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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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601年－685年），唐高宗时右相、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武则天时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字正则，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高祖武德初，为息州参军，寻除陈仓尉。贞观十四年（640），迁给事中。高宗显庆四年（659），出为青州刺史。翌年，徙检校带方州刺史，旋正授该州刺史。麟德二年（665）登相位，任大司宪兼知政事。乾封元年（666），擢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封乐城县男。乾封三年，授熊津道安抚大使，兼贝江道总管。总章二年（669），以疾辞官。咸亨元年（670），授陇州刺史。咸亨三年，征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上元二年（675），迁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永隆二年（681），兼太子太傅。未几，以老乞骸骨，听解尚书左仆射，以太子太傅依旧知政事。武则天临朝，复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知留守事。垂拱元年（685），改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寻卒，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为相期间，兼鸡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以功晋爵为公。并任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防御吐蕃侵边。

刘仁轨出生时，家境比较贫寒，但却聪明、谦恭、好学，深得族人、家人的喜爱。刘仁轨的童年时代，正是隋朝封建统治腐败衰落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激化，终于在大业七年（611）山东长白山农民首义，揭开了隋末战乱的序幕。当时，刘仁轨只有10岁。社会的动荡，打破了他求学入仕的梦想，使他不能安安稳稳地拜师读书，但他对学业的渴求，近乎登峰造极，每到一处，刚坐下来，不是默习，便是在地上画来写去，凭着一腔热情，倒也涉猎了大量文史经典，学识之博之通，闻名当地，被人们称作神童。

武德初年某日，河南道大使、管国公任环正在起草奏疏，准备上表御前。刘仁轨阅读了任环奏疏初稿，认为有几处表述不太妥当，便提议稍加改动，任环同意并要刘仁轨来改。刘仁轨接笔后，略加思索，改动了几个字，使全文明晰流畅，饱含激情，更具说服力。任环看后，十分惊异，认为他是个人才，便举荐他做了息州（今河南东南部）参军，不久又转任陈仓（今陕西宝鸡）县尉，正式步入了李唐王朝的政治舞台。

贞观十四年（640）初，诛杀折冲都尉鲁宁，使刘仁轨名扬朝野。鲁宁是当时陈仓县驻军的一个折冲都尉，性情鲁莽暴躁，自以为出征入死立有军功，便放纵无忌，肆虐乡里，成为一大公害。县里也曾多次严令禁止，刘仁轨还亲自出面劝诫慰谕，限期改邪归正，对此，鲁宁不仅充耳不闻，而且更加暴横，甚至谩骂县尉刘仁轨，刘仁轨愤怒至极，下令部下逮捕了鲁宁，并杖杀了他。县尉杀都尉，一时成为特大新闻。唐太宗闻知后，十分恼怒，将刘仁轨诏至长安，当廷诘问，刘仁轨镇定自若，从容答道：“鲁宁暴虐我百姓，已形成极大的公愤，况且又辱骂本县尉，我实在气愤不过，所以将他杖杀了。”侍立一旁的魏征见状，趁机启奏，问道：“陛下知道隋朝为什么灭亡了吗？”唐太宗有些惊异地问道：“爱卿说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隋朝末年，严民百姓遭受凌辱，生活艰难，是因为朝廷命官尤如鲁宁一般啊！”唐太宗听后，转怒为喜，心中大悦，认为刘仁轨是位难得的刚正秉直的小县官，李唐王朝不正需要这种父母官吗？于是，诏谕刘仁轨任栎阳县（今陕西临潼北）县丞。

这年秋天，秋高气爽，田野里一派丰收的景象。唐太宗一时兴起决定外出松弛一下，便令人准备去同州（今陕西大荔）打猎。刘仁轨知道后，认为如今秋收还未结束，大片庄稼还没有收回来，不是外出狩猎的时机，便连夜起草奏疏，力谏唐太宗暂缓此举。在奏疏中，刘仁轨写道：“臣听说房屋漏雨是在屋顶上，而知道者却在屋子里，他们补漏的计策可能很普通，但选择了这些计策并及时补漏就是圣人。因此，凡是善纳计策的先王，其统治时间就长，数代相传，疆域广大，流芳后世。陛下天性仁爱，亲自倡廉节俭，朝夕不忘，以百姓为心，一物所失，心中忐忑不安。臣又听说陛下要巡幸同州，这是同州人的荣耀。臣也知道，四时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不变。今年甘雨应时，秋庄稼长势非常好，一派丰收的景象；现在正是抢收抢种的时候，农民们正在全力收割播种，至今仅完成了十分之一二，还需要半个多月。就是半个月以后，农民家中仍有许多活计要做。如今为了陛下的狩猎之事，加上修理道路、桥梁，粗略估计，至少需要一二万个工日，对那些忙于秋收秋种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不小的负担。臣愿陛下少留万乘之尊，垂听一介之言，再过半个多月，收获完了，人们得闲了，陛下再起驾，那样，民众得以康宁，公私交泰，岂不是很漂亮的事吗？”唐太宗阅奏，心中大喜，特地降旨予以表彰，说：“爱卿职任虽然低卑，但却能竭诚奉国，精神可嘉。爱卿疏中所奏之事，朕以为言之有理。”因此，不日颁诏停止这次狩猎活动。”不久，刘仁轨转任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令，旋任给事中。

