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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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是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生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父亲刘钦是南顿令。刘秀兄弟三人，长兄刘，字伯升，性格刚毅，素有大志，不喜欢经营生计，甚至倾家荡产结交天下豪杰。次兄叫刘仲。刘秀的性情与长兄不大一样。他为人谨慎宽厚，勤于稼穑，好像没什么抱负。对此，刘很不以为然。他不仅时常嘲笑刘秀，还把刘秀比作刘邦的仲兄喜。原来，刘邦年轻时的性情就像这时的刘，整天游游荡荡，不务正业，专好交朋结友，被其父骂作无赖。他的二哥喜却在生计上很有道眼，深得父亲宠爱。谁料到刘邦后来竟当上了皇帝，并曾踌躇满志地笑着问他父亲：“如今，臣儿置立的产业，与仲兄比较起来，究竟是谁多谁少呢？”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相比之下，喜置办的那点产业，怕连沧海中的一粒粟都抵不上呢。在刘看来，刘邦才是大丈夫应该效法的大英雄，而刘邦那个没出息的仲兄喜，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可怜巴巴的守财奴而已。刘秀感到长兄的揶揄不无道理，遂于王莽天凤年间（14—19年）进入长安，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学习《尚书》，能通大义。这期间，刘秀曾因资用困乏，与同学韩子合资买驴，让随从的人拉脚赚钱。这对出身皇室的刘秀来说，似乎有些寒酸，其实也很正常。刘秀的祖上就已支脉疏远，一代不如一代。刘秀九岁那年又死了父亲，靠叔父刘良收养，他的景况自然要差一些。但刘秀的志向却已今非昔比。他曾说：“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执金吾就是统领北军八校尉的中尉。这个官虽同郡都尉差不多，秩禄也比两千石，由于内卫京师，外备征战，却比郡都尉神气得多。阴丽华是南阳新野人，因姿貌出众，也被刘秀看中。更始元年（23年），刘秀就实现了这后一愿望，得娶阴丽华为妻。刘秀称帝后先立阴丽华为贵人，后来又废掉皇后郭氏，改立阴贵人为皇后。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又说：“乱世出英雄。”刘秀就遭逢乱世。早在刘秀出生前，剧烈的土地兼并，繁重的徭役赋税，连年的灾荒，造成了农民的大批破产，奴婢和流民的数量猛增，农民革命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刘氏政权则像一座年久失修的破旧大厦，随时都有被农民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的危险。贵族官僚各个忧心忡忡，而又一筹莫展，只有王莽企图力挽狂澜，装出一副“谦恭俭朴”“勤学博览”的样子，千方百计地争取人们对他的好感和信任。他又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有煊赫的家族势力做后盾，终于使地主阶级中的很多人都把解决社会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甘愿为他抬轿子、吹喇叭。他也就乐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不断地加官晋爵。到刘秀出生的前二年，即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三十八岁的王莽就已经当上了汉大司马。接着，他又先后登上大司马大将军、安汉公、摄皇帝的宝座。这期间，他虽然已经“偶尔露峥嵘”，对皇室还算维持着虚假的“谦恭”。但是，位极人臣的荣华富贵已经满足不了他那卑劣的贪欲和权势占有欲，因此在始建国元年（9年）的时候，王莽自己来了个皇袍加身，当上了“新朝”皇帝。但是，王莽代汉以后的“改制”，非但没能制止住日趋激烈的土地兼并，解决农民不断奴婢化与流离失所的问题，反而使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旱灾和蝗灾又连年发生，更加重了饥荒的严重性。到后来，米价竟然暴涨到一石米值钱五千以至一万，黄金一斤只能换豆五升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就是地主阶级中曾经支持王莽的那些人，由于既得利益受到“改制”的侵犯，也大都改变了态度，转而成为新莽政权的反对派。新莽政权已经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和社会矛盾的焦点。一场酝酿已久的大规模的农民革命，终于随着绿林、赤眉大起义的出现，迅速席卷全国。

