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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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芬（1904年12月19日～1928年7月25日），名棠荫，生于1904年12月19日，小时聪明伶俐，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倍加宠爱。稍长，父亲常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历史故事。当讲到清代受列强侵略，订了不少丧权辱国条约时，李芬竟大骂清廷无能、误国。其父大加赞赏，为她聘请当地名师李书湘教读。李芬学习认真刻苦，学业日进。一次她写了一篇《家乡赞》，老师连声称赞说：“你们李氏书香世家，后继有人，德五爷学富五车，棠姑娘年少才高，真是‘父贤儿女肖’。”李芬顺口对道：“这是‘师高弟子强’。”老师赞不绝口。

李芬喜欢看课外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均爱不释手。她还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到梁启超的一些文章阅读，其中有不少救国救民之道，这对李芬的思想进步，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918年秋，李芬这个未曾正式进过学校门的女孩子，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宝庆爱莲女子初级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京在省会的宝庆学生相继回到家乡，介绍“五·四”运动经过，宣传“毋忘国耻”“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李芬听后，对反动当局，大为愤恨。同年6月18日，李芬与本校师生参加宝庆各界2000余人举行的反日爱国示威游行。她和大家一道，搜出奸商囤积的50桶日货漂白粉，愤怒地将其投入资江高庙潭中。

在进步教师蒋砚田、罗卓等影响下，李芬积极参加争取女权的斗争。针对当时妇女有缠足的陋习，社会上有纳妾、虐待童养媳的积弊，她和同班同学伍芝、陈含民等上街宣传，动员群众一致奋起，铲除这些弊端。李芬在演说时曾大声疾呼：“族权就像石磨的上盘，封建礼教象石磨的下盘，折磨了我们妇女几千年，不行！我们要把这两块磨盘掀开，彻底砸烂！”

李芬还经常利用假期到宝庆北路新田铺、巨口铺及东路爽溪等地，组织妇女联合会，教育妇女行动起来，争取女权。

由于李芬学习认真，关心国事，疾恶如仇，人们赞她为“爱莲女杰”。

1921年10月秋，李芬与当时在宝庆县立中学读书的表兄何睿龙（又名性之）结婚。

1922年秋，李芬与丈夫同去长沙求学。李芬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丈夫考上长沙法政学校，小两口互相勉励，奋发学习。

一次，长沙籍的校长王惠君，在录取新生时，将邵阳县两个考试合格的学生取消，改录其家乡人。李芬得知后，立即跑到办公室向校长提出抗议，弄得王惠君非常难堪。王铁青着脸，正待张口训斥时，李芬却跑了，她跑到教育司找李剑农司长告状。李剑农嘉许李芬有正义感，指责王惠君办事不公。同学们都为李芬得罪校长捏一把汗，她丈夫也着急，劝她以后不要这样锋芒毕露，免贻后患，但李芬却处之泰然。

1925年2月，徐特立任该校校长，积极地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使学校成为孕育革命种子的温床。李芬这个向往革命、热烈追求革命真理的女学生，很快得到徐校长的器重。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为了适应革命需要，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便利用国民党党员的合法身份从事革命工作。李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国民党的。

1925年11月初，长沙市长郡、兑泽两中学，为反对校长专横，任意开除曾三、段湘等学生，全校学生举行罢课。省长赵恒惕派武装弹压，激起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愤怒。11月9日，李芬、陈新宪（曾任邵阳市政协副主席）等多人以长沙市学联代表身份，参与并领导长郡、兑泽等30余校学生代表团3000余人，赴省教育司请愿，要求撤换长郡校长张友晋、兑泽校长姚建猷，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反对军警干涉教育，撤退驻校军警。当时教育司司长颜方圭避不见面，学生便在教育司内静坐，不达目的不罢休。赵恒惕又派军警包围教育司，学生被围，外无支援，内无食物，处境艰难。学联代表研究决定：从后墙挖洞派人出去联系并购买食物。男同学当即秘密挖出墙孔，李芬率领一部分女同学从墙孔爬出，很快与上级党、团组织取得联系，并购买大批凸壳饼用来充饥。学生们得到物资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舞，战斗意志更为旺盛。

赵恒惕还召集各校校长开紧急会，训斥他们管教无方，限令各校即日复课，召回请愿学生，遭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及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的抵制。

