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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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登选（1881年一1925年11月26日），字超六，河北冀县人，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1904年赴日留学，初入成城学校，结业后，以士官候补生分发日本陆军第十六师团伏见工兵第十六大队见习。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姜登选秘密加入成为同盟会员。当时，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认为，留日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员将来毕业回国后要打入清军内部掌握军事实力，为避免暴露身份，黄兴嘱咐他们不要到同盟会总部活动，授意留日军事学生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丈夫团”。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相砥砺。“丈夫团”成员除姜登选外，还有黄郛、李烈钧、赵恒惕、阎锡山、李根源、李书城等共三十余人。

1907年，姜登选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五期工兵科，1908年12月毕业回国后，与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五期同学王凯成以及第六期同学程潜、舒和钧受四川总督赵尔巽的邀请入川训练新军。入川后，赵尔巽委姜登选为工兵营管带（营长），程潜为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二等参谋，舒和钧、王凯成为督练公所提调，他们一面训练新军，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与四川籍同盟会员林修梅、杨瑾、季雨霖、梁达沅等取得了联系，共同策划在四川起义事宜。

1909年，朱庆澜入川担任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1910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成立，朱庆澜任统制，程潜任正参谋官，在配备干部时，程潜曾试图将姜登选升为步兵统带，但未能实现，姜登选改任四川陆军小学堂总办。

1911年，同盟会在四川的负责人程潜因奔父丧回湖南，将所担负的同盟会工作付托姜登选。当时正值川、粤、湘、鄂四省保路风潮风起云涌之际，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激烈。离开四川时，程潜特地告诫前来送行的朱庆澜，千万不可动用第十七镇去镇压保路运动，并说：“姜登选沉着勇毅，胜我十倍，如遇紧急情况，可与他商量！”从这时开始，姜登选与朱庆澜结下了不解之缘。

辛亥武昌起义后，四川各州县相继起义脱离清朝统治，久困成都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为了避开革命的打击，勾结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表示愿让出政权。1911年11月27日，在成都成立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正都督，第十七镇统制、赵尔丰的亲信朱庆澜为副都督。这个军政府是赵尔丰的傀儡，革命党人极为不满。没过几天，四川巡防营和大部分新军索饷哗变，蒲、朱逃匿。川籍同盟会员、原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带领部分新军平定了兵变，杀掉赵尔丰，尹继任都督。

1912年2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在成都成立了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姜登选等外省籍革命党人在四川无法立足，遂随朱庆澜离开了四川。1912年，姜登选赴保定任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13年8月，任贵州陆军第一师参谋长。1913年10月，朱庆澜任黑龙江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后，邀姜登选任黑龙江护军使署参谋长。1916年7月，北京政府调朱庆澜为广东省省长，姜登选亦随之南下广东，任虎门长洲要塞司令。时人称朱庆澜与姜登选的关系“如父子密切”，形影不离。朱庆澜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退出广东，姜登选又随朱庆澜北上。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决定彻底整顿奉军，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起用在国内外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取代绿林和行伍出身的旧派将领，在这种背景下，姜登选与韩麟春、于珍、何柱国、邢士廉、臧式毅、沈鸿烈等一大批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将领相继投入张作霖幕府，成为奉系新派中势力最大的洋派。经士官同学杨宇霆推荐，张作霖于1922年7月任命姜登选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副监，总监孙烈臣、副监张作相都是挂名的老派人物，整编奉军的实际工作由姜登选、张学良、杨宇霆、韩麟春等人负责，姜登选成为核心人物之一。

经过整编，奉军编成陆军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炮兵两个独立旅又一个团，同时保留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吴俊陞的二十九师，新增第十一师（李景林任师长），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人。经过这番整顿，奉军焕然一新，再也不是当年的乌合之众，已经成为颇有战斗力的军阀武装。姜登选从早年的著名革命党人，转而投身于大军阀张作霖，甘心情愿受其驱使，为他的霸业冲锋陷阵，已完全丧失了一个革命党人的进步性和革命意志。姜登选因张作霖的信用，自认为找到了用武之地。