天凤五年（18年），琅琊（今山东胶州市南琅琊台一带）人樊崇领导一百多名贫苦农民起义，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几万人。后来，这支起义军在迎战王莽军时，为了与敌人区别，每个人都把眉毛涂成红色，因此获得赤眉军的称号。在樊崇起义的前一年，荆州一带的饥民拥戴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为首领，不时攻打附近的乡聚，几个月就发展到七八千人。他们以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境内）为根据地，因此被称作绿林军。地皇三年（22年），绿林山一带流行传染病，已经发展到五万多人的绿林军分兵出山。一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郡，叫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七月，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等率领数千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西汉宗室刘玄也在这时只身投入平林兵的队伍。

地皇三年（22年），南阳地区旱灾严重。许多豪强地主的宾客为饥饿所驱迫，走上靠劫掠为生的道路。刘的宾客也不例外。为此，刘秀也受到了牵连。为了躲避官吏的追捕，他不得不跑到新野，隐匿在姐夫邓晨家。那时候，社会上正流行一种叫“谶纬”的宗教迷信。“谶”是巫师、方士或其他什么人伪托神灵的预言所编造的一些隐语，因常附有图，又叫“图谶”。“纬”对“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所编集的以图谶的观点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王莽曾利用图谶为自己的篡汉和托古改制活动制造舆论。宛地有个叫李守的人，是王莽的宗卿师，也喜欢搞谶记，并曾对他的儿子李通说：“刘氏即将再次兴盛起来，李氏必将为其辅佐。”李通和他的从弟李轶都认为这话将应在刘兄弟身上。刚好刘秀因谷物独获丰收，去宛县贩卖。李通就让李轶把刘秀迎入家中，用谶记鼓动刘秀造反。起初，刘秀倒也感到担当不起，可是转而一想，又觉得刘差不离。再说，王莽必定败亡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人们因弃恨新莽又普遍思汉，刘氏或许真的就能复兴。经过一番盘算，刘秀也就下定了起兵反莽的决心，并与李通、李轶共同商定了起兵的时间和具体办法，然后归告刘。

十月，刘依照刘秀与李通、李轶约定的起兵时间，正式提出“复高祖之业”的口号，亲自发动舂陵（今湖北枣阳市东）子弟起兵。不想子弟们都心怀忧惧，说：“伯升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领”，纷纷逃避。当他们看到刘秀也穿一身将军服，都感到很惊讶，觉得“这样谨慎宽厚的人也参加造反”，想必没什么危险，这才稍稍安下心来，相约趋集。这时的刘秀只有二十八岁，威信已不亚于刘。在刘秀的佐助下，刘共得子弟七八千人，他自称柱天都部。李通事机不密，被人发觉。他在南阳的兄弟、族属六十四人惨遭杀害。他父亲李守及其在长安的家属也全部遇害。李通虽然侥幸逃脱，他在宛城起兵一事化为泡影。刘、刘秀自感势孤力单，便派人与新市、平林兵联络，受到王凤、陈牧等的欢迎，遂加入到绿林军中。

舂陵与新市、平林合兵击长聚（地属新市县），攻新野。刘秀起初无马，只好骑头牛，杀新野县尉以后才有马。他们接着又攻打唐子乡（今湖北枣阳市北），诱杀湖阳县尉，获得大量财物。不想财物分配不均，险些引起内讧。幸亏刘秀善于调停，把自己宗族中的人所得的财物全部征集如数交出来，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然而，内患刚刚消除，外患又接踵而至。当刘、刘秀攻克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时，李轶、邓晨也都率领从别处招来的壮丁，赶至棘阳。刘见兵力强盛，决定进取宛城，遂率领大军，连带随军家属，到小长安（今河南邓州市南）聚结，结果被王莽军打败。队伍被冲散后，刘秀单人匹马，落荒逃避。

