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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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号荫渠，新宁县金石镇人，历任清朝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云贵总督。他一生仕途坎坷，官衔至二品，是一位道德文章均佳的儒将。

清朝嘉庆年间，金岭脚下、扶夷江畔，古老县城北郊崛起了一座闻名遐迩的大宅子，名曰“馀庆堂”。堂主姓刘，名时华，先祖从江西迁居宝庆府，后落籍新宁县。刘时华勤劳精明，靠经营本地木材和土产发家，富甲一方。他读书不多，没有功名，但他要“积善”，要子孙既积善又读书，希望子孙成为“有福之人”。因此，他建第宅称“馀庆堂”，大门的对联是“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有福之人方能读书”。其妻郑氏信佛，虔诚慈善。刘长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裕温馨的家庭。兄弟中刘长佑居长，有弟长伟、长健。

刘长佑自幼聪慧机灵，既读书又习武，文武双全，胆识过人，且心地善良，有容人雅量。12岁时，一天晚上，他听见楼上有窸窣作响的声音，抬头一看，见一个小偷在窗户上张望，有意欲爬出的情状。他看在眼里，不动声色，蹑足窜到小偷后面突袭，抓住小偷的一只脚。小偷回头，他认出是邻居的孩子，便笑而放之。

道光十四年（1834），寒窗苦读的刘长佑终于获得参加全省举人考试的资格，可惜赴省会长沙考试不第。但他不灰心，一面帮父亲经营土产，一面读书应考。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又一次赴省会参加举人考试，又一次落第。在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通过同乡江忠源的关系，刘长佑结识了曾国藩，这对他的人生仕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长佑回乡途中遇到强盗拦路抢劫，他毫不畏惧，赤手空拳，没几个回合，就活捉了强人。但他认为强人之所以铤而走险，无非是无衣无食，为生活所迫，便予以训诫后释放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刘长佑考取拔贡。这一时期，新宁县、武冈州等地先后发生了雷再浩、李辉、李源发等农民暴动。1849年10月10日，李源发攻打新宁县城，此时刘长佑在长沙省城参加会试，其父突然去世。族叔刘坤一昼夜兼程赶到省城，转告其父丧和新宁李源发农民起义军攻打县城的严重情势。刘长佑一方面闻父丧噩耗而悲伤至极，一方面得知李源发攻打县城而愤恨恼怒。二人在长沙下河街码头，恰巧碰上在浙江秀水县任知县、亦是回籍为父奔丧的江忠源。在乌篷船里，刘长佑等将农民暴动的情形禀报江忠源。江忠源一面奏报曾国藩，求宝庆府派兵镇压，一面与刘长佑等谋划回乡组建乡勇事宜。尔后，三人弃船骑马连夜赶回新宁。刘长佑等一面办丧事，一面匆匆忙忙招募训练乡勇，组建成28屯乡勇武装团，人数不下2000。就在李源发率领“把子会”攻城的前一天，清兵在城内外搜捕会党，血光染红了刘长佑等的孝服，也染红了起义者的旗帜。没想到，起义军里应外合，杀死守城门的官兵，顺利地攻占了东南二门，临时拼凑又未经训练的乡勇大败，溃逃出城。刘长佑急忙奔向家里——馀庆堂，抬起一副空棺材，抵住两扇漆黑的前大门，然后背着母亲从后院逃脱，后乘船到宝庆城避难。逃跑不及的知县万鼎恩被砍头示众。起义军的红旗遍插城垣，开仓放粮，镇压劣绅，释放囚民，搞得轰轰烈烈。刘长佑等向府台张镇南报告新宁情况，张命其回乡募集乡勇协助官军征剿起义军。刘长佑等人内心是看不起朝廷绿营兵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寄希望于官兵，而是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己任，要依靠乡勇创造奇迹。他秘密回到新宁，联络江忠源与刘坤一等四处奔波，搜罗散兵游勇，加紧训练，准备攻取被李源发起义军占领的县城。刘长佑等带着近2000乡勇，配合2000名绿营兵，把个弹丸般的小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官兵攻城畏葸不前，久攻不下，僵持了20多天。刘长佑自告奋勇，领着邓树坤、邓新科的乡勇猛烈攻城，10多天里连续发起攻击20多次都无济于事，乡勇前后死伤300多人。