赵恒惕碰壁后，怒火中烧，无处发泄，便跑到教育司，对请愿学生大肆咆哮说：“现在一切学潮，皆由俄人指使”，“李大钊创设异说，有可杀之罪，你们不可上当！”李芬等人当即予以驳斥。赵恒惕始料不及这些青年学生竟敢反唇相讥，便恼羞成怒，派军警胡乱抓了一些人，并扬言学生不撤走，就要用武力驱散。

被反动武装围困在教育司的学生，坚持两日一夜，最后组织突围到省议会去请愿。李芬和同学们一道，历数赵恒惕治湘十大罪状，要求罢免赵，将驱赵斗争推向了高潮。

1926年4月，李芬的独生子何陶出生。丈夫在她分娩后7天因病去世。阿公阿婆思想封建，要李芬停学在家守节带小孩，李芬坚决反对。阿公便以不给学费相要挟。后来，李芬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忍受着丧夫的悲痛，冲破公婆封建思想的束缚，痛心地离开刚满月的儿子，毅然去北京求学。

1926年8月，李芬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当时北大通知：录取的新生务必于9月10日前报到，否则除名。由于张作霖军政府贪污了教育经费，使北大开学日期推迟到9月下旬。在正式开学前，李芬住在北大女生宿舍北斋，与中共北大学生支部书记段纯（湖南宝庆人）取得联系。当时中共北方区的书记是李大钊，他常派谢伯俞指导北大学生党支部工作。谢是李大钊的助手，与李芬是同乡，早在长沙就已熟悉。李芬因谢的关系，结识了李大钊，常就党的理论与学术问题，前去聆听教诲。

北大党组织布置李芬搞学生运动与发展党员工作。是年10月20日，李芬介绍同班同学刘莹入党。这是李芬刚入北大后发展组织工作交出的第一份满意的答卷。尔后李芬与谢伯俞介绍张炯（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学生）、伍芝（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同时入党，还与刘莹介绍曹孟君（北大学生，解放初期全国妇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刘淑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入党。

李芬在北大，成绩优异，善于辞令，曾奉党的指示多次参加国语演说，宣传革命理论与学术思想，受到刘半农、高一涵、陈西莹等名教授的好评和同学们的拥护，先后被选为级友会交际委员、校学生会代表及交际股主任、湖南同乡会交际股干事。

1926年12月，李芬和同班同学刘莹、白进彩、杨伯峻、张百川等发起成立预科乙部一年级级友会。他们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草写成立宣言，其中有“预乙一年级的同学们！你们过着这样的单调生活，不觉得寂寞吗？看到这样冷酷的社会，不觉得太寒心吗？挣扎在这险恶的世界潮流中，不觉得危险与心悸吗？……”等言辞，使同学们受到了启发，逐渐关心国家大事，纷纷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来。

1927年3月7日，李芬与湖南同乡会干部发起纪念“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周年大会，决议两点：

（一）致函学校当局，请建立“三·一八”北大死难烈士黄（克仁，湖南长沙人）、李（家珍，湖南醴陵人）、张（仲超，陕西三原人）三君纪念碑；

（二）致函北大学生会及旅京湖南同乡会，请于3月18日为黄、李、张三烈士举行大规模周年纪念会。

决议顺利地执行，大长了革命声势。

李芬在北大除上课外，业余时间大部分投入革命活动。她化名李曼、黄思曼，常潜去北京市前门、大栅栏一带，散发援冯（玉祥）倒张（作霖）、声援铁路工人罢工的传单。一次，李芬将“打倒军阀张作霖”的小块标语涂上浆糊，握在手中，见一警察，便拍着他的肩膀（标语就贴上了）问路：“老总，去大栅栏往哪走？”警察向前一指，她背着标语满街跑。同志们都称赞李芬勇敢机智。

1927年初，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暮途穷，更加残酷地镇压学生运动，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6日，李大钊、谢伯俞等60余人被张作霖逮捕后，李芬曾参与北大等25所大学的学生和上万劳工上街游行抗议。28日，李大钊、谭祖尧、谢伯俞、张挹兰等20人惨遭绞杀。李芬等面对革命的失利，革命同志的大批遇难，悲痛万分。她与张炯、伍芝、吕警铭、贺涤心等宝庆同乡集资安葬谢伯俞烈士。

李大钊牺牲后，张作霖更肆无忌惮地大捕大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仅北京《顺天时报》1927年10月至12月所登载的张作霖军警查抄中共机关及档案、逮捕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的消息，就多达20余条。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党组织为保存革命火种，将一批革命党人转移到南方或调离北京。

