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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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瑜（1902～1930），女，留苏时称子平，笔名枕戈，化名刘李氏（李刘氏），生于1902年，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深受家庭和同学喜欢。1922年之前就读于爱莲女子师范学校。爱莲女师是一所进步的学校，校长蒋昨非、训育主任谢可，他们思想进步，后蒋加入中国共产党，谢可成为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共邵阳地方第一个党小组和第一个党支部都先后在爱莲女师建立。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雷瑜带领亲属和同学带头剪短发，不裹小脚，抵制日货，经常和同学及二哥的同学一块讨论国家大事，阅读从北京、长沙寄来的进步刊物和书籍。爱莲女师的训育主任谢可老师说：“雷瑜是很有个性的人，她性格刚毅，对现实不满，富有革命进取心。”

正当她满腔热情地学习知识、追求进步的时候，一件极不愉快的事发生了。父亲见雷瑜经常外出和男生接触，认为“不成体统”、有伤“家风”，于是就以家境不好，她年龄大了为由，强迫她退学，并私下将她许配给一个素不相识、又有痨病的地主儿子，并限期完婚。她反抗，她斗争，无济于事，她被反锁在房中，不许与外界接触。最后，她在家人帮助下爬窗出逃，变卖了订婚的首饰，艰难地到达北京，在二哥的帮助下，考入北京女师大，进一步学习知识，接近革命，探求革命真理。

掀起革命学潮　夺取斗争胜利

1922年雷瑜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一个湖南偏僻小城镇的女青年，能考上全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府，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她决心认真读书，不断进步，做一个有理想、有学问的人。然而由于军阀的连年混战，反动当局残酷迫害，使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她无法安心读书。于是她以“立己立人，救国救世”为志向，勇往直前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1924年11月，北京女师爆发了一次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的风潮。1924年暑假，有3名学生回家探亲，因军阀战乱，交通受阻未能按时返校，杨便大发淫威，勒令她们退学。这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和反抗，强烈要求撤回退学令，驱除反动校长杨荫榆。当时雷瑜、刘和珍、刘亚雄、许广平等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被杨诬蔑为“犯上作难”。杨勾结段祺瑞反动政府，从1925年8月7日开始，在京报上连载所谓的“女师大启事”，竟然宣布把雷瑜、刘和珍、刘亚雄、许广平等20名同学开除出女师大。8月中旬正式宣布女师大停办。妄图以此高压手段制服学生，平息风潮。结果引起了学生们更加激烈的反抗。杨和教育总长章士钊进一步勾结反动政府，于8月19日派军警包围了学校，殴打、逮捕进步学生。22日，他们又派警察和便衣打手、女流氓300余名，对学生拳打脚踢、残酷镇压。雷瑜等数十人被打伤，学生的衣服、书籍和钱物也被洗劫一空。在此情况下，由雷瑜执笔，奋笔疾书，控诉章士钊之流镇压学生、解散女师大的罪行。她和肖萱等23名学生代表，直接把此控诉书送交地方所（相当于地方法院）。8月27日《京报》刊载了这份控诉书。

为了争取胜诉和复校，雷瑜等继续坚持斗争。她们四处宣传女师大革命风潮真相，历数章士钊等人镇压学生的严重罪行。雷瑜等经过三个多月的顽强斗争，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大力声援和支持，终于在同年11月30日取得了复校斗争的胜利。为了欢庆胜利，同学们上街游行，摇着彩旗，高呼“光复女师大”“公理战胜”“女师大万岁”等口号。当时雷瑜、刘和珍、许广平、刘亚雄、张静淑、彭琏清等24名学生骨干还在校门前合影留念。

雷瑜经过这场斗争的考验，成为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1926年2月由夏之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她一起入党的还有刘亚雄、肖萱等8位同志。于是建立了女师大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从此雷瑜在党的培育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奋起反抗列强　“三一八”战歌悲壮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张作霖攻打天津，炮击驻守大沽口的国民军，国民军被迫自卫还击。3月中旬，日本竟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英、美、法、德、荷、比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又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停止军事行动，撤除津沽防务。于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反抗。3月17日下午，在我党的领导下，北京女师大和各院校、团体代表四百余人，在北大三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即日驳斥帝国列强的“最后通牒”，驱逐其公使滚出北京，敦促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并定于次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代表们赴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却遭到执政府卫队的阻挠，并用刺刀刺伤代表多人，因此群众更加义愤填膺。