第二年正月，刘秀卷土重来，又与刚刚进驻宜阳（今宜阳西）的下江兵五千人合兵，在沘水西岸一举攻杀王莽军两万多人。同时，刘也在淯阳（今南阳县西南）大破王莽军，斩敌三千多，并乘胜进围宛城。此时的绿林军已拥众数十万，各路将领认为应立一刘氏宗室做皇帝，以扩大队伍和增加号召力。新市、平林的将领看中刘玄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都主张立他为帝。刘玄遂于地皇四年（23年）二月，在宛城南即皇帝位，恢复汉的国号，建元“更始”。绿林军的重要将领都成了更始政权的大臣。其中，王匡、王凤为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刘秀为太常偏将。

昆阳大战临大敌而不怯

刘玄称帝后，起义军派刘攻取宛城。三月，刘秀等奉命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和郾县（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等地，夺得大批牛马、财物和数十万斛的谷物，一并转运宛下，支援刘。王莽闻讯，惊恐异常，急忙派大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从各地征集精兵四十三万，号称百万，由他们三人统帅。王莽还特意授给他们专断封爵的权力，又把倾尽府库所得的资财、粮食和大量珍宝送给他们。王莽还选征六十三家精通兵法的好几百人，任为军吏，参谋军机。当时有个叫巨毋霸的人，身高一丈，腰阔十围，能役使猛兽，也被王莽任为垒尉。巨毋霸把许多虎、豹、犀、象之类的猛兽带入军中，以助军威。自秦汉以来，这次出动的大军是空前的盛大和壮观，大有横行天下、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气势。

六月，王邑、王寻在进攻宛城的途中，纵兵包围昆阳。绿林军将领见莽军兵盛，都忧念妻子儿女，甚至打算离散而去，唯有刘秀以为不可。他说：“眼下敌方强大，我方兵少粮缺。若同心协力进行抵御，或许有可能成功；如分散而去，势必瓦解。何况宛城尚未攻克，不能发来救兵，昆阳如被攻破，一日之间，各部都难保全。在这种紧急关头，难道我们不同心合力，共立功名，反倒想守护妻子财物吗？”将领们听来刺耳，均被激怒。他们反而质问道：“刘将军有何胆略，敢发如此狂言！”刘秀笑而不答。忽有探马回来，说莽军已经兵临城北，军阵迤逦数百里，一望无际。昆阳城中却只有七八千人。在这种双方力量相差悬殊，而且连撤离都已来不及的情况下，既然刘秀有主意，诸将都愿听他谋划。刘秀让王凤、王常坚守城池。他自己与宗佻、李轶共十三人，乘夜幕掩护，轻骑驰出城南门，到定陵、郾县等地调集援军。莽军围城兵士虽已多达十万，城南门倒还空虚，所以未能阻挡住刘秀等人。这说明王邑、王寻用兵疏陋，均非将才。

严尤、陈茂收合败兵，早已归入王邑、王寻军中。严尤倒是老谋深算。他认为“昆阳城郭不大，却很坚固，急切难得攻下，而刘玄又在宛城，宛城一破，昆阳必降”，因此建议王邑急速进军去攻打宛城。王邑自恃兵多，根本不予理睬，执意“先屠此城，踏血而进”。于是布军围城数十重，列营百数，军旗蔽野，埃尘连天，城内形势万分危急。

王凤、王常指挥军民拼死坚守了十几天。刘秀将定陵、郾县的绿林军全部调发来昆阳，共有九千人。他率步骑一千多人为先锋，最先逼近敌垒。王邑、王寻亲自率领一万多人巡行军阵，命令各兵营不得擅自行动，然后独自率领亲随，迎击援军，正与刘秀相遇。刘秀率军打败王邑、王寻军。绿林援军连战连胜，胆气更壮，无不以一敌百。莽军大败，王寻被杀，王邑逃走。城内守军也乘势出击，内外夹攻，喊杀声惊天动地，直把莽军杀得七零八落。王邑、王寻征集的全部军械辎重，都成了绿林军的战利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莽军主力消耗殆尽，绿林军声威大振，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响应，都攻杀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专等更始诏命。王莽的丧钟敲响了。

