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光演(1894~1937),绥宁县黄土坑板岭人,别号小川(一作筱川),从小就胸怀大志,于是又字展怀。
1923年夏,刘光演从湖南省立一师毕业,面对国家的贫弱,立志教育救国。他在家乡的资源高等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循循善诱,学生和父老乡亲都庆幸师资得人,刘光演受到了县教育局的嘉奖。一年后他被县府看中,聘为县立高等小学教师。这时,黄土坑绅士向振楚升任县警察局长,上任伊始,在县城酒楼大摆宴席,邀请县府要员,刘光演也被邀作陪。时值初秋,天气炎热,血气方刚的刘光演脱去上衣,光着膀子无拘无束地给来宾敬酒。官员们纷纷投以鄙夷的目光,致使向局长极为尴尬,认为刘有损主人体面,狠狠扇了他两记耳光。刘光演受此奇耻大辱,把酒杯往地上一甩,愤怒走出酒楼。他越想越气不过,深感教育救国终究只是空想,堂堂教师在达官贵人面前不值分文,即向校方递了辞呈,决心投笔从戎,报考并跨进了湘军讲武堂。
这时,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广东省的国民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刘光演只恨自己来得太晚,立即投入了紧张而热烈的军校学习。第二年他目睹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更加感受到了工农大众的巨大力量,于是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
这一年,广东的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湘军编为第二军,刘光演在第二军当连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二军和六军合编为中路军,负责攻取江西省。由于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很快被提升为营长。11月攻下南昌占领全省以后,部队沿长江东下,直达南京。正当北伐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之际,1927年4~7月,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却在全国相继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幸好刘光演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侥幸躲过了厄运。1928年1月,刘光演随李宗仁的西征军到达长沙。此时,国民政府出于反共目的,决定从军队抽调一批干部补充地方;共产党也急欲从军队中抽调骨干,以保护地方革命成果。于是,军政治委员、共产党员李富春趁机把刘光演向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程潜推荐,然后由程潜推荐给湖南省政府。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欣然接受,2月,任命刘光演为新宁县县长。
1928年3月,刘光演走马上任。任前,中共湖南省委向他推荐中共武冈特别支部书记李秋涛作助手。刘、李相商后一致认为,必须对新宁县政府原班底进行改组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刘光演的人选触犯了新宁县反动豪绅的利益,以原县挨户团常备大队长刘北斌为首,纠集一伙人对新来的县长百般刁难。为了应付恶劣局面,刘派人前往城步县,把城步县长邓熙(共产党员、省农运特派员、新宁人)请去协助镇压反动团队的新宁县农民自卫队队长李达山及所部要回来,又把参加年关暴动失败后上山打游击的谭绍洲部招下山,合编为新的县挨户团常备队,驻扎在县城对河水头村。正当刘光演仍感力量不足之际,原绥宁县工会委员长刘之光(共产党员)从绥宁逃难来到新宁,刘光演热情收留并立即介绍给李秋涛。此时白色恐怖甚浓,国民党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联合新宁县刘北斌,纠集各种反动武装共计2000余人,分四路欲对李达山、谭绍洲部实行铁壁合围,一举歼灭。刘光演火速派人秘密把消息送过河去,使新的县挨户团常备队及时撤离了水头村,向瑶民聚居的八峒大山区转移。围剿失败,引起了反动势力对刘县长的怀疑。刘北斌纠集一批反动豪绅联名向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的会办何键写信,指控刘光演“反正扶邪”“是共党分子”。何键立即派遣女婿李觉率一团人马进驻武冈县对刘光演进行监控。8月,何键命令师长陶广派兵逮捕了刘光演。