战报像雪片般飞向湖南长沙的巡抚衙门，巡抚冯德馨急得坐立不安，因为道光皇帝已给他下过三道“迅速剿灭发贼”的圣旨了。他害怕受到惩罚，无奈只得亲自到宝庆，责令知府张镇南亲征，同时加调常德提督英俊、长宝道台杨炳坤协同作战。而刘长佑等对此不抱希望，他与刘坤一等采取严密封锁，日夜佯攻，轮番挖掘地道，炸塌城墙……许多战术都未奏效。

相持了22天以后，湖南、广西、贵州共两万官兵相继赶到，把纵横不到两里的新宁县城团团围住，起义军仍然孤军抵抗了40多天，终因粮草不济，寡不敌众，放弃孤城从西门偷渡扶夷江向广西撤退。官兵以为起义军溃逃而紧紧追赶，以争功劳。结果在湘桂交界的丫口岭被设伏的起义军围困，官兵仓促应战，溃不成军，死伤几千。经历刘炳南被击毙，熊钊、张心铭化装逃命。刘长佑等乡勇武装是殿后策应，距离拉得远，逃脱了这场厄运。朝廷撤销了冯德馨、杨炳坤、英俊的职务，同时委派了裕泰、向荣接任。此后，刘长佑协同官兵在湘桂边境合围追剿李源发义军，屡败屡战，穷追不舍。1850年，他与标营彭玉麟将起义军围困在修仁县的大瑶山，又追到新宁金字岭的鸡笼山，捕获了摔折了腿的首领李源发，镇压了农民起义。

然而，刘长佑的平乱之功并未受到朝廷重视，他失望、悲叹，回家守制（守孝）。

成丰二年（1852）二月，转战数年、席卷江南数省的太平军在永安被围攻溃败，转军攻桂林、全州，伐柯为筏，拟循湘江直下夺长沙。其时，应知县戚天保之聘在维新书院讲学的刘长佑，掌握一支可战的乡勇。桂林告急，钦差大臣赛尚阿在宝庆新宁组军救援，戚知县认为刘长佑平李源发之乱有功，欲推他充任统领。但是，刘长佑因两年前征战未得到奖赏而心灰意冷，决意不再出山。他忧郁而沉重，说实话，他守制是不想出山的一个原因，其二是在平定雷、李之乱中，已看透了如今当时官场的腐败、绿营的怯弱无能、八旗兵的骄奢淫逸，只怕他看不惯，难以共事打仗。江忠源、戚知县见难劝动，转而设计让老尼姑说服信佛的刘长佑老母，又说服其弟长伟、长健，然后全力苦苦相劝刘长佑。在其母、其弟的支持下，刘长佑答应了江忠源、戚天保的邀请，出征平乱。但刘长佑素以谦和沉稳著称，不敢坐大，于是推拥同乡举人江忠源为领袖统军。应赛尚阿强邀，刘长佑随军参赞军机。从此，刘长佑踏上了长年征战的、坎坷的仕途，楚勇也起源于此。

