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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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互生（1891年11月1日—1933年4月22日），字人俊，别名字休、务逊、济。清光绪十七年九月三十日（1891年11月1日），生于湖南宝庆东乡长沙冲（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那时候，他的祖父匡清一、祖母周夫人、父匡恒卿、母谢夫人均健在。他有两个兄长名敏生、文生，一个弟弟名复生，三个妹妹名寿谷、端谷和曼谷。民国三年（1914）他24岁时，与唐镜缘女士结婚，生有四女：匡立人、达人、介人、广人。

1897年，匡互生7岁时，随伯父匡碧园读书于家祠。8岁至13岁，随从族伯匡书田就读于六合堂。10岁那年，邵阳大旱，饿殍载道，他试割树皮和米而食，颇可充饥。因随家人朝夕力作，用以济贫，颇见重于乡里。此时同乡贺金声请得省里拨谷10万担回邵阳赈灾，几十万灾民赖以活命，匡互生深为感动。1902年，贺金声首倡民族革命，不幸失败，慷慨就义，这对12岁的匡互生影响很大，因而萌发了为劳苦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他14岁时，改从徐春岑读经史于肖氏宗祠，15岁又从徐就读于福公祠，同时跟贺金声部属学习国术（武术）。16岁到19岁，他在谢公祠从谢叔和研习王船山的学说，尤其属意于贺金声的事迹，并跟从宁兴让学习武艺，因此，不但革命精神更加旺盛，还炼成了很强的腕力。由于他武艺比较高强，又有强烈的正义感，好打抱不平，那些土豪劣绅、恶霸地痞一类，对他不得不有所避让。1910年，他到长沙进省邵阳中学学习。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他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接着加入学生军，准备赴武汉参加北伐，后因南北议和而中止。民国成立后，他仍然回邵阳中学读书。1913年，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任湖南督军，大肆杀戮无辜平民，人称“汤屠”。匡互生写了一篇《时事感言》，抨击汤芗铭，汤下令缉捕他。他在国文教员李洞天掩护下幸而逃脱，然而李洞天竟惨遭枪杀，校长刘武被判10年徒刑。匡互生躲避了好几个月，第二年风声缓和下来，才改名转入岳云中学。在此期间，他常和朋友痛论国事，总是非常愤慨，认为革命非再来一次不可。

1915年，匡互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前身）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学习。在这几年里，先有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继有张勋复辟，战祸连年。当此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互生一面努力学习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他鉴于以往学生运动缺乏中心组织从事领导，屡遭失败，乃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秘密进行活动。为避免学校进行干涉，常用练习演说和辩论等公开活动进行掩护。

在五四运动之前，北京公开发行和秘密流传的刊物，前者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李大钊曾在《新青年》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后者有《自由录》《民声》《进化》等，着重宣传铲除束缚人类的一切桎梏。匡互生对这些带有强烈革命性的刊物十分喜爱，认为有其作为晨钟暮鼓，一定会惊醒消沉青年的睡梦。

1919年，“同言社”扩大为“健社”，嗣后又改组为“工学会”。匡互生亲自起草“工学会”章程，主张联络和团结更多的同学，提倡工学合一，并出版工学杂志。这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把持下，拒绝我国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并强迫我国承认《二十一条》，决定把德国强占我国的山东权益划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这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怒。北京各校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匡互生和相知的同学密谈，决定为国献身，写好遗书，将后事嘱托友人，同侪深为感动。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的赞同。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他又亲自约了北京工专的夏秀峰（夏明钢）、北大的陈一锡等一批同学，商定无论到哪一个卖国贼家里，就在哪里动手。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合，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满怀激愤的心情，整队游行。匡互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并要走在身边的同学俞劲给他买了一盒火柴。当游行队伍被外国卫队强行阻挡、不许通过使馆区时，即使素来温和的同学，也抑制不住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悲愤感情，对卖国贼更是切齿不已。因此，在队伍被迫退出东交民巷巷口之后，匡互生突然高呼：“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立即得到人们赞同，愤怒的群众奔至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高墙深院，朱门紧闭，且警察守卫，一时无法进去。就在这时，匡互生攀上大门旁边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弯两根铁栅，第一个从窗口爬进院内，然后帮助陈荩民、蔡镇瀛、杨晦、易克嶷等相继爬入。宅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早被外面群众的声势骇坏，又看见匡互生等跳进院内来，更是目瞪口呆。匡互生对警察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警察便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看着他们把卖国贼住宅的笨重大门打开。于是群众蜂拥而入，取出火柴，撕下蚊帐，放起火来。火起后约半小时，段祺瑞政府军警赶到，捕去32人。次日，匡互生认为首先打进曹宅和放火的都是自己，要去“自首”，以便营救被捕同学。他经同学们反复劝阻，方始作罢。赵家楼这一把火，很快蔓延至全国各地，终于迫使军政府释放全部被捕同学，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的职务，不敢再提在和约上签字。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五四运动后，匡互生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北高师最早的会员之一。