经管河北逐渐脱离更始政权

在攻克宛城和昆阳之战中，刘和刘秀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绿林军中的地位更加显赫。刘虽然没有公开争夺皇帝的宝座，他的部将却都为他没能当上皇帝而愤愤不平。早在刘玄称帝时，刘稷就气愤地说：“此次起兵图谋复汉大事的，本是刘、刘秀兄弟，今天称帝的这位可又干了些什么？”刘玄即任刘稷为抗威将军，以示惩戒。刘稷不肯受命，刘玄下令逮捕，将诛。刘反对杀刘稷，强自争辩。早就主张除掉刘的一些将领趁机劝刘玄杀刘，这正中刘玄下怀。刘遂与刘稷同日被杀。刘秀正在外地巡视，获悉后内心十分不安，立即飞驰回宛，亲自向刘玄请罪。刘秀不敢为刘服丧，起居饮食、言谈笑貌一如平常，因而很少有人能看出他内心的哀痛和怨恨。那个昏聩无能的刘玄见刘秀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满的情绪，不仅感到拿他没有办法，而且感到脸面上有些挂不住，只好加封刘秀为武信侯，拜他做破虏大将军，进行笼络。

九月，绿林军的一支劲旅攻入长安，王莽逃至渐台，被商人杜吴杀死。与此同时，北上的绿林军也攻占了洛阳。刘玄命刘秀行司隶校尉事，先去洛阳修整宫府，以便迁都。刘秀按汉家旧制设置僚属，向属县下达文书，司察所部，颇有章法。十月，三辅的大小官吏东迎刘玄进洛阳，看到刘玄的部将戴贱者帽，着妇人装，无不暗自窃笑；看到刘秀僚属时又都十分欢喜。有的老吏竟至于感动得流着泪说：“不想今天又看到汉官威仪！”这说明刘秀的声威过于刘玄，并已赢得地主、官僚的拥护。

刘玄移都洛阳后，派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的名义出使河北。刘秀到河北后，镇抚州部，巡察地方，上自郡守，下至佐吏，一一亲自接见，并考察优劣，进行黜陟。为取悦民心，安定地方，他还赦遣囚徒，革除王莽苛政，恢复汉家制度，不受牛酒，广施恩惠。这为他立足河北，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当刘秀进入邯郸时，故赵缪王子刘林入见刘秀，说：“赤眉现在河东，令人决河水灌之，赤眉百万大军，都将淹毙为鱼食。”刘秀深厌此计过于狠毒，默然不应。刘林见己不为刘秀所用，转而投靠诈称成帝子子舆的卜者王郎，并与李育、张参等赵国大豪强占住邯郸，拥立王郎为皇帝，然后又分遣将帅攻占幽、冀，以刘子舆的名义，传檄州郡。赵国以北，辽河以西，全都望风响应。王郎一时声势大振。刘秀为了与王郎争夺河北，自行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并让任光作檄文说：“大司马刘公率领城头子路、力子都百万大军从东方来，击诸反贼！”吏民互相传告，或归附，或投降，使其部众迅速发展到几万人。不久，刘秀依靠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地主官僚集团，并利用和联络一部分农民军，终于夺取邯郸，消灭王郎，在河北站稳了脚跟。

刘玄也会算计，就在刘秀占邯郸、斩王郎、声威大振的时候，特派侍御史持节到邯郸，封刘秀为萧王，令其放弃兵权，与有功将领一起罢兵回长安，另派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刘秀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地盘，兵强马壮，怎肯再回长安，重受他人摆布。因此，刘秀借口河北未平，拒绝还都。

此时的长安还一片混乱。刘玄委政于亲信赵萌，任其专权。他自己则在后庭深居简出，日夜与妇人饮宴。文臣武将心怀怨恨，又无可奈何，也都纵兵掳掠，贪图享乐。更始政权因此而危在旦夕。刘秀的部下，像冯异、朱祐、耿弇、铫期等，都怂恿刘秀脱离更始，自取天下。

刘秀为了消除妨碍他成就帝业的障碍，无论是对更始政权，还是对赤眉军，或是对存在于东方、西南、西北等地的封建割据势力，都开始了公开的杀伐。河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更是首当其冲。