刘长佑偕其弟长伟、长健等助江忠源统领楚勇，循盘溪80里南下全州。江忠源用刘长佑之谋，绕路敌前，扼蓑衣渡，命楚勇砍伐很多木头，在河里打下许多没入水面的暗木桩，连营西岸，以截阻太平军；约诸军会师东岸，以阻太平军顺江而下。果然，太平军乘船筏顺江而下，至蓑衣渡，其船筏均被水中暗木桩挂住或卡住，楚勇用火烧其船筏，太平军拼死抵抗。刘长佑助江忠源指挥楚勇与太平军鏖战两昼夜，炮轰炸死了太平军南王冯云山，并毁其粮草，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惨败。残部东逃至永州，刘长佑等一路追击围剿。这一战令刘长佑声望大震，闻名朝野。次年，刘长佑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天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军作战，刘长佑多次赴援。咸丰五年（1855），皇帝降旨，令曾国藩从衡州出兵北上救援武汉，骆秉章同时命刘长佑率楚勇配合湘军堵截作战。刘长佑统领3000楚勇，合湘军共两万余人，把东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自6月7日至7月29日，连续在东安城下大战7次，平南王朱鸿英命太平军坚守城池不出。刘长佑估计日久城内粮草殆尽，太平军势必向全州和新宁方向突围，于是命新宁知县张士宽“城外择要扼险，城内加强守备”。7月29日夜晚太平军开南门突围，定南王胡有禄率一支人马向全州撤退，朱鸿英率万余人向新宁撤退。刘长佑率兵追击，至新宁县城外围，在松枫亭、洪家榜一带与太平军鏖战。太平军使用的武器是长矛、大刀、鸟铳和土炮，而楚勇已装备有大量的火炮和少量洋枪。8月14日晚，忽然风雨大作，不一刻，平地水流如溪，火枪火炮皆被淋湿，不能击发，太平军劣势顿时转为优势。朱鸿英长剑一挥，指挥队伍冲杀过来，楚勇四散奔逃，刘长佑在4个卫兵的搀扶下，向曾家巷子牛形山丛林中逃奔。突然有两个太平军兵士追了上来，杀死了3个卫兵，仅剩下林忠厚一人保护。走到一间茅房前，刘长佑一脚踏滑，仰天一跤，太平军兵士只需前跨几步，刘长佑命将休矣。此时茅房中突然冲出两条恶狗，咬住了两个太平军兵士的腿，两兵士拔刀刺狗时，林忠厚已护着刘长佑逃进了丛林深处。刘长佑脱险后，趁夜修书命城内楚勇出击，组织各地乡勇民团反击太平军，太平军败退全州。这年，刘长佑因肃清湘江上游太平军的功绩被奏保道员，留江西补缺。

咸丰六年（1856），刘长佑奉湖南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余人入江西，攻克了袁州，守住了湘军的门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使曾国藩无后顾之忧。曾国藩一贯称刘为“戡乱之才”“难得的将才”，想将他的楚勇纳入湘军，希望刘长佑拜他为师。但刘既未拜曾为师，也不愿将楚勇编入湘军，曾国藩因此对刘长佑的为人既赏识又妒忌。因援师江西有功，刘长佑被提拔为按察使衔，并加封三品顶戴。咸丰七年，进驻太平墟。由于率军初入，立足未稳，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刘长佑引咎自责，拔出长刀自刎，副将鄢世堂夺其刀，背驮其突围。刘把鄢的耳朵咬掉一只，鄢忍着痛不放，刘才安然脱险。江忠义（江忠源之弟）、刘坤一等率领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此后，刘长佑率军向东，在南丰隘口设伏，大败太平军。因太平墟的失败，刘长佑差点受贬，由于骆秉章替其说情，才免于处分。刘长佑为了雪耻太平墟之辱，立功赎罪，日夜操劳，亲督将士，亲燃大炮，身先士卒。这一年，七战七捷，收复临江、建昌、抚州，他被加封布政使衔。由于劳累过度，刘长佑患了肝昏迷症，在攻占临江时几次晕倒而跌下马。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州、桂阳，直逼永州。刘长佑、江忠义奉命率军赴援，解永州围。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长佑与李续宾分别扼守东西两路堵击，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南撤回走东安，转战广西。刘长佑领兵追逐，攻占郴州、全州、桂林。次年（1860），刘长佑以军功彪炳，擢升为广西巡抚。他既为一省之长，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则可以施展才能，一方面堵截围困石达开的太平军，另一方面即制订自供自给经济计划，肃清匪患，安抚民众，兴修水利，重视农桑，稳定经济，并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由于他奠定后方、截击太平军功高，擢升为两广总督。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后，即将所部楚军交给了刘坤一统领，留守驻防广西。然而不久，河南捻军突起，势力波及皖、鄂、豫、苏、鲁、冀、陕数省。清廷对捻患极为重视，先后派善禄、翁同书、僧格林沁等10多员将领统大军征剿。然而捻军是越剿越多，唯可倚重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也托辞拒不受命，按兵于徐州不动。在一筹莫展时，朝廷调两广总督刘长佑任直隶总督，肩负直鲁豫三省边区剿捻重任。