刘光演被捕后,湖南省第三行政公署的指挥官,妄图从他口中得到西征军和新宁县的共产党组织线索,但刘宁死不屈,没吐露半个字的共产党实情。敌人一无所获,只好由李觉监押,将刘光演用木囚笼解往长沙公安局。沿途百姓见他遍体鳞伤满身是血,无不伤心落泪。押解到长沙后,何键亲自审讯,刘光演任其严刑拷打,矢口否认共党活动。由于李觉与刘曾在北伐军中共事,出面力保刘,何键也没掌握刘的证据,只好把他判刑2年送感化院。但刘仍不屈服,奋力冲牢,被重判为20年,关进陆军监狱。刘继续反抗,再次被重判为无期徒刑。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攻破长沙,大放政治犯,刘光演被救出。刘光演本想加入红军,但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身体极度虚弱,只好再寻机会。红军走后,他想搞枪,便前往湖北省孝感地区武胜关寻找昔日的学生、在任堡垒长的黄苏。黄苏是绥宁县武阳人,具有进步思想,设法帮他搞到了两支手枪。岂料刘回湘途经武昌时,不幸在码头上被宪兵从箱底搜出,以“私带枪支图谋不轨罪”将刘投进监狱。第二次坐牢的消息传回家乡,其兄刘光镜(亦作光正)立即变卖田产,带着现款前往武胜关请求黄苏出面营救。黄苏的团长胡松林是共产党员,原与刘光演在北伐部队时有旧交。为了营救旧友,他令黄苏带上公函前往武昌监狱向典狱长解释,说刘光演是本团军官,此次实为便装回乡探亲。典狱长见了公函又得了一大笔好处费,便把手枪扣下后将刘释放。嗣后,刘受党组织派遣,和傅杰一起潜入驻扎在武冈县的国民军新编三十二师从事策反工作。因部队提前调防,策反工作被迫取消。
1931年春,刘光演返回家乡。为了生计,他在黄土坑的留吉堂开设牛场,一面进行耕牛交易,一面聚集农运时遇害的绥宁县农民自卫军首领刘宝德的旧部。刘光演还秘密邀请友人莫廷三和朱林汉赴板岭聚会并歃血为盟,结为生死三兄弟,决心分头筹建队伍,共同走武装斗争道路。时过不久,莫廷三加入傅良成的农民军,活动于绥、武交界的黄羊坪一带。后来傅战死,莫便当上了这支仅有10多条枪的农民军首领。朱林汉回武冈县后也很快拉起了队伍,活动在武、绥两县交界的泡峒一带。刘光演则假借做鸦片生意,奔走于湘西、黔东、桂北,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一天,在黔阳县托口镇巧遇刘之光。通过刘之光等人的活动,刘光演谋到黔阳县岩鹰界乡自卫队队副之职。他重操武装,积极带领乡自卫队员进行训练,其渊博的军事知识和热忱的工作作风,博得该乡乡长和自卫队队员的信任,从而牢牢掌握了这支有30余人枪的武装队伍。
此时,正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宣布反蒋抗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之际,李济深派遣方鼎英赴湘西发动倒蒋(介石)运动。1934年元月,方鼎英派人在雪峰山毛庵堂召开筹划湘西大起义的会议,附近数县的进步武装都派了代表参加,刘光演也出席了会议。会后,起义准备工作顺利进行,突然传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的消息,方鼎英紧急避难香港。2月下旬,中共湘西上游地下联络站的刘之光、杨英华等6人被捕。刘光演虽然暂未引起敌人怀疑,但夜长梦多难于久留,只好辞职返回家乡。
刘光演决心从头干起。这年夏天,他从长沙购回3部织袜机,从醴陵县请来北伐军老部下李耀南连长当师傅,还添置了蒸酒打豆腐的全套设备,在黄土坑街上开起店铺来。他挂起显目的招牌“全昌店”,乔装成一心钻研经营之道的工商业老板,仍旧秘密从事革命,暗中积极联系正在山上打游击的绥宁县莫廷三部、武冈县朱林汉部、新宁县谭绍洲部。当时,黄土坑隶属第六区的岳溪乡,乡里有一支自卫队,有长枪40支、短枪1支,队长叫袁再英。刘光演瞄上了这支武装,经常邀请队长袁再英和队员们来店里喝酒谈心,主动向他们传授军事知识,并讲些革命道理。袁再英和队员们都成了刘光演的好朋友,刘再次控制了一个乡自卫队。
刘光演不仅不遗余力地抓枪杆子,而且积极抓笔杆子。1935年秋,全县实施短期义务教育,实行流动办学。刘光演认准这个机会,主动挑起举办民众补习班的担子,先后在油麻观、王边田、左家院子等偏僻村寨招收贫苦儿童入学,教他们读书认字,向他们讲述抗日救国道理。同时,还常去黄土坑县立第六小学活动,与袁再文等青年教师交友谈心,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促使袁再文等也走上了武装革命道路。
