艘,所配水军亦应多拨千百人;(三)福建船厂宜建造铁甲轮船,逐年递增,分拨南、北两洋水师使用,以壮军威而备攻剿。奏折递呈后,朝廷予以首肯。不久,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负责处理海军的日常事务。至1894年,清政府已拥有船舰六七十艘,分别建成了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
光绪六年六月,胡家玉拖着多病之身,向朝廷奏请疏浚江西全省河道;接着又奏呈河南漕粮宜征本色折。这两个奏折均下所司议行。
光绪六年七月,胡家玉的病情加重,难以再支撑下去,于是陈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予以恩准。是年他59岁。
胡家玉自升任侍郎,一共充任举人复试阅卷大臣五次,考试孝廉方正、进士复试、朝考、拔贡朝考、庶吉士散馆、考试试差、考试汉荫生阅卷大臣各一次。在4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先后蒙受朝廷恩赏“福”字、如意、荷包、文绮、珍玩、宫扇四次。
光绪十二年(1886),胡家玉去世,享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