3月18日上午，北京近二百个团体，按计划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国民大会。雷瑜、刘和珍、杨德群、李慧等学生骨干走在女师大队伍的最前列，由刘和珍担任指挥。她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国民大会结束后，两千多名群众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府卫队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并用大刀向群众砍杀。惨死者47人，伤者150余人。女师大刘和珍、杨德群二位同学，当场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大惨案。事后反动政府还宣布把各校40多名学生代表开除出学校。女师大雷瑜、刘亚雄、郑德音、蒲振声4位同学也在这时被开除。

然而雷瑜等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她继续战斗，著文批斥反动文人陈源（笔名西滢）所写《闲话》一文，为敌人开脱罪责，是“颠倒事实，拨弄是非的谣言”。在清明节时，雷瑜又以“枕戈”的笔名写了一篇《哭德群》的悼念文章，同时愤怒声讨反动派制造“三一八”大惨案的滔天罪行。雷瑜在文中庄严宣誓：“我们纵不能即刻做到革命成功，杀尽卖国贼以雪我们的仇恨，我们当以身殉国，以身殉人类……我们相信人类终有光明之一日，中国终有富强之一日”，“要推倒现实的社会制度，还须努力奋斗，非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至死不该休息的。在我死之前至少也须杀几个卖国贼方能干休！”这视死如归的钢铁誓言，是一曲多么悲壮的战歌！

留苏学习深造　回国坚持斗争

“三一八”惨案后，反动当局下令通缉被开除的爱国学生。党的北方组织于同年9月把雷瑜、刘亚雄、郑德音、蒲振声等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雷瑜十分珍惜这一良好时机，她一面刻苦读书，一面研究苏联的革命经验。雷瑜等还有幸同已在苏联的邓小平、张闻天、向警予、乌兰夫、伍修权、杨尚昆等一道学习，探讨革命真理，并一起和王明的宗派主义进行斗争。同志们赞誉雷瑜作风严谨、是非分明、待人热情，是一位可敬的好同志。

1928年秋，雷瑜离苏回国。党中央分配她到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此时的武汉已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遭到多次破坏，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数以万计。在这个严重关头，雷瑜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化名刘李氏和一位化名刘顺民的男同志假扮夫妻，租了一栋房子做为党的地下机关。从1928年秋到1929年9月，她在这里从事掩护过往的同志，印刷革命刊物，散发传单，组织妇女和学生运动，筹集枪弹和药品，破坏敌人的重要设施，铲除汉奸等工作。

狱中坚贞不屈　烈士名垂千古

1929年9月19日刘顺民出门后，发现有一帮特务向他们的住处急步窜来。此时他个人本可避捕，但他为了党的机密文件，立即返回住处把险情告诉了雷瑜。二人便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销毁文件，于是同时被捕入狱。雷瑜被关押在武昌湖北第一分监狱内，刘顺民不久即被敌人杀害。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

雷瑜被捕后，敌人知道她是武汉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她多次被刑讯，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数度晕死过去。后来在给她干娘的信中写道：“至今风雨阴寒夜，直至天明痛不眠。”尽管她的肉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回答敌人的酷刑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敌人又指使叛徒史某出面，对雷瑜进行劝降，遭到雷瑜的大声怒斥：“不要脸的，你滚出去！”但这个无耻叛徒却赖着不走，继续游说，气得雷瑜狠狠打了他一记大耳光。

雷瑜虽然身陷囹圄，仍怀着“人类终有光明之一日，中国终有富强之一日”的坚定信念，在狱中团结难友同敌人继续进行顽强的斗争。她抽空教难友学文化、学俄语，唱《国际歌》，宣传革命真理，指出中国富强和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在生活中也尽力关心大家，因此难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雷大姐”。当她母亲带领孙儿孙媳从邵阳来武汉探监时，她向她们讲述革命道理，安慰母亲不要为女儿难过，要坚强地活下去。

雷瑜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感化了一位女看守。她对雷瑜十分敬佩，深切同情，多方关照，曾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为雷瑜传递消息，转送衣物，购买食品等。

当敌人计尽技穷、一无所获之时，于1930年9月22日，以“私设机关、计划暴动、纠众会议、谋危党国”的罪名，判处雷瑜死刑。临刑前她请难友们用针线把她身上穿的衣服、裤子和袜子密密麻麻地缝连在一起，不让敌人的血腥之手触及她清白的身体。雷瑜昂首阔步走向刑场，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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