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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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昪（888年—943年），五代南唐创立者。仕吴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字正伦，小字彭奴，徐州（今属江苏）人。少孤，托迹濠州之开元寺。杨行密攻濠得之，奇其貌，养以为子，杨氏诸子不齿为兄弟，行密乃以予徐温，温收为养子，名知诰。知诰天资颖悟，奉温行子道。因功授昇州刺史，褒廉能，课农桑，节俭自励，轻财好施，招延宾客，宋齐丘、王令谋诸人皆在其门下。天祐十五年（918），朱瑾杀徐知训，知诰即日以兵入广陵定乱，代知训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吴武义元年（919），拜左仆射，参知政事。国人谓之政事仆射。于府内立亭，名曰延宾，以待多士。政暇休假，咨访缺失，问民疾苦，深得民心。顺义初，加同平章事，领奉化军节度使。时徐玠劝徐温以亲子知询辅政，知诰刺知惶恐，乞罢政事，出镇江西。表未上而徐温疾亟，遂止。温死，知询嗣位，数与知诰争权，知诰使人诱之来朝，留为左统军，悉夺其兵。知诰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封浔阳公，大和三年（931），封东海郡王，天祚元年（935），封齐王。天祚三年，即帝位于金陵，改元为昇元，国号大齐。昇元三年（939）复姓李，改名昪，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徐知诰本姓李，小名彭奴，于唐光启四年（888）出生在徐州（今江苏徐州）一个贫寒的家庭中，6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因遇到战乱，全家跟随伯父流落到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他的母亲又死去，他只得寄身在濠州开元寺中。唐乾宁二年（895），杨行密攻打濠州，将他掠获，见他相貌不凡，收作养子，但杨行密的儿子不愿与他为兄弟，因而又被转送给徐温为养子，改名为徐知诰。徐知诰天资颖悟，事奉养父颇尽孝道，深得徐温的喜爱。

徐温执政后，自兼升州刺史，使徐知诰作为副使前往治理。天祐九年（912），迁为升州刺史。当时，吴国的各州县官长多由武将充任，专致力于战争，不体恤民事。而徐知诰在升州一反常规，选用廉吏，劝课农桑，广招士人，身边聚集了许多谋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天祐十四年（917），徐温到升州视察，喜爱升州的规模宏伟，于是决定亲自镇守升州，调徐知诰去作润州（今江苏镇江）团练使。徐知诰开始不愿前往，但谋士宋齐丘认为，留在广陵管理日常政务的徐温长子徐知训，骄横淫暴，深受大臣痛恨，不久将会发生变乱，润州与广陵仅一水之隔，正可乘机进入广陵取得辅政的地位。徐知诰遂欣然赴任。果然在第二年徐知训被杀，徐知诰即日渡江进入广陵，徐温只好同意由他管理国政。

徐知诰主政后，完全改变徐知训的作法，对吴王杨隆演表示恭敬，对文武大臣表示谦逊，又能勤于政事，力行节俭，在盛暑时节也不张盖用扇。甚至常使人视察民情，遇到婚丧贫乏的，往往给予周济。并以吴王的名义把天祐十三年之前拖欠的租税全部免除，把天祐十四年之后拖欠的宽限到丰年再补。这一番作为，不仅使文臣武将无不对他悦服，也取得了百姓的好感。徐知诰的声望日益升高。

武义元年（919），吴国正式建立，徐知诰官拜左仆射，参知政事，但治所仍居广陵。当时，由于北方动荡不安，许多名贤耆旧纷纷南奔避乱。徐知诰为了招揽人才，专门派人守候在淮河岸边，用厚礼相召，以致几乎每天都有闻风而来的北方士人。他又在府署中专建一座延宾亭，闲暇之时，与所召的士人在亭中宴聚交谈，议论政治得失和民间疾苦，常至半夜时分。顺义二年（922），徐知诰对吴国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按土地的等级征收租税，并采纳谋士宋齐丘的建议，废除吴国原有按人交纳的丁口钱，把租税征收现钱改为征收实物。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吴国经济的发展，也使徐知诰的势力从此更加稳固。