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还施展纵横捭阖术，与段祺瑞、孙中山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以最大限度孤立直系。姜登选是革命党人出身，与国民党的高级干部程潜、方声涛等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姜登选在联络孙中山方面又发挥特殊作用。奉系骨干何柱国在《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一文中说：“当时东北方面负责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是河北人，日本士官五期毕业。民国初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朱的参谋长，后来朱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南南北北人缘甚好。当时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就是先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前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

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派汪精卫和程潜赴奉天面见张作霖进一步磋商合作反直事宜。姜登选与程潜是同学和同事，关系密切，汪、程到奉天后，姜登选参与了接待工作。据事后姜登选与张学良对何柱国透露，汪精卫和程潜到奉天后，提出讨伐曹、吴的军事、政治方案。军事方面，提出由广州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张作霖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10月14日，汪精卫、程潜从奉天返回上海。不久，姜登选又收到了孙中山亲信田桐写来的一封信，姜登选立即于10月31日转给杨宇霆，请他转交张作霖处理。

12月间，姜登选即奉张作霖之命，南下上海、杭州、广东，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孙中山等人见面。12月20日，姜登选抵达广东，“连日遍访故交”。　姜登选的南方之行，进一步加强反直三角同盟。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当选为总统后，海内外舆论大哗。姜登选与汪精卫、杨毓珣、邓汉祥、王九龄、吕宓筹、李雁宾、赵铁桥、费竹简等在上海举行反直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并联名发表通电反对曹锟贿选。电报声称：“特代表东北、东南、西南各省之公共意思，郑重声明：举凡曹锟所盗窃之元首名义，及其部曲所盗窃之政府名义，附逆议员所盗窃之国会名义，一切否认。除彼凶残，惟力是视，呜呼！国本飘摇，乱人鸱张，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凡我国民，共奋起毋馁，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正义。请悬此言，以为左券。”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兵讨伐曹、吴。奉军改称镇威军，张作霖任总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出兵二十七个旅，二十万兵力，编成六个军，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辖裴春生的第四旅、赵恩臻的第十二旅、齐恩铭的第十六旅、高维岳的第十九旅。姜登选的第一军和张学良的第三军军长（副军长郭松龄）是奉军的主力部队，担任主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李景林、张宗昌任正副军长的第二军担任热河南路；张作相、汲金纯任正副军长的第四军，摆在锦州作为总预备队；吴俊陞、阚朝玺任正副军长的第五军与许兰洲、吴光新任正副军长的第六军担任进攻热河北路。

山海关与九门口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角山寺大山，因此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实际分成两个战场：一个是山海关正面，另一个是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奉军由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指挥第二、第六两个旅，共六个团，担任山海关正面；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指挥第四、第十六两个旅，共五个团，担任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第一、第三两军成立联合指挥部，由姜登选，张学良坐镇统一指挥，并以第十二旅的三个团作为联军的预备队。联军指挥部设在山海关东面的前所。

李景林、吴俊陞等部进攻热河得手后，坐镇沈阳指挥全局的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于9月24日致电姜登选、张学良两位军长，催山海关一线发起进攻。以这方面兵力配备最多，战斗最激烈，而伤亡也最大。结果反而是九门口以北约三千米的黄土岭口首先突破，而山海关正面的直军阵地则固若磐石，始终未能突破。突破黄土岭口的是奉军第一军第十六旅孙旭昌团。这个团原驻兴城、绥中一带山地，平时由姜登选亲自掌握，对山地战有很好的训练，加上步炮密切配合，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尤其善于山地攻坚战。孙旭昌团在突破黄土岭后，又接着攻破了九门口，这是一个事关全局成败的突破。一、三联军指挥部得到九门口被攻破的消息后，决定立即调动预备队继续扩大战果。姜登选最后点将，仍由孙旭昌团担任攻坚战。姜登选令孙旭昌团突破一个高地后，就让它回来休息，再遇到难攻的高地，又调它上去，攻克之后再休息，休息后又再用上。如此连续攻击前进，再加上全线配合，一鼓作气攻克了影响全局的战略要地石门寨。从此，直军一败而不可收拾。奉军攻克山海关后，大举入关，到1925年6月止，南下奉军占据了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的大部分以及上海，奉系势力在这时达到顶峰。