1911年夏，匡互生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湖南长沙，在楚怡小学任教，兼编小学教科书。此时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抢掠为民所恨。是年冬，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领导下，湖南人民以学生和教育界为主力，开展声势浩大的驱张（敬尧）运动。匡互生和毛泽东、何叔衡一道起草了驱张宣言，并参加了“驻衡请愿代表团”，利用军阀的内部矛盾，与何叔衡以湖南公民代表身份上书吴佩孚，奔走郴州联络谭延闿，向张敬尧施加压力。还与彭光球等向第三师范全体同学演讲，帮助湘南学联领导开展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他从广东搞回几枚炸弹，准备寻机炸死张敬尧。后因张兵败绩，此事方休。

1920年夏，易培基兼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任匡互生为教务主任。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在名流教师李达、周谷城、田汉、辛树帜、舒新城、夏丏尊等协助下，进行教育改革。易本人很少在校，日常校务全由匡互生处理，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都由他负责执行。他还破例延聘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回一师兼任国文教员。

匡互生在楚怡小学任教时，就参加了新民学会。在一师期间，一直与毛泽东往来密切，并在一起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组织文化书社、自修大学，且在船山学社、清水塘等地，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21年1月28日，他又与贺民范、黄麟等人在宝庆城内武庙区第三国民学校创办文化书社。同年，他离开湖南一师，为实现他的理想——培养大批能自觉地为社会尽责、为国家牺牲的人，先后在杭州的上牵埠、宜兴的凌家塘进行新村运动实验，即实行半工半读、又工又学的教育方法，但因经济困难而中止。此后，他曾在中国公学担任教师，因为与当局意见不合，不久便辞去。1924年，匡互生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旋任教务主任，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被学校保守派断然拒绝。同时，他为保护不满旧制度摧残而受打击的进步学生黄源，又遭到忌恨，便和朱光潜、丰子恺等老师愤然离开春晖，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

1925年春，匡互生和原春晖中学部分师生，先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用民房开学，取名“立达中学”，后来又迁往小西门黄家阙路。这年夏天，匡互生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在江湾镇筹建校舍。建成后，迁入新址开学，改名“立达学园”。朱光潜、夏丏尊、丰子恺、刘薰宇、方光焘、刘淑琴、夏衍、陈望道、陶元庆、黄涵秋、丁衍镛、许杰、周为群、陶再良、夏承法、裘梦痕、陈范予、陈友生、李式相、孙怒潮等，先后在校任教；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刘大白、周予同等，相继加入了“立达学会”。一时名流荟萃，甘苦与共，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开辟了一条新路。

取名“立达”，是采用孔子《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立达”的宗旨是：“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修养健全人格，是偏于个人方面，也可说是立己达己的事；实行互助生活，是偏于社会方面，又可说是立人达人的事。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是“立达”的根基；改造社会，促进文化，是“立达”的结果。