当时，河北一带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数十支“或以山川、土地的名称命名，或以军容强盛的特点为称号”的农民起义队伍，共有数百万人，他们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刘秀为击败这些农民军，特任吴汉、耿弇为大将军，命他们持节北上，调发幽州十郡的突骑，对抗命者一律格杀勿论。幽州牧苗曾暗自命令各郡按兵不发，被吴汉斩杀。上谷太守韦顺和渔阳太守蔡充也因抗拒刘秀的命令而被耿弇一并收斩。于是各州震骇，不敢不依令发兵。

这年秋天，刘秀亲自带领大军至（今河北辛集东）击铜马，又命令吴汉率突骑赶至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与他会师，气势逼人。然而铜马农民军毫不畏惧，几次遣众挑战。刘秀反倒坚固营垒，龟缩自守，不敢应战。但刘秀虽不敢贸然与铜马农民军决战，当铜马农民军派出小部队征夺粮食时，他却出师绝其粮道。铜马农民军因粮草不继，只好乘夜转移，被刘秀大军追至馆陶（今馆陶）所击败。高湖、重连从东南来，恰好与铜马余众会合，又与刘秀大战于蒲阳，仍遭失败。刘秀乘机招降，封其首领为列侯。这些首领心怀疑忌，尚不自安。刘秀即让他们各回军营，整顿队伍。他则自乘轻骑，巡行各营。降者很受感动，相互告诫说：“萧王待人推心置腹，我们怎能不豁出性命报答他呢？！”由是皆服。刘秀乘机改编，使自己的队伍扩充到几十万。关西一带因此称他为“铜马帝”。

接着，刘秀不仅先后击败了大彤、青犊和尤来、大枪、五幡等部的农民军，而且派吴汉、岑彭袭据邺城，收斩了更始政权的尚书仆射谢躬。谢躬与刘秀同乡，也是南阳人，并曾与刘秀共灭王郎，两人的关系却很紧张，互有戒心。但后来，刘秀经常称赞他勤恳认真，恪尽职守，“真是做官的模范”，谢躬也就不再怀有戒心。谢躬的妻子倒是很有见识，经常提醒丈夫，说：“您与刘公积怨甚深，互不相容，却相信他的恭维之辞，将难免陷入他的圈套！”谢躬执迷不悟，虽拥兵数万，却终遭杀害。他的部众尽降刘秀。刘秀于是无敌于河北。

鄗南称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

刘秀据有整个河北之后，诸将会议，都主张刘秀早称皇帝。刘秀故作姿态，再三推拒。当刘秀行至鄗县的时候，有个叫强华的儒生，非常适时地从关中赶来，献上一部神的预言书——《赤伏符》。符文大意是说刘秀应运而起，该当天子，承继汉统。至此，刘秀才当仁不让，就在鄗南即皇帝位，并声称得谶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劉）修德为天子”，臣民一致拥戴，他固辞、再辞、三辞，终因皇天大命，不敢不恭敬承受。于是，改建元为建武，改鄗邑为高邑，沿用汉的国号。时间是更始三年（25年）六月。历史上因其不久即定都洛阳，洛阳又在西汉国都长安的东面，遂称其为东汉（或后汉），以与西汉（或前汉）相区别。

