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祐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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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祐瀛（1814—1887），清文宗时军机大臣。字桂樵，直隶天津（今天津）人，因其面部麻子密布，被人背后称作“焦大麻子”、“麻老”或“麻翁”。

焦祐瀛出身于一书香门第，受家庭熏陶，从小就习文弄墨，勤勉读书，立志通过科举之路，学优而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道光十九年（1839），他参加乡试，榜上有名，成为举人。此后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历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光禄寺少卿等要职。尽管焦祐瀛仕途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但他却没有因此“船到码头车到站”地停止脚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百尺高竿，更进一步。而这就需要有强有力的靠山相提掖，于是便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权势显赫的肃顺。

肃顺是当朝咸丰皇帝最垂青与器重的大臣。他是郑亲王端华的同胞弟弟，在道光朝仅为三等辅国将军，授散秩大臣，奉宸苑卿。咸丰帝即位以后，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用娱情声色诱惑咸丰帝，深受咸丰帝的宠幸，于是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郑亲王端华乘机推荐他的弟弟肃顺。肃顺的才气不仅远出端华、载垣之上，而且在清朝宗室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性格开朗，才华横溢，而且钦佩法家治术，主张从政要严。这些十分合于咸丰帝的心愿，于是肃顺渐渐得到咸丰帝的喜欢，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提拔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肃顺历任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尤其是后来，咸丰帝十分信任和倚重肃顺，凡事都与肃顺密谋，军机大臣则成为拱手听命伴食而已的虚位。肃顺也依仗咸丰帝的势力，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独揽大权。

如此执掌政柄、炙手可热的皇帝的宠臣，处心积虑地向上爬的焦祐瀛要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自然要倾心攀附，倚为靠山。于是他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对肃顺大献殷勤，卑躬屈膝，拜其为师，渐渐地博得了肃顺的欢心。因为焦祐瀛文章写得潇洒漂亮，典雅合体，肃顺让他草拟诏旨，以致诏旨多出自其手，对此众所周知。咸丰元年（1856），张集馨托他代具奏稿，即蒙咸丰帝召见于养心殿，他难免有受宠若惊之感。

咸丰六年（1856）九月下旬，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进犯广州，其后法国也以“马神甫事件”为口实，与英国狼狈为奸，一起对中国进行侵略，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面对列强的侵略，咸丰帝为大清王朝的社稷担忧。做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希望列强来掠夺自己的权益。然而，当时正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牵制了他的精力，使他不敢放手去对付侵略者，因而举棋不定，忽而主战，忽而主和。咸丰十年（1860），御史许其光上奏声称英国并不可畏，力请不可与之议和。咸丰帝决计再战，即派焦祐瀛回籍办理团练，准备与英法侵略军进行“持久战”。

焦祐瀛风尘仆仆地赶赴家乡后，脚不旋踵地东奔西走，在天津、静海等县购置枪炮，招兵买马，组织团练，誓与侵略军一决雌雄。怎奈事态发展不遂人愿。时隔不久，清军节节败退，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逼进京师。咸丰帝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决计离京出逃，即召见焦祐瀛。咸丰十年（1860）八月，焦祐瀛跟随咸丰帝及一些王公大臣仓皇逃到热河承德。

到热河不久，由于肃顺在咸丰帝面前屡进美言，焦祐瀛被擢升为太常寺卿，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遂成为宰执之臣，跃上了自己权力的最高峰。此举被久居京师的李慈铭视为咄咄怪事，他在日记中大发感慨：“焦君以五品京堂初跻四品，即长枢垣，这种破例近来自尚书穆荫曾以内阁侍读擢任枢密以来，如今又再度出现了。”接着，焦祐瀛兼任太仆寺卿，此举更使当时的官员认为咸丰帝大权已经旁落。因为按清制，出现官缺即由堂官将有资格应选者写签送交皇帝，由皇帝决定取舍，而焦祐瀛之兼任太仆寺卿，并未经过“掣签”的手续，纯粹是由肃顺、载垣、端华等一手“硬定”的。肃顺等之所以能不顾咸丰帝之权威而“硬定”焦祐瀛之兼职，则系焦祐瀛媚事肃顺，与之结为死党的缘故。