为了革命的需要，李芬被调往天津，在中共直隶省（今河北省）省委担任文书工作。临行时，她与好友刘莹依依惜别，共勉为革命努力工作。不久，刘莹也调到天津工作，曾秘密与李芬会面两次。李芬在天津工作繁重，不辞劳苦，深得领导好评，团省委书记称赞“李芬前途无量”。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为保安全，个人不能与外界通信。李芬的父亲按月给她寄生活费，先汇北京女师大伍芝，再秘密转交给李芬。

1927年冬，李芬多次警觉到有暗探跟踪。党组织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及时让她转移南方，作为革命火种，回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铁路不通，李芬乘海轮经上海溯江返湘，半个月才到家。到家时，她最敬爱的父亲已病故三天，家里托伍芝转交奔丧电报没有接到。她哀恸万分，草草料理了丧事便去邵阳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邵阳县。国民党邵阳县党部书记刘卧南，组成“邵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勾结国民党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刘建绪（后任邵阳县警备司令），在城乡普遍设立“团防局”“挨户团”“铲共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实行连保连坐，全面“清剿”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刘卧南还训练了大批特务，千方百计破坏中共邵阳地方组织，共产党员频遭杀害。

李芬来到邵阳，看到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非常气愤，决心与国民党斗争到底。她首先秘密会见老友、中共湘西南特委工运部长陈新宪，通过陈的介绍，与特委书记贺恕取得了联系。

1928年春，李芬接替张炯，任中共邵阳特区城东中心支部书记，以邵阳民生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不久，中共邵阳县委成立，李芬任县委组织委员，在城乡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并使一些失掉联系的同志接上关系。

为响应湘西南特委组织年关暴动的号召，李芬四处筹款，并自捐巨额银元，接济特委经费，购买枪支弹药，支援龙山的年关暴动（此次暴动失败）。故邵阳警备司令部在其“罪状”上写道：“李芬家资巨万，收买枪支，企图响应毛……暴动。”

正当李芬为党工作取得可喜的进展时，由于叛徒赵立杰的出卖，供出了李芬等10余名共产党员，邵阳警备司令部疯狂搜捕。李芬在组织的关照下，脱险归家。她找到七叔李楚藩求援，好心的七叔将她秘密转移到姑嫂桥，在姑妈何家躲藏。这事被李芬的二伯父李维宽（团总兼族长）得知，他早已探悉李竞戎遗留给李芬一笔巨款，存长沙某钱庄。为了得到此款，他与儿子李祥莫商量，派人将李芬骗回，软禁在池塘北面的老院子里一间小房子内，日夜轮流派人看守。李维宽父子和她谈话，花言巧语，劝她去投案，说什么投案自首，可以减罪，再用钱赎买，可保生命安全。李芬不允，李维宽便以族长身份，严加训斥。经过两天的折磨，李芬始终不肯投案，李维宽竟不顾七弟李楚藩和堂侄李国选等人反对，令其八弟李季勋和儿子李祥莫，将李芬强行捆送至邵阳警备司令部。临行时，李祥莫从李芬手中骗出钱庄存折，第二天就去长沙取款了，李分就义后，还是李国选妻将遗体收回，通知家人安葬的。至于那笔存款怎样被瓜分，谁也不清楚。

李芬在狱中，敌人逼她交出枪支弹药，她愤怒地说：“枪支弹药有的是，但不能交给你们这些狗强盗去残杀民众！”敌人对她严刑毒打，她多次昏死过去，但未吐半点真情。邵阳警备司令刘建绪见硬逼不行，便亲自出马，假惺惺地劝李芬，说什么你年轻有为，前程无量，何苦为共产党卖命，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写一纸自首书，便可安全出狱，何必使皮肉吃亏。李芬义正词严地呵斥道：“要杀要剐，由你！要我背叛党，万万不能！”尽管反动派对她威逼利诱，使出了浑身解数，李芬始终大义凛然，斗争到底，没有泄露党的半点机密。

1928年7月25日，李芬在临刑前将自己的三套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缝在一起，以免歹徒玷污自己圣洁的遗体。赴刑场时，她视死如归，迈着坚定的步伐，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于邵阳打枪坪。

1986年清明节，中共邵阳市委与新邵县委在新邵县严塘乡下渔溪李芬烈士坟前，竖立了一块“李芬烈士之墓”的纪念碑，以彰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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