就在刘秀称帝的前后，赤眉军也在西攻长安的途中，用近于抓阄的办法，从三名城阳景王的近属中，推出年仅十五岁的牛童刘盆子作皇帝。这显然是他们为对抗更始政权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开始时，这支以饥民为基本群众的农民军没有文书、旌旗、号令和部队编制，只有口头上的纪律约束，叫“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首领也只是沿用汉朝地方小吏的称号，地位最高的称“三老”，其次是“从事”“卒史”。在王莽篡汉当政和人心普遍思念汉德的情况下，他们这种以汉民自命、又以汉百姓身份造反的做法，不仅表现了他们对新莽政权的深恶痛绝，而且体现了他们争取社会广泛同情和支持，避免树敌过多，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新莽的斗争策略。因此当更始移都洛阳，樊崇等赤眉首领即前往臣服，并接受其封号，只是由于遭到刘玄等人的排斥，才不得不又脱离更始归营。地皇四年九月，王莽被杀，新朝亡。赤眉推翻新莽的目的已经达到，欲作汉民，又有更始，似乎可以解甲归田，安享太平了。可是更始又迅速变质成腐败的封建政权。百姓失望，在反莽斗争中浴血奋战，屡建奇功的赤眉部众更感心寒。因此，他们虽然屡战屡胜，却疲惫厌兵，甚至日夜愁泣，都想东归故土。樊崇等首领感到以反莽的汉民自命已毫无意义，部众回乡必散，这才决定也立一个西汉宗室做皇帝，引众西攻长安。而这时的更始已经腐败到不堪一击的程度。申屠建、陈牧、成丹等农民将领已被刘玄杀害，张卬和王匡等拥兵自保，赤眉一到长安附近，他们立即率众迎降，助攻东都门。建武元年九月，赤眉攻克长安，刘玄肉袒乞降，不久被绞杀。更始政权就这样灭亡了。但是，由于长安附近的豪强地主隐藏粮食，坚固壁垒，进行反抗，拥众百万的赤眉难得军粮糊口，又无力打破豪强地主的武装封锁，只好退出长安，西走陇坂。在那里，赤眉又受到隗嚣等地主武装的袭击和风雪的阻遏，不得不折返长安，引众东归，结果在宜阳（今宜阳西）等地，遭到刘秀大军的堵截。建武三年（27年）春，赤眉奋勇力战，终因粮尽力绌，自刘盆子、樊崇等以下十多万人全部投降。当时，刘秀立即命令宜阳县的厨师为赤眉十多万饥疲降众准备饮食，使他们皆得饱餐。第二天，刘秀又对樊崇等人说：“有没有后悔？我现在让你们回赤眉军营，指挥旧部，击鼓相攻，一决胜负，而不想强迫你们降服呢！”他还说樊崇、徐宣等人是“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意思是有本事的人。他承认赤眉攻破城邑遍天下，对原配妻妇都无所改弃，是其一善。接着，刘秀又让樊崇等赤眉首领都携带妻子在洛阳居住，并为每户分一处住宅，二顷田。不久，刘秀又攻占长安。

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以后，为了恢复和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刘秀又开始致力于芟刈群雄，清除各地豪强割据势力的斗争。

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在东方有刘永，北方有彭宠，西北有卢芳，西方有隗嚣，西南有公孙述。刘永称帝于睢阳（今商丘市南），据有今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一带地区，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等均为其羽翼，他因此又控制着今山东西部和江苏北部地区。刘秀为了解除这一威胁，于建武二年（26年）夏，派盖延率军征伐。差不多经过整整一年的残酷战争，盖延才灭掉刘永。接着，刘秀又先后派遣耿弇、马成、吴汉等率军分别击灭张步、李宪、董宪等，刘永的势力即告肃清。

彭宠本为渔阳太守，曾助刘秀平灭王郎，于建武二年反。涿郡太守张丰自立为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联合。彭宠自称燕王，北结匈奴，南连张步及富平、获索诸兵，据有渔阳等郡。一年后，刘秀派朱祐、耿弇、祭遵等往征。祭遵首先诛灭张丰。彭宠失其右臂，几经败北，遂退缩于渔阳城中，结果于建武五年（29年）二月被手下人刺杀。北方不久即告平定。