咸丰帝逃到热河后不久，身患重病缠身，他自知末日已至，便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军机大臣焦祐瀛、穆荫、匡源、杜翰等8人召至榻前，接受遗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任命焦祐瀛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第二天，咸丰帝驾崩，年仅5岁的载淳即位，拟年号为“祺祥”。可是，这个年号尚未正式应用，清廷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的结局极大地影响了焦祐瀛的命运。

原来，在咸丰帝生前，焦祐瀛等人很受信任，权力极大，这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十分嫉妒和痛恨；焦祐瀛等人则想，咸丰帝死后，那拉氏成为皇太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也经常在皇帝面前诽谤那拉氏。两者之间互相仇视，经常发生冲突。载淳继位以后，焦祐瀛等人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掌握大权，执掌朝政。那拉氏和钮钴禄（咸丰皇后）被封为皇太后。因为钮钴禄氏和那拉氏在热河时分别居住在东宫、西宫，故也分别称为东太后、西太后。西太后对焦祐瀛等人的掌权更加不满，所以两者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一场变故也就不可避免了。

西太后明白，要想同焦祐瀛等人争夺大权，就必须首先征得东太后的同意和支持，于是便向东太后提出了执政的事。东太后性格温和，胆小怕事，对权力也没有西太后那样的兴趣，所以，对西太后的建议，起初并没有应允。西太后便向东太后诉说焦祐瀛等人的种种专横之事，说焦祐瀛等人仗势压制宫眷，以引起东太后对焦祐瀛等人的不满，并警告说，只有夺权，才能免为他人鱼肉。东太后动心，建议和咸丰之弟恭王奕商量一下。于是她们密旨令奕速赴行在。奕本来就和其兄咸丰帝不和，一直不得志。咸丰帝逃住热河时，奕被留下北京收拾残局，咸丰帝病死后，奕连顾命大臣也没有份，而且焦祐瀛等人也传旨，命奕仍留京办事，不必来行在办理丧事，这更引起奕的不满，所以奕也成了焦祐瀛等人的冤家对头，奕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到达热河，抓紧与西太后密谋。奕指出，要制服焦祐瀛等人，非还京不可，并向西太后保证，外国人不会干涉此事。密谋之后，奕立即返回北京，为政变作准备。

就在奕回京的当天，山东道监督御史董元醇上了一个奏折，说皇帝年幼，应当明白宣示，让皇太后暂时办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焦祐瀛等人看到这个奏折怒不可遏，立即决定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对董元醇加以驳斥。先拟一稿，比较平和，肃顺不满意，由焦祐瀛另拟一稿，指出清朝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事，狠狠斥责了董元醇一顿。西太后见到上谕后，召见焦祐瀛等八大臣，双方立即争吵起来。载垣说：“我们奉命赞襄政务，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奏折也是多余的事！”杜翰也说：“如果太后轻信人言，我们不能奉命。”焦祐瀛等其他几个人也都大吵大叫，敲着边鼓，气得西太后脸色苍白，双手发抖。焦祐瀛等人坚决主张颁发谕旨，批驳董元醇的奏折，而西太后却不同意，双方争论很久，没有结果，不欢而散。此后，还是按照焦祐瀛等人的意见，发布谕旨，对董元醇的提议大加批驳，焦祐瀛等人暂时占了上风。焦祐瀛等人自以为批驳了董元醇，别人肯定不敢再提“垂帘听政”之事，所以洋洋自得，照常办事，麻痹大意。相反，西太后更加被激怒，加紧和奕等人密谋，伺机而动。

西太后为了摆脱焦祐瀛等人的控制，以便进行政变，坚决主张回京。焦祐瀛等人似乎忘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古训，对此重视不够，表示同意回京。九月二十三日，焦祐瀛等人跟随两太后和小皇帝载淳恭奉咸丰帝的梓宫启行回京。

回京以后，西太后见奕等人已准备就绪，政变时机已到，于是于九月三十日颁布谕旨，将焦祐瀛等人解职拿问。十月六日，又颁布上谕，载垣、端华均加恩令其自尽，肃顺加恩立斩，焦祐瀛等其他5位或革职，或流放。这样，西太后等人彻底击垮了焦祐瀛等人的势力，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

辛酉政变中，焦祐瀛被革去军机大臣兼太仆寺卿之职，从权力的巅峰跌落下来，后来在百无聊赖中默默无闻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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