1935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开始突围长征,北上抗日。12月21日,红二军团10000多人在二、六军团总司令贺龙率领下,编为左路军,从武冈县进入绥宁县红岩至黄土坑一带。
刘光演加入红军的宿愿可以实现了,他非常高兴,但首当其冲的是如何保证这支大队伍顺利通过黄土坑。他告诉乡自卫队长袁再英,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如果来到黄土坑,你们千万不要干扰。这天早晨,袁率自卫队东去杨楼巡逻,行抵桃坪,发现红军先头部队由东走来已到达桃坪街上,便率部西撤至唐家,派出唐雄楚向桃坪方向瞭望,其余的人进村吃早饭。唐雄楚从未见过大部队,更没想到红军会向自己方向开来,慌乱中朝天放了两枪给队长报警。红军以为遇到敌人阻击,立即展开攻击队形。袁再英丢下饭碗率部火速向西撤至太源山,一场遭遇战避免了。刘光演得知此事,严肃耐心地再次开导袁再英,袁向刘光演承诺:决不外出干扰红军。
红军大部队开进了黄土坑,先头部队分两路直抵牛栏冲、桐木冲一带,并占据了撑架岭一线高地。该岭正对着高峻的鸡公坡,坡上驻守着国民党第六十二师一八四旅,企图阻挡红军西进。贺龙决定主动攻击鸡公坡,打通西进要道,便亲临前线,来到与敌仅一山之隔的牛栏冲部署战斗。刘光演急欲晋见贺龙,只身向驻守在火烧田的红军闯去。哨兵不明刘的身份。将他捆起带至桐木冲交给指挥员。刘向指挥员反复申明自己的身份和想要晋见贺龙总司令的意图,并掏出自己在北伐军中的名片来。红军指挥员打电话向贺龙请示。此时红军急欲寻找去鸡公坡的向导,刘主动表示愿意带路。经指挥员同意后,他带着一支红军部队飞快向石坪方向跑去。
进攻战打了4个多小时,红军虽然歼敌220多人,但没能攻克鸡公坡。红军战斗部队撤了下来,刘光演在火烧田终于见到了贺龙。他扼要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后,迫切要求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贺龙简要地答复他:你是军人出身,是共产党员,应该靠自己的本事把队伍拉起来。当即写下“指派刘光演为湘西游击司令”的手令,签上名字,郑重交给了他,并赠给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刘光演斩钉截铁地说:“保证完成任务!”
红军改道向南,朝武阳方向前进,在黄土坑留下了60多名重伤员。刘与袁再英等人一面安排群众照料伤员生活,一面延请郎中用草药为他们治伤。伤员陆续痊愈后,愿回家的打发回家,有4人愿意留下,刘把他们安置在乡自卫队,其中共产党员、原红军连长陈正人(后改名刘梦信)被委任为排长。
红军走后,刘光演全力以赴投入了搞武器、拉队伍的行动中。一天深夜,他在桃坪水口庵召集骨干刘任章、向承灿、刘应池、袁再文开会,研究以雪峰山为根据地的游击方案。其中刘任章受县府令正率部驻扎在桃坪乡,暗中却积极支持刘光演上山打游击。会议做出几项决定:一、立即行动;二、队伍拉起来后,刘光演任司令,聘请武冈县具有一定军事知识的田化龙为副官;三、武器除现有的外,暂向刘任章部和莫廷三部各借几支枪。刘任章当场答应。莫廷三虽不在场,刘光演对结义大哥却蛮有把握。会后,刘秘密向莫廷三传达了会议决定,他毫不犹豫地借出了武器。一天夜里,刘光演率领十余人袭击了岳溪乡大地主袁树猷和袁功成家,没收了两家私枪,毅然于1936年春节后把队伍拉上了山,驻扎在毛庵堂。
游击队刚刚成立,士气非常旺盛。刘光演决定把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首先攻打第六区区政府(位于瓦屋塘)。这天深夜,他率部向区政府发起攻击,岂料区自卫排事前探到消息撤了出去。刘光演紧急命令部队撤退,走出没半里,便遇上了埋伏在来路上的区自卫排。刘光演命令游击队边打边向鸡公坡方向撤,黑暗中人地生疏的3名原红军战士迷失了方向,跑向了官路街上,天亮后全部被自卫排搜出并杀害。这次战斗,游击队严重失利,刘光演带领大家认真总结教训,决定首先要发展队伍巩固自己,将来再寻机报仇。
队伍最初活动在绥、武两县交界的毛庵堂、凤凰山、天堂山、丝毛界(一作司马界)一带,后来扩大到百里之外的青坡里、那溪等绥宁与黔阳、会同交界之地。部队常常出其不意地袭击各地土豪劣绅,截缉政府上层人士和国民党军队的鸦片走私。部队还注意开展宣传,广泛张贴“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土豪劣绅闻之丧胆,贫苦百姓见之高兴。打入县铲共义勇队的共产党员傅杰也常秘密与刘光演联系,积极支持游击队的活动。自从袁再英的乡自卫队也拉上山以后,主动入伍的贫苦青年更加多了,因此游击队一天天扩大,武器也越来越充足。