显庆五年（660），唐高宗发动了征服高丽的战争，由刘仁轨监统水军，并负责从海上往朝鲜半岛输送粮草。但在运输途中，突然遇到大风，风大浪急，运输船只被打翻，大部分船丁、船夫落海葬身鱼腹，造成一次海难。这次事件引起朝廷的极大震动，人们纷纷议论。本来这次活动由右相李义府监督，李义府却认为统帅刘仁轨负有主要责任，要求派人调查处理这件事。唐高宗同意了李义府的表奏，并诏谕监察御史袁兴式前往调查此事和审查刘仁轨。临行之前，李义府对袁兴式说：“你很能干，也很会办事，不用担心升不了官。”言外之意，只要你将此事处理得让我满意，回来后定能提拔。袁兴式来到青州，对刘仁轨说：“我身为临察官员，必须秉公办事，不知你与朝廷的权要何人有仇？我想你还是应该早有些打算。”刘仁轨回答道：“我刘某当官不恪职守，国家有法律，袁公完全应该依法处理，我刘某决不逃命。但是，如果让我违心承认，自投他人设下的圈套，甘愿伏法，让仇人高兴，我是决不会去做的。”袁兴式闻言，将刘仁轨的言行及事件的有关调查，一并上奏唐高宗，唐高宗阅罢心中也不免生出许多疑虑。李义府又趁机馋言，劝高宗说：“不斩杀刘仁轨，我们无以谢百姓，尤其无颜面对受难的船夫、船丁家属。”舍人源直心听后，十分愤慨，即刻启奏说：“海上突起暴风，不是人所能左右的事，何以非要加罪于刘仁轨呢？”一时朝议纷起，唐高宗则采取了息事宁人的策略，颁诏令刘仁轨以白衣随军自效。后来，刘仁轨任职大司宪，袁兴式还惶恐不安，担心刘仁轨记仇报复。刘仁轨听说后，亲自登门拜访，一边往酒觞中倒酒，一边安尉说：“我刘仁轨若始终念念不忘过去的事，就像这只酒觞，来，干杯！”于是，袁兴式的忧愁烟消云散，二人成为相知。乾封元年（666），刘仁轨以大司宪出任右相，特别举荐袁兴式为司元大夫，这就是史书所记“唐刘仁轨不念畴昔之怨”。对此，时人反应各异，有人赞赏，有人抱怨，有人不理解，如监察御史杜易简曾经对人说：“这就是所谓的矫枉过正呀！”至于后人如何看待，则另当别论。

当时，唐朝军队顺利地开进了朝鲜半岛，苏定方统兵平定了百济，留下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又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道都督，安抚百济民众，稳定统治秩序。但是，王文度渡海赴任时不幸病死，百济和尚道琛、旧将福信趁机举兵反击，拥立原王子扶余丰为王，率兵包围了刘仁愿镇守的百济府城，形势严峻。唐高宗闻讯，急令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取代王文渡统率军队，与新罗军队联合行动，援救刘仁愿。刘仁轨所部军队，军容整肃，气势非凡，所克皆下，很快开到了百济府城。道琛等人见唐军人多势众，里应外合，于己不利，便主动撤围，退驻任存城。

