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

0

李善长（1314—1390年），明太祖时左丞相。字百室，定远（今属安徽）人。从小读书，研究法家学问，颇有智谋。元至正十四年（1354）参加朱元璋军，参预机要，深获信任。曾建议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知人善任，不妄杀人，以结民心，而成帝业。元璋听后连声称善。后从元璋渡江，下集庆，屡献奇谋。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朱元璋称吴王，拜为右相国。熟悉典章故事，裁决如流，娴于辞命，文书多出其手。朱元璋自出征讨，他常留守后方，调度兵食。又请榷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斟酌元制，去其弊政。并制钱法，开铁冶，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朱元璋称帝，洪武元年（1638），为中书左丞相、宣国公兼太子少师，录军国重事。明初制度，多由他参与制定。如分封诸王，爵赏功臣，奏定六部官制，郊社宗庙礼仪，事无巨细，悉由他与诸臣谋议实行。并奉命监修《元史》、《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将其比作萧何，位居第一，授太师，改封韩国公。为人外表宽和，内多忮刻。富贵已极，意稍骄纵，帝始微厌之。四年，以疾退休。后掌御史台事。二十三年，以胡惟庸案牵连，并其家族共诛之。

在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勋臣中，李善长名列第一；而在朱元璋赐死的大臣中，也有李善长。

李善长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饱读儒经，对法家学说也颇有研究。他生逢元末，朝政黑暗，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个满腹经纶的年轻人息隐林泉，坐观时变。

若干年过去了，至正十四年（1354），朱元璋率徐达等24将攻略滁州（今安徽滁县），年已40的李善长再也隐居不下去了，欲出山博取功名富贵，遂率里中父老迎于军前。朱、李相语，颇为投机，李善长遂打定主意追随朱元璋。朱元璋命他掌书记，负责军中文字事务。

一日闲暇，朱元璋煮酒论天下之大势，问计于李善长。李善长从容对曰：“秦乱，汉高祖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遂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为濠州人，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拍手称善。从此，朱元璋果然法汉高祖刘邦所为，以至于天下已定，迁江南富户于中都，分封子弟于各省，皆仿汉高祖之例。甚至大兴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也是仿汉高祖杀韩信、彭越之举。这不能不说是李善长的影响。

此后，随朱元璋下滁州，奉命参预军机，主持馈饷，倍受重用，成为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李善长为人宽和，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时称滁阳王的郭子兴听信谗言，怀疑朱元璋有二心，便有意削夺朱元璋的兵权，并且私下找李善长，诱之以利，晓之以害，但被李善长坚决回绝。朱元璋知道后，对李善长更加倚重。至正十五年（1355）春，朱元璋亲自率兵攻打鸡笼山寨，李善长奉命留守。元兵得悉情况，派兵袭击，李善长设伏败之。朱元璋攻占和州（今安徽和县）后，觉得和州弹丸之地，难以立足，想渡江，到长江以南开辟一块新天地。这个决策，得到李善长的极力支持。六月，朱元璋大军渡江，拔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大兵直取太平（今安徽当涂）。李善长预先写好了安民告示以戒士卒杀掠。城破后，善长派人四处张贴，部队秋毫无犯，市中晏然，甚得民心。朱元璋改太平路为太平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欲取镇江（今属江苏）。但考虑到诸将不戒士卒杀掠，会有损声誉，失去人民的支持。乃佯装发怒，数诸将纵容军士骚扰百姓之罪，欲绳之以法。李善长深悉朱元璋之意，便在朱元璋面前为诸将力请豁免，诸将无不惊惧。镇江城下，百姓皆不知有兵。六月，朱元璋称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参议。当时，一代名儒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侯元善、杨元杲、孔克仁、陶安、王恺、栾凤、夏煜等数十人皆为幕僚。但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李善长裁决。不久，置江南行省枢密院。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四月，以李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进升行省参知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1364）春正月，李善长、徐达等偕群臣奉朱元璋即吴王位。朱元璋乃建百官制度，李善长被任为中书省右相国。他娴于辞令，熟悉历代典故，处理政务，裁决如流，调兵转饷，无有匮乏，将吏贴服，居民乐业。大势已定，他建议朱元璋借鉴元朝和历代制度，去芜存菁。复制钱，榷淮盐，开铁冶，定鱼税，立茶法。而这一切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措施的实行，使得国库渐盈，费用日足，为朱元璋讨平割据、北伐残元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这些措施的实行，也使得民安其业，生产发展，人心思附。吴元年（1367）九月，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论平吴功，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十月，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故李善长以右相国迁左相国，位居百官之首。