改名“学园”，是要标明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是要把青年当作幼苗来培养和爱护。匡互生曾说过：“教育的真义是‘引发’，而不是‘模造’。教育者的责任，是要使被教育者在能够自由发展的环境中，为之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使他们能够就他的个性自然发荣滋长。教育者决不能制好一个模型，叫被教育者都铸入那个模型中去。教育者对于被教育者，又须注意他的全部的发育，决不能偏于一枝一叶。这种工作，正像园艺家们培养花木一样，所以就把学校叫作‘学园’。”匡互生认为：学校的使命，应该以造就完全的人为目的，应该培养具有远大理想的优秀品质的人才。“知识是重要的，但授予知识并不是学校唯一的重要使命”。“倘若只偏于传授知识，结果恐怕还是危险多；倘若学生能够树立远见，养成优良品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么，教育的功能也就不差了”。

基于上述的宗旨和认识，匡互生强调实施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育。

第一，实施人格感化教育。“立达学园”没有烦琐的校规，没有形式的奖惩。教师示范，以身作则，启发、诱导青年主动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自觉地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匡互生说：“我是相信人格教育的，我觉得青年教育应当以教育者的人格为中心。”至于那些“狂嫖滥赌的流氓，营私图利的市侩，翻云覆雨的政客”，以及“杀人不眨眼的武夫”，是根本不能充当教师的。他强调教育者要有科学的态度，坚决反对笼统、武断、因袭和虚伪的做法。他在训育问题上明确指出：“要以个别的训练代替划一的规则，以人格的感化去代替形式的赏罚。对那些毛病较多、不求上进的学生，要以深厚的同情去慰勉他们。”他还说：“与其疾恶如仇，使习惯行为不好的学生没有改悔的余地，不如给他们以充分的同情，使他们得着从容反省的机会，慢慢地自动地把不好的品性行为改过来。”他在学校里开设一门“实践道德”的课程，亲自讲授做人的道理。他自己的言行非常检点，从不呵斥学生，也从不轻易责备学生。教师同样如此，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几乎成了学生们人手一册的课外读物。当时，有人说“立达”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因此，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是以诚相待，团结友好，亲密无间。

第二，积极提倡生产教育。匡互生认为当时的中等教育过于空洞贫乏，应该力求充实，遂提出施行生产教育。其目的在于通过生产实践，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进而领会人类生活的意义。

1928年春季，在江湾校园后面空地试设农场，匡互生亲自带领学生参加劳动。1929年，在立达学园增设农村教育科，分设养蜂、养鸡和园艺三个专业，在南翔开办更大的农场，作为学生实习基地。他说，“提倡生产教育，以求人格教育的充实，”这一主张便由空想而见诸事实了。

第三，匡互生注重鼓励学生探索真理，实现真理。他指出：“旧社会之所以不合理，是制度和人性造成的，因而主张铲除一切桎梏。”他认为：“许许多多渺小的个人，从爱出发，从责任感出发，尽到自己的本分，就可连锁在一起，组成一同宇宙一般悠久，同天地一般广阔的大生命。”他憧憬集大我（社会）之力去创造一个合理的世界。在抗日烽火中，他目睹日寇蹂躏，生灵涂炭，民族危亡，国将不国，认为“洒泪犹不中用”，要“奋然而起做点革命工作，为人类留点正气，为社会开条生路”。他对青年们强调：我们民族有出路，青年才有出路；我们社会有出路，青年才有出路。因此，谋求民族的出路、社会的出路，是青年的责任。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江湾沦为战场，立达学园校舍几乎全部毁于炮火，这给匡互生以极大的震动。他含着眼泪和立达同仁重建校舍，日夜奔忙，历尽艰辛，终于在很短的期间内将校舍恢复，于秋季照常开学。然而他自己却积劳成疾，肠癌不治，于1933年4月22日上午7时，在上海东南医院病逝。学园全体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易培基致悼词，朱自清、易礼容等很多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活动。当时，追悼会堂前两侧挂有一副挽联，痛惜之情，溢于言表。挽联是：

谁不溘然伤哉，三春沾化雨，八载共艰辛，再见无缘千古恨；

君竟如斯已矣，带来正开端，大才犹未展，万方多难一棺横。

“立达”师生为了纪念他，不愿葬之于公墓，而葬于“立达”校园内。抗战后，校园无存。1953年遗体重行火化，灵骨存于上海。1987年5月2日，邵东人民为了纪念先贤，教育后代，将灵骨迎归故里，葬于县宋家塘石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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