隗嚣曾协助刘秀部将邓禹镇压赤眉，被邓禹依制封为西州大将军。刘秀也企图用政治手段使其臣服，千方百计进行笼络。隗嚣却因雄踞于今甘肃全境，粮草丰厚，兵马强壮，始终未肯就范。建武六年（30年），刘秀急于招抚隗嚣与公孙述，几次致书陇、蜀，晓以利害。隗嚣特遣周游为信使去京都。周游经冯异军营时被仇人所杀。刘秀获悉，即派铫期携带珍宝缯帛去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南）赠隗嚣，半路失盗，财物尽失。刘秀叹道：“我与隗嚣之间的事恐怕难有好结果，他派来使者中途被杀，我赠他礼物半道丢失。”刘秀开始改用军事手段，对隗嚣进行征伐。隗嚣则南联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与刘秀相抗衡。但隗嚣终究不是刘秀的对手，几经战败，隗嚣即已穷途末路。到建武七年（31年）春，隗嚣又病又饿，忧愤而死。刘秀乘机收降举足轻重的窦融，命他率领河西五郡兵入金城（今兰州附近），助攻隗嚣子纯。第二年十月，隗纯被迫投降，陇右（相当于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遂平。

公孙述虽然据有益州（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大部分地区），资源丰富，地势险阻，隗嚣势力瓦解以后，他也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上他禀性苛细，不识大体，任人唯亲，拒谏杀将，早已众叛亲离，势力大减。刘秀得陇望蜀，自然要乘势往征。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吴汉等与公孙述战于成都，公孙述惨败，伤重而死，益州亦平。

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得匈奴支持，横行于五原、朔方、云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雁门（今山西右玉南）五郡（相当于今山、陕北部和内蒙古一带），刘秀几次派军往征，均未能克。建武十二年（36年），公孙述败亡，卢芳自感势单力孤。遂逃入匈奴，后来虽降叛无常，终已难成大患。至此，经过十多年芟刈群雄的战争，刘秀终于结束了豪强割据，恢复了全国的统一。

为了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刘秀还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在进行国内统一战争的同时，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这六次诏令的内容：

建武二年（26年），民有出卖妻子，其妻子想归父母者，从其便。

建武六年（30年），王莽当政时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都免为庶人。

建武七年（31年），吏民遭饥乱自卖及青、徐等地被掠卖为奴婢下妻者，留去由其自主，不得干涉。

建武十二年（36年），陇、蜀等地民被掠卖为奴婢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

建武十三年（37年），益州民自八年以来（公孙述时）被掠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依附他人做下妻而想离去者，不予干涉。

建武十四年（38年），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于所在地的官府，一律免为庶人。被卖为奴婢的人无须偿还当时的卖身钱。

刘秀还在诏令中规定：奴婢主人如敢拘执不放，按西汉的“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35年）刘秀又连续颁布三次诏令：天地之间人最可贵，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为庶人；废除奴婢射伤人处以死刑的法律。

刘秀还认为以前用刑深刻，尽多冤狱，一方面诏令官员研究如何“省刑罚”的问题，另一方面多次颁布大赦令，甚至诏令将死罪以外的囚犯一律释放，免罪徒为庶民。为了改善农民处境，减少农民因破产而沦为奴婢的数量，刘秀又诏令减轻田赋，说：“现在军士屯田，粮食储备得差不多了，所以命令郡国收取田租，实行三十税一，如景帝旧制。”刘秀还恢复西汉赈济灾贫和抚恤鳏寡孤独废疾高年的规定，发放救济粮，其用意即在减少“不能自存者”卖身为奴婢。刘秀还“务从节约，并官省职”“省减吏员”，裁并相当于西汉时县、邑、道、侯国数四分之一的四百多县，吏职减损十分之九；废除内郡的地方武装，让地方兵吏一律退归民伍，解甲归田，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甚至连边塞亭侯吏卒也陆续免去，从而节省了大量的开支，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东汉时期奴婢问题没有西汉后期和王莽统治时期那样严重，这与刘秀的上述措施是分不开的。

土地兼并是引起社会危机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对此，刘秀也曾试图予以解决。建武十五年（39年），刘秀诏令州郡检查核实垦田数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州郡官吏却因畏惧豪强，不敢对他们占有的土地进行认真的查问，反而以度田之名讹诈一般的地主和农民，甚至连农民的房宅地都被列为清查对象，从而激起各地农民和地主起兵反抗。刘秀虽然对度田不实的官员进行严厉的惩处，度田还是不了了之。只是由于农民战争曾给地主、官僚和贵族以沉重的打击，使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从而使东汉初年土地问题上的矛盾相对缓和一些。而土地兼并问题的部分解决和农民处境的改善，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社会经济是很有利的。刘秀和他所选用的地方官又都比较注重“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也有利于使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到明帝时，接连获得丰收，一斛粟仅值三十钱，牛羊遍布于乡野，人口也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万。