这年初,中共武汉党组织派遣于执中来黔阳发动湘西起义,牵制围追堵截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敌军。刘光演受命在武冈钱庄召集绥宁、武冈、城步、新宁4县起义队伍代表开会,传达上级部署。不幸被敌人侦知,前来围捕,代表们迅速撤离,致使上级指示未能及时传达。而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贺竟成团却按时在黔阳发难,刘光演只好独自率部前往洪江会师。兵至会同县槐店,却传来贺部遭敌军重兵围剿,总指挥于执中遇难,贺只带出少量部队的坏消息(后全军覆没)。大势已去,刘只好带兵回绥宁,火速通知4县义军潜伏待机。
白色恐怖之下刘光演没有气馁,在莫廷三、刘任章、傅杰和武冈县铲共义勇总队长刘骥等帮助下,加强了同武冈县朱林汉部、新宁县谭绍洲部、绥宁县黄玉龙部和李大奇部等游击队的配合,维持了绥宁、武冈(含今洞口县)、新宁、城步、会同、黔阳两个行政督察区6个县的边界游击区的武装斗争。
对刘部占住毛庵堂,佛教界颇有非议。在前县挨户团常备第二大队队长唐轩荣的挑拨下,黄土坑朝阳庵的智空和尚与县城寨市胜力寺的方丈刘香波联名在《湖南报》上发文,诬蔑刘光演在雪峰山“打家劫舍”“共产共妻”。全省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惊呼“刘光演上山为匪”。省长何键命令省保安司令李觉剿除,李觉转令安江监护营营长杨迪光出兵。让李觉想不到的是,杨与刘同是湘西起义的秘密组织者,杨率部到达黄土坑后,暗约刘在小安的青龙庵会晤。杨送给刘两支手枪,刘回送给杨200块大洋。杨迪光营在黄土坑装模作样地放了两天空枪后回师安江,向李觉谎报:刘光演一心经商,并无共党活动事实,报纸所载纯属挟私陷害。于是省府撤销了围剿计划。
经过这一番波折,游击队进一步壮大起来,上山不足半年已发展到300余人180多条枪,加上与他们联系紧密的各县游击队,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
刘光演部已成为附近几个县反动当局的心腹大患。最害怕的是贺元会,他一想起刘部数百人就屯驻在自己的管辖地盘内,而且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自己,就坐卧不安。
此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开始和平谈判,中共建议两党一致对外合作抗日。但贺元会不顾民族利益,极力怂恿蒋啸凡县长把刘光演召下山来然后杀掉。蒋县长乃派遣县财政委员蒋某会见刘光演,刘从联合抗日的大局出发,同意下山,但前提是受编不受调,等待开赴抗日前线打日本。1936年6月23日(阴历端午节),刘光演率领全体游击队员浩浩荡荡走下山来。刘部下山后被编为第六区巡逻队,受区长节制。时过不久,贺元会便唆使乡绅向县长叫嚷“负担过重”,要求巡逻队裁员。刘光演只好动员大部分队员藏好武器暂时回家,仅留下40多名精壮队员。为防万一,刘总是同部队住在一起。贺元会又生毒计,唆使蒋县长向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保安司令部(位于洪江)密报刘“行为不轨”。保安司令部便以专署举办抗日民众训练班为由,令第六区巡逻队派排长刘应禄等前往洪江受训。贺元会乘机用200块银元秘密收买了刘应禄,令其回队后严密监视刘光演。贺元会还不死心,又建议蒋县长施行调虎离山计,以刘光演教书有方为由,把他调往县级中学,但被刘严词拒绝。刘光演见各级长官每每刁难,为了麻痹敌人,故意把兵权让给胞兄刘光镜,宣布自己从此一心经商,还特地把“全昌店”更名为“一心正店”。不过,暗地里仍以业务往来为由同邻县游击队联系,有时还以采购货物为名前往武冈、新宁、城步,指示各游击队的领导人接受改编时坚持独立自主。此外还前往沅陵营救以“共产党罪”被关押的刘之光。这些秘密行动,全部被内奸刘应禄一一举报。1937年2月2日,贺元会乘刘光演之兄刘光镜病故之机,从区自卫队派了两个班秘密开赴黄土坑,埋伏在一心正店后面的石山头上。蒋县长从县里派了蒋振亚等4名亲信,暗藏手枪,以清查积谷为名也来到黄土坑。傍晚,刘应禄领着这4个人气势汹汹地从前门走进一心正店。当时,刘光演刚好洗完澡,刘妻向慈香见事态有异,警觉地冲上去,拼命抱住举枪欲射的刘应禄。蒋振亚乘虚立即朝刘光演开枪,刘不幸中弹牺牲,时年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