不久，百济军队内部发生了矛盾纷争，福信杀了和尚道琛，两股力量合并；福信又发布告示，招抚流亡男儿，势力很快壮大。此时，刘仁轨、刘仁愿两支军队合力后，抓紧调整；苏定方奉诏进攻平壤，不克而还。正当三军将士茫然之际，唐高宗敕书刘仁轨：“一座城市不要孤守，进攻平壤不成，将士返回就是好事；你们应该进入新罗，与新罗军队共同屯守。假若新罗王金法敏要你们留下镇守，你们就暂时留下；否则，你们就泛海返回大唐。”许多人认为应该立即撤离，返回大陆，刘仁轨则坚决反对，他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专之可也。何况我们远征在海外，又离敌人这么近呢？而且作为人臣要进思尽忠，有死无贰，只要利于国家，应该是知无不为。当今皇上欲吞灭高丽王朝，先讨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然敌人势众严防，但我们更应该砺戈秣马，出其不意。如果他们没有任何防备，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攻克的呢？战而有胜，士卒自然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急表奏闻皇上，再请援兵。朝廷若明白战而能胜，必然出师支援我们，敌人必将失败。如今进攻平壤的军队已经回来，熊津地区又失守，百济余部又聚集起来，高丽王朝何时能被消灭呢？而且我们以一城之地，位居敌人中心，若有闪失，便会失败。进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呀！何况福信凶暴残虐，扶余丰猜疑心重，他们是外合心离，必定相互残害，到那时对我们会更有利。所以，我们应该坚守观变，见机行事，不可盲目采取行动。”经过刘仁轨的劝说，三军将士心服口服，决意坚守。

真岘城临江高险，为进入新罗的要冲地带；扶余丰和福信等人认为若守住这个要塞，唐军必无劳而返，因此加派重兵防守。刘仁轨没有强攻直取，而是采取了偷袭策略，在新罗兵的引导下，乘夜深人静之时，自真岘城四面攀草而上，至黎明时分，大军攻入真岘城，扶余丰等率兵逃循，通往新罗的运粮之路由此打通。此战不久，正如刘仁轨所预料，百济军队内讧，扶余丰袭杀了福信。

真岘战败，内部不和，使扶余丰深感力不从心，于是派使者前往高丽、倭国，请求军事援助，赶走唐朝军队，恢复家园。唐高宗闻奏后，立刻诏令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统帅大军渡海前往增援。孙仁师部与刘仁轨军队会合后，势力大增，士气振奋；于是在诸将会议上，有人建议应先进攻水陆要冲加林城，以扩大战果，为进军高丽奠定基础，但刘仁轨反对，说：“加林城险且坚固，急攻则容易造成太大的伤亡，围攻则时间太长，不如先进攻周留城。周留城是敌军巢穴，除恶应务本；若攻克周留，断其本源，那么其他各城不攻自破。”经过商讨，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金法敏统率陆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则率杜爽、扶余隆等统帅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前往白江，与陆军合攻周留城。刘仁轨与倭国（日本）军队在白江口遭遇，双方全力四战，倭兵一败涂地，共烧毁倭船400余艘。整个白江口火光冲天，海水都成了红色。刘仁轨统军直逼周留城，水陆合击，大败百济军队，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率众士女及倭国人等出城投降，扶余丰仅以身脱逃。其余各城守军见状，除迟受信据守任存城不投降外，纷纷归顺唐军。

在唐军到来之前，百济国内有多股势力，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等人统领的势力，他们的势力不及扶余丰强大，但他们与唐朝有些往来；周留城战役后，他们归顺了刘仁轨，并愿授命征讨。刘仁轨则晓以恩信，责令他们率其众进攻任存城，并决定派遣唐军前往增援。对这一决策，孙仁师有些不解，劝道：“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等人难以令人信任，如果给他们武器派兵援助，实际上等于资助了敌人，似乎不太合适吧？”刘仁轨说：“我认为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等人都是有忠有勇有谋之辈，有恩必报，当今局势，从我则成，背我必亡，他们立功表现的机会就在现在，用不着怀疑。”于是，刘仁轨下令拨给粮草武器，分兵援助，很快就拿下了任存城，迟受信抛下妻儿老小只身逃往高丽。至此，百济完全控制在唐朝手中，孙仁师、刘仁愿奉命回朝，刘仁轨奉诏统兵镇守。

经过几年的战乱，百济境内残乱不堪，僵尸遍地，房屋被毁，土地荒芜，人民流亡。对此，刘仁轨下令广大士兵帮助百济人收敛骸骨，整理村落，编修户口，设置官员，开通道路，建立桥梁，修复陂塘堤堰，赈济贫困，劝民耕种，重建家园，使百济的社会生产很快得以恢复，社会秩序得以安定。同时，刘仁轨又利用百济民众各安其业、没有战事的机会，一方面加紧军事操练，另一方面又开始让士兵屯田，开垦良田，积聚粮草，安抚广大将士，为经略高丽做好充分准备。

刘仁愿等人回到京城长安后，唐高宗召见了他们，一番表彰之后，唐高宗问刘仁愿：“卿在百济，前后所上奏请，都很符合实际，而且奏文雅而理通，卿本为武将，怎么写出这么漂亮的奏疏来呢？”刘仁愿答道：“都是刘仁轨的主张和起草的奏文，非臣所能比得上的啊！”唐高宗听后，感慨不已，决意重赏，特颁旨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厚赐其妻子儿女，在京城长安赐予住宅，并遣使赴百济慰问。不久，刘仁轨奉诏还朝。