刘长佑临危受命，就任直隶总督后，节制湘军、淮军和僧格林沁，率军自天津南下至衡水，破捻军于东鹿，断捻军自东辛与冠间的联络，复追捻军至东阿、香山等地。他审度时势，洞察敌情，通盘策划，制订战略和战术，得到朝廷的嘉勉。但湘军、淮军和亲王僧格林沁之间不相协调，左右掣肘，刘实施起来，力不从心，无法节制。为了积极布防黄河，刘长佑于黄河北岸张秋驻重兵，阻止捻军北进。为了克敌制胜，刘长佑着力训练新式军队，成立洋枪队，请求曾国藩、李鸿章协助支持而遭拒绝。后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才上疏致意，李鸿章出兵支援，由此可见刘长佑任直隶总督时的艰难处境。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千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僧格林沁不受节制，恣意骄纵，刚愎自用，恃勇孤军深入，结果被捻军击毙，责任却由刘长佑承担，因此刘被革职留用，其职由官文继任。在官文指挥下，刘长佑于12月亲赴前线督战，歼灭沧州捻首张六及余部。

刘长佑剿平东捻后解甲归田，清廷念及他的功劳，给予二品顶戴官衔。回到原籍新宁，他悠闲不住，热心公益事业。其时，他获悉《新宁县志》修成残稿，便与刘坤一共同领衔编辑，既出资又劳神，共修《县志》26卷，光绪十九年由金城书院刻印成书。

同治年间，中国西南边界事件多发，北越土匪袭扰中国边地。当时清廷国力日衰，无练达重臣坐镇，不足以应付局面。四月刘长佑被起用为广东巡抚，六月调任广西巡抚。到任后，刘针对当时中越边界大局，把自己的主张上奏朝廷，随即派副将陈德贵、游击李杨才、总兵刘玉成等率军攻克从化、通化、谅山等地，北越土匪全部被歼，平定了北圻，恢复了越南对中国的三年一贡。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刘长佑擢升云贵总督。翌年到位，署政安民，殚精竭虑。处理云南少数民族杀死英国人马嘉里案，颇费心机。他对马嘉里案的看法与前任总督不同，给朝廷的奏折说：“云南山川深阻，苗人犷悍成性，剽劫行旅，本地绅练恃众横行，夹制官民，上下猜忌，法令不行，万一防护不及，至有同此前案，或更甚于前案，其有害于云南一隅犹小，其有扰于中夏全面甚大，且洋人知前案难办，有免其既往之议，知后难防，有保其将来议，臣恐滇省官民于已往者，不以为幸免，而以为得计，将来者不行为前鉴，或敢于效尤。洋人通商，意在图利，亦断无不思远害之理，应俟三五年内外官民稍稍安定，遣员商办。”最后议定允许英人在云南设埠通商，惩处了肇事者。

后法国侵入越南，扩张至北圻，取代中国成为越南保护国，威胁滇桂边境。刘长佑心急如焚，积极备战，紧急上疏主战，其奏章被李鸿章为首的中枢压下不报。看到国事凋敝，自己年事已高，虽满腔热血，满腹韬略，但所议所疏，中枢均“不报”，刘长佑见事无可为，则上疏以病由辞官。光绪五年（1879）他获准开缺回籍，竟挨了个“坐云南报销失察降三级处分”。

刘长佑虽然家居，但仍心系越南边事、中法战争。闻谅山战胜而订和约，痛心疾首，竟咯血数升。

刘长佑于光绪十三年（1887）病死原籍。清廷闻讯，追念他以前的功劳，赞扬他一生“端谨老成”，仍依总督例议，恤谥武慎公，并令广西、云南、湖南立专祠，以彰其功德。

1935～1936年，国民政府选定湖南古今乡贤，刘长佑是30位贤人之一。后人收集有《刘武慎公遗书》。

刘长佑轶事很多。他因脸黑而心不黑，时人称其为黑大人。他毕生乐善好施，遣散楚勇时，把钱财分给其安家，善名远播。他一生仅娶原配郑氏，不纳妾，践行其“不冶游、不贪色、积德行善”之诺言。他的宅第大门那对“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有福之人方能读书”的联语，成为刘长佑后人的家训。刘长佑的后人，大都成为学者、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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