奉军抢占这些地盘后，张作霖任命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并内定由姜登选为江苏军务督办、郭松龄为安徽军务督办。不料总参议杨宇霆也要个地盘，结果杨宇霆被任命为江苏军务督办，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姜登选赴安徽就职时，随身只带了一个旅侍卫，计划到皖后再招两个旅以自卫，但未来得及实施，反奉战争就爆发了。

1925年10月7日，安徽、江西、江苏、福建、浙江五省代表在杭州开会，议决成立五省联盟，举孙传芳为总司令，树“拥段反奉”之帜，其战略由浙江长兴出宜兴，兵分五路，第一路司令陈仪，第二路司令谢鸿勋，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第四路司令卢香亭，第五路司令周凤岐，定名“浙闽苏皖赣联军”。10月10日，孙传芳以准备秋操为名，下达动员令，调动军队向苏、皖奉军进攻。当时奉天在江南的部队只有两个师又一个旅，其中第八师（师长丁喜春）驻南京，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驻上海，安徽只有一个旅，兵力相当空虚。姜登选在孙传芳起兵反奉后，致电孙传芳，表示大家均为同学，不应相迫，应尊重和平。词虽痛切，但孙传芳不予理睬。10月17日，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密电其第一师师长邓如琢出兵九江，乘姜登选在安徽兵力空虚之机，抄袭安庆。10月21日，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自泗县移驻临淮一带，电告姜登选，他将与孙传芳一致行动，请速将驻蚌埠的奉军解除武装，即日出境。驻寿县的皖军第四旅旅长高世续、驻颍上的第五旅旅长华毓庵，均联合与倪朝荣一致。22日，邓如琢在九江宣布就任皖赣联军总指挥，以赣军第三师师长冯绍闵为赣军副指挥，皖南镇守使王普为皖军副指挥，联合向安徽进军。皖赣军队联合行动，姜登选见敌我众寡悬殊，武力对抗毫无前途，遂于10月23日宣布辞职，并将驻安徽的一个旅的奉军全部撤退北上徐州集中。

1925年11月2日，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前敌总司令，姜登选为后援总司令，在徐州、德州间设置三道防线，以对抗孙传芳的五省联军。11月6日，张作霖为持久防御计，又任命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姜登选、张作相分任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分区分段防御，其中姜登选的第四方面军警戒津浦路北段，并援助张宗昌的第二方面军。

姜登选受命后，委戢翼翘、陈琛为旅长，先往东北着手建旅事宜。姜登选本人则率少数随员赴天津，准备稍事停留后再回奉天。10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发生反奉通电，挥师出关。23日，姜登选的专车到达滦州车站，郭松龄派人到车站接姜登选，声称郭军长有事相商，请军团长到城内一谈。姜登选对郭松龄反奉之举毫无所闻，当即随来人入城，入城后即为郭部软禁，扣押在滦州火柴公司楼下的一个楼梯间。姜登选要求面见郭松龄，郭拒不见面，姜只好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郭，信中说：“彼此共事多年，前在黑、粤两省，所以提携者甚至，并无相负之处，回思往事，当能谅其无他云云。”信交上去后，亦无回音，姜才知问题严重。

与姜登选一同扣押的，还有裴春生、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等奉军高级将领。11月26日，郭松龄下令将扣押在滦州的姜登选枪决，裴春生、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等师旅长十余人押送天津，交李景林看管。29日，郭松龄发表通电，宣布枪决姜登选的理由，其中有“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之句。

姜登选被枪决后，在滦州的友人张淦臣为其收拾遗体殓棺，李景林致电郭松龄索还尸体，郭允派人往领。方声涛与姜登选友谊最深，当时方正在冯玉祥幕府中，也参与郭、冯反奉联盟，闻讯后亲到滦州将姜的灵柩运至天津。

1926年春，由朱庆澜等友人将姜登选的灵柩运回河北冀县家乡安葬。张作霖为表彰姜登选的忠诚，在镇压郭松龄事变后，特在沈阳西南风雨坛为姜登选修建了一座“姜公祠”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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