麟德二年（665），唐高宗赴泰山封禅，刘仁轨领着新罗、百济、耽罗、倭国等四国首脑同时赴会，为此次封禅活动增色不少，高宗十分高兴，特诏擢刘仁轨为大司宪。

乾封元年（666），刘仁轨出任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因其卓著战功，授封为乐城县男。三年（668），朝鲜半岛上又兴战端，刘仁轨出任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泪江道总管，协助司空李讨平高丽。总章二年（669），唐军还朝，刘仁轨因身体有疾而辞职，高宗特颁诏加金紫光禄大夫。

咸亨元年（670），再授陇州刺史，负责西北军政。三年（672），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五年（674），七十多岁的刘仁轨转任鸡林道大总管，统兵跨越瓠卢河，东伐新罗，攻破新罗北方大镇七重镇，大败新罗军队。刘仁轨因功受到朝廷嘉奖，晋爵为国公。

上元三年（675），刘仁轨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仍旧负责监修国史。

仁凤二年（677），吐蕃军队扰边，唐高宗诏命刘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负责军政。为了保持与朝廷的联系，刘仁轨除了及时反馈前线信息外，凡事经常请示。刘仁轨的功勋和地位也引起了朝中某些权要如中书令李敬玄等人的嫉妒，所以刘仁轨的数次奏请都被李敬玄扣下不报，刘仁轨知道后非常恼怒，决意出口恶气。刘仁轨知道李敬玄不懂军务，非将帅之才，便上书唐高宗，认为此次西北军务非李敬玄莫可，希望由李敬玄前往督战镇守。唐高宗认为刘仁轨年近八旬，身体多有疾病，精力似有不济，应该由他人代为出征，便诏命李敬玄取代刘仁轨专事军务。结果，李敬玄刚到洮河军不久便被吐蕃军队打败，唐军溃散，李敬玄仅以身逃脱。

永隆二年（681），刘仁轨兼太子太傅。不久，便上书请求致仕，高宗未予允准，只解除了他尚书左仆射职务，仍以太子太傅参知政事。

永淳元年（682），唐高宗巡幸东都洛阳，皇太子留守京城长安监国，刘仁轨、侍中裴炎、中书令薛元超受命留守辅佐皇太子。永淳二年（683），皇太子东赴东都洛阳，由皇太孙李重照留守京师，刘仁轨再受命辅佐。

光宅元年（684），武则天临朝称制，刘仁轨奉诏加授特进，再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知西京（即京师长安）留守之事。武则天在任命诏书中特别指出：“西汉王朝时，刘邦把关中之事委托给了萧何，今天我就把西京委托给你啦！”刘仁轨接诏后，再次上疏，认为自己年事已高，不能胜任此职，请求罢免留守之任；同时，刘仁轨在上疏中还以汉朝吕后擅政为鉴，劝谏武则天不要过多地干预政事。武则天阅疏后，特派其兄武承嗣持武则天手书前往西京慰喻，书中写道：“如今皇帝身体多有不适，为了社稷大计，暂且由我代为执政。刘公在疏中以吕后祸败之事规谏，用意良深，由此可见刘公的忠贞始终不渝，刚劲耿直的个性，古今罕比。我初读此语，心中确实不太愉快，但静而思之，也确有道理，不能不重视前车之鉴。刘公身为朝廷宰相，先朝旧臣，德高望重，应以匡救为怀，不要因为年事已高而再三表示辞任，希望能专知西京留守。”刘仁轨不得不收回辞呈，不久进封郡公。

垂拱元年（685），根据新令，刘仁轨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病逝，享年八十有四。武则天下令废朝三天，诏令在京师长安的文武百官前往吊唁，并册赠刘仁轨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予实封三百户。

刘仁轨生于隋朝中后期，亲身经历了隋末的大动荡，以神童入仕，历事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四朝，可谓元老；以刚正秉直、不以位居端揆而自矜称誉于时；但只有辑录隋末以来所见所闻的《行年记》流行于当时，不见有文集之类留世。

刘仁轨之子刘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686），被酷吏陷害，惨遭杀害。唐中宗即位后，念刘仁轨为先朝旧僚，特颁诏追赠太尉。开元年间，身为秘书省少监的刘濬之子刘冕上书唐玄宗，请求为其祖父树碑立传，唐玄宗恩准，并追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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