善长虽习法家，但并不主张施行苛法。朱元璋初渡江时，好用重典。一日，他对李善长说：“法有连坐三条，不已甚乎？”善长考虑再三后，请除“大逆”之外，其余罪名皆废除连坐之刑，朱元璋十分同意。十月，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翰林学士陶安、御史中丞刘基等20余人为议律官，一起裁定律令，颁示中外。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以李善长为中书左丞相。置东宫官属，加封李善长为太子少师，兼太子詹事，授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朱元璋追封祖考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之事，皆以李善长为大礼使。二月，率礼部定郊社宗庙礼仪，引古酌今，以成其仪。以冬至之期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岁从；以夏至之日祀地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及岁末，则合祭于高庙。社稷之礼定于春秋两季第二个月的第一个戊日。四月，太祖巡幸汴梁（今河南开封），命李善长留守中都，一切皆可便宜行事。初，明中书省只设钱谷、礼仪、刑名、营造四部。八月，李善长奏定六部官制，命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其职，分理日常工作。十二月，上书议官民丧服及朝贺太子的礼节。同月，朱元璋诏左丞相李善长，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祎为总裁，并征调各地名士16人编修《元史》，以元十三朝实录为主要依据，并参阅元《经世大典》等书。洪武三年（1370）四月，李善长受命组织人员编写《祖训录》、《大明集礼》诸书。九月，《大明集礼》书成，分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乐等11个部分，共50卷，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教，皆详列其内。而定天下岳镇、海渎、山川神祇之名号、封建诸王、爵赏功臣等，事无巨细，朱元璋都交给李善长与诸儒臣商议颁行。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考虑到李善长虽无攻城略地之功劳，但从军以来，参与军机，主持馈饷，功劳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4000石，子孙世袭。并赐以免死铁券，可以凭券请免死两次，其子可免一死。同时封公的还有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之子）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而善长位居六人之首。授封制词中比之为萧何，褒扬至甚。

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因病致仕。朱元璋念其功勋，在临濠赐地若干顷，守眣户150家，佃户1500家，仪仗兵30家。第二年，病愈，李善长上表谢恩。朱元璋命他主持修建临濠宫殿。又徙江南富民14万人于濠州屯田，由李善长负责经营管理。这样，李善长在濠州一住四五年。洪武七年（1374），太祖擢李善长弟李存义为太仆寺丞，存义子伸、佑等皆授以官职。洪武九年（1376）又把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授其为驸马都尉。临安公主下嫁后，令其严守妇道，待公婆、夫婿一如家人礼。李善长一门可谓宠遇有加，时人都羡慕他。

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命李善长和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修圜丘。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李琪尚临安公主一个月后，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原名亮）上书言事，谓李善长恃宠放任，皇上有病不视朝几达一旬，竟不问候，驸马李琪亦六日不朝，及召至殿前，竟不引罪自责，是为大不敬。因此，李善长坐夺岁禄1800石。

早在李善长督修圜丘时，人们皆暗中谈论李善长有与丞相胡惟庸结党之嫌。胡惟庸，也是定远人，与李善长同乡。早年，追随朱元璋起事，后经李善长推荐，擢为太常寺卿，后迁右丞，及杨宠被诛，拜中书左丞相，与李善长往来比较密切。李存义之子李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以谋反伏诛，株连者甚众。有言李善长交通胡惟庸者。朱元璋以其功大，隐而不发。御史台缺中丞，命李善长负责御史台事。他经常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洪武十八（1385）年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为胡惟庸党徒，朱元璋看在李善长的面上下诏免死，贬至崇明（今属上海）。然善长知道后并未谢恩，这使朱元璋非常恼火。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已经77岁，他从信国公汤和处借了300名卫卒，营造私第。事后，汤和秘告于帝。是年四月，京民犯罪被判流放的人中，有一个丁斌的是李善长的私亲。李善长屡上表请免其罪。朱元璋非常生气，亲自提审丁斌。丁斌曾在胡惟庸家做事，因而供出了李存义父子等当时与胡惟庸往来的情况，朱元璋大怒。飞章拘捕李存义父子审问，供词内容与李善长有牵连。言胡惟庸反谋既定，让李存义阴说李善长，李善长警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后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朋友杨文裕去劝说他，并许事成之后，以淮西地封为王。李善长虽然没有答应，但却有点心动。于是胡惟庸亲自出马，李善长仍然没有答应。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胡惟庸又使李存义进一步游说，李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还有人告发李善长，言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胡惟庸勾结沙漠残元势力的使者封绩。李善长藏私不报。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长，李善长的仆人卢仲谦等人也揭发李善长与胡惟庸互通贿赂，私语秘议之事。朱元璋依据这些告发材料，认为李善长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而不报，狐疑观望，首鼠两端，是大逆不道之罪。时钦天监奏将有星变，当移大臣。于是朱元璋借机赐李善长死，罢世袭，并杀其妻女弟侄家口共70余人。