但徐知诰势力的发展，引起了徐温的次子徐知询的不安，忠于徐温的谋士也屡劝徐温用徐知询代替徐知诰辅政。而徐温喜爱徐知诰的才能和孝心，犹豫不决。同时，徐知诰也怕徐温夺取吴国自立，继承权轮不到自己头上，所以一直设法阻挠徐温篡位。徐温平常喜欢穿白袍子，每逢生日，徐知诰必定献上一件。一次在生日宴会之上有人向徐温献媚说：“白袍不好黄袍好。”意思是劝徐温篡吴自立。徐知诰听到，马上正色呵斥，又对徐温说：“您的忠孝之德受朝野仰慕，一旦被这些花言巧语迷惑，传了出去，不是玷污了您的赫赫大名吗，希望不要听这种邪言。”徐温点头称是，在世之日，终没篡位自立。

乾贞元年（927）徐温病死，徐知诰拥吴王杨溥即皇帝位，自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二年后又将与他争权的徐知询从金陵调到广陵，剥夺其兵权，掌握了吴国全部军权。

大和三年（931），徐知诰仿照徐温旧例，以太尉、中书令兼镇海宁国诸军节度使的身份出镇金陵，使长子徐景通留广陵辅政。他自感年事渐高，加快了代吴自立的步骤，以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为名，幽禁吴国宗室临川王杨濛，除掉了称帝的最后一个障碍。天祚元年（935），吴帝杨溥加徐知诰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备殊礼，把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等州划为齐国。他辞尚父、丞相、殊礼不受。不久又改金陵为西都，设置百官，已俨然成为一国。天祚三年（937），徐知诰在百官劝进下，假意推辞一番，终于接受吴国的“禅让”，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建都金陵，改元昇元。后又恢复本姓，改名李。命有司考证前代世系，自称唐朝宗室吴王李恪的后裔。

李昇称帝后，仍一如既往勤于政事，在内政方面做了许多改善。在经济上鼓励农桑，重视生产。昇元三年（939），诏令授田给归附南唐的百姓，并免除三年的赋税。又规定百姓种植桑树达3000株，赐帛50匹；每丁垦田满80亩，赐钱3万，皆五年免交租税。昇元四年，为不影响农时，下诏停止营建力役。次年，又实行赋税改革，根据土地肥瘠不同，制定田税多少。并严禁压良为贱，不许买平民子女为奴婢。这些措施，使南唐的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在政治方面，颇重视法制的建立，在吴国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先后制定颁布了《昇元格》及《昇元删定条》，使官吏有法可循，百姓有法可遵。一次，有人向他进献毒酒方，他却说：“犯法自有常刑处置，为什么要用毒酒杀人！”又鉴于吴国由大臣专权而亡，他时防臣下弄权乱政，不使宰相权力过重，著令外戚不能辅政，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对臣下的所为也多能明察，不受蒙骗。某次派宦官去祭祀庐山，宦官回来自称一路吃素，他则把宦官某日在某地买鱼、某日在某地吃肉一一列出，使宦官无言以对。某年年终，管仓库的官吏献上剩余的万石粮食，他却说：发放征收有固定的数量，如果不加重赋税和尅扣军粮，怎么会有剩余！他自己的生活也注重节俭，不爱声色。常脚穿蒲草拖鞋，使用铁制器皿，身边的宫女仅有年老貌丑者数人。

李昇在位时期，在处理与别国的关系方面，仍继续实行吴国的保境安民政策。在他称帝后，谋臣武将为谋求立功，屡次劝他向邻国用兵开拓疆土，而他叹息道：“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害深重，我实在不忍再提征战。如果别国百姓安定，我国的百姓也安定，又还要求什么呢？”昇元五年（941）吴越国都杭州发生大火，损失惨重，吴越王钱传瓘惊吓而死，群臣建议乘机攻取吴越，他却说：“为什么要利人之灾呢？”并派出使者携带金帛财物前往吊唁。在位期间未曾轻易用兵。直至临终之时，仍告诫嗣君李璟要“善事邻国”。

昇元八年（943），李昇为求长生，误听信道士邪言，服用了道士所炼的金丹，结果中毒，背上发疽，不久而死。临终对李璟说：我服用了金石，本想求延年益寿，反而死得更快，你应引以为戒。死后，谥号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庙号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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