与李善长同坐胡惟庸案而死的还有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朱元璋亲自拟定诏书，条列其罪，并且附上狱词，编成“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李善长的儿子李琪与公主发配江浦，郁郁而死。李琪之子李茂、李芳因其母亲的恩荫得以免罪。李茂为旗手卫镇抚，李芳任留守中卫指挥，皆世袭，至茂子恒停袭，嘉靖年间，改封文资，世袭七品，直至明亡。

李善长此人表面宽厚和善，实际上却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大明江山初定，李善长位极人臣，以中书省左丞相日理万机，出纳奏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赫赫威势，使他不免有点志骄意满。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即被他按罪奏黜。又与御史中丞刘基争权。初，太祖幸汴梁，命李善长与刘基留守。刘基鉴于宋元两代因宽纵而失天下，即令御史弹劾官吏、宿卫、侍官中有过者，绳之以法。会中书省都事李彬以贪纵坐罪。彬素与李善长交好，因而善长请刘基缓其狱。刘基不听，驰报太祖，做为祈雨祭品，斩之，由是李善长怀恨在心，纠集台臣弹劾刘基。会刘基有丧，致仕归田。自太祖称帝以来，先后所倚重的大臣如张旭、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等皆获罪，而李善长独属事如故。这更助长了其骄逸之情，开始引起朱元璋的厌烦。

工部郎中王国用为其上书讼冤。奏疏大意是：“李善长与陛下同心，为陛下出生入死而得天下，以功为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是何等的荣宠！假设他要自图不轨的话，亦未可知，但要说他帮助胡惟庸谋反就不可信了。爱自己的儿子要甚于爱他兄弟的儿子，这是人之常情。要享万全之富贵的人决不会去侥幸地取那万一之富贵。李善长与胡惟庸，从子之亲，而与陛下，则是亲子之亲。假设李善长佐胡惟庸成功，也不过是勋臣第一、封太师、国公，男尚主，女纳妃而已，难道会比他现在的情况好很多吗？并且以李善长之见识，岂不知天下不是凭侥幸可以取得的吗？元朝末年，存有这种想法的人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住性命的又有几人呢？李善长怎么会在垂暮之年以身蹈之呢？若说人年纪大了，精神意虑有所倦怠，偷安苟且，善长或有之，但说他有意谋反则不可信。况李琪尚临安公主，善长与之有骨肉之亲，无纤莽之嫌，何苦而为之呢？如果说天象告变，大臣当灾，那杀人以应天象，难道是上天的意志吗？今已失刑、愿陛下作戒于将来耳。臣恐天下人闻之，谓功如李善长者且如此，四方因之而解体也。”朱元璋看过之后，竟不罪国用。

姑且不说王国用为李善长所作的种种辩明，就具体史实而言，李善长顶多只有一个知情不报，狐疑观望的罪名。那么，李善长之所以致死，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朱元璋有意。先是朱元璋生病不去问候，以大不敬坐削岁禄1800石；既而存义免死，善长不入谢，借卫卒以营私等；屡次上书为丁斌请命等。李善长的这些行动给朱元璋提供了一个杀他的机会。其次，李善长心胸狭窄，为人刻薄，也是导致其祸的原因。在李善长的所谓“罪证”尽露之后，御史交章弹劾。并且其仆人卢仲谦也反诬一口，成为李善长致罪的重要证据。可见李善长平时与群臣的关系很不融洽，且御下无道，才会招致此祸。其三，李善长不懂得功臣保身之道。《国榷》的作者谈迁谈到李善长时说：“汉之兴，藉三杰。明初，徐中山（即徐达）类淮阴侯（即韩信）而劳慎过之，刘文成（即刘基）张子房（即张良）也。保身之道不足，李太师（即李善长）褒然赞侯（即萧何）矣。”在胡惟庸造反之后，言臣对李善长稍有牵连。但朱元璋因其功大，侥幸放过了他，但他仍不免蒙疑含冤而死。是何原因呢？假使李善长在当初致仕回家后，息隐田园，安度晚年，当复诏理御史台事时，称疾力辞，此身或可免死。再退一步说，假使李善长在受胡惟庸牵连后，北面谢恩祈归田园，结果也不会如此悲惨。但李善长没能做到，明人何乔远有云：“予观邓宁河（即邓愈，死后追封为宁河王）之摧抑不怨，汤东瓯（即汤和，死后追封东瓯王）之受责自谢，而知功臣保世之道焉。”明初开国功臣，在胡、蓝之狱后，几乎被一网打尽，而汤和、邓愈独享天年。可见李善长耄不检下，不能谨言慎行，是招致其祸的主要原因。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