善于用人欲以柔术治理天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刘秀死于南宫前殿，享年六十二岁。他所开创的东汉王朝定“光武”二字为其谥号，刘秀遂以光武皇帝著称于史。在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上，刘秀开创出一个在历史上被称作“光武中兴”的时代，真正实践了“复高祖之业”的政治抱负，这同他的善于用人是分不开的。

刘秀有知人之明，识人之能，并善于在用人时扬其长而避其短。早在群雄竞逐，争战激烈，能征惯战的人大显身手，机谋权诈之士见重于世的时候，刘秀就把卓茂置于群臣之首，反映出他以贤才治天下的急切心情，也显示出他在用人问题上“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政治远见。卓茂为人宽仁恭爱，被称为长者，他又研习《诗》《礼》及历数，被称为通儒。西汉末，卓茂为密县令，后作京都丞。王莽做摄皇帝期间，卓茂借口有病，辞官归乡。刘秀即位后，首先派人寻访卓茂。找到卓茂时，他已年过古稀。刘秀仍旧特意颁布诏书：“卓茂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天下平定以后，刘秀更是格外注重擢用所谓的“忠厚之臣”“循良之吏”。而且早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建武五年，刘秀就已着手先建太学，培养明经的官员，以充实官僚机构。对于功臣，虽然封赏优厚，除了确有经世治国才干的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几个人仍得参议大政外，一般都不再给他们以实权实职。他这样做当然还有别的考虑，但用人以长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

刘秀还经常借故下“罪己诏”，自称“无德”“不明”，鼓励臣下直言不讳，不喜谀辞。当臣下建议举行封禅泰山的隆重大典时，刘秀即反对说：“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欺骗天吗？”他还明确规定：“假如郡国派遣官员给我上寿，胡吹乱捧，一定处以髡刑，罚其屯田。”臣下有所谏争，他则虚心采纳。有一次宋弘看到宫中的屏风上都画着美女，刘秀又经常往屏风上看，宋弘立即气冲冲地批评说：“我未见过好德像好色一样的人。”刘秀马上撤掉屏风，并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刘秀从谏如流，由此可见一斑。

刘秀对人推心置腹，很是诚恳，马援对此很有体会。他曾是隗嚣部将，当时隗嚣曾经对臣服于刘秀还是臣服于公孙述，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派马援先入蜀见公孙述，再去洛阳见刘秀，实地考察一下。刘秀是在一间普通殿房中接见马援的，衣履也很简便。马援一到，他立即笑着迎上去，说：“您遨游于两个皇帝之间，今天能见到您，使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这同公孙述装腔作势，大摆皇帝架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马援不无感慨地说：“当今这个世界，不仅君选择臣，臣也选择君呢！我与公孙述是同乡，从小就处得很好，可我入蜀看他，公孙述却在阶、殿上列满持戟的武士，而后才宣我进见。我今远道而来，您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奸人，而简便到如此程度！”马援后来就归附了刘秀。

刘秀以诚待人的突出表现，是他用人不疑，就是对长期专兵居外的将领也很少疑忌。冯异久镇关中，有人说他“威权达于极点，百姓倾心拥戴，称他为咸阳王”，警告刘秀应有所戒备。冯异知道后惶惧不安，立即上书解释，刘秀的答复却是：“将军对于我，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有何嫌疑，而有惧意？”刘秀由于信任将领，一般不给他们以任何牵制，使他们拥有很大的行军用兵的自主权。将领无后顾之忧，又不受掣肘，或攻或守，或进或退，都可相机权变，从容制敌，故能常获胜利。将领因此而感恩戴德，效命刘秀，密切了君臣关系。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刘秀对臣属很少以刑杀立威。消灭王郎以后，缴获不少文件，其中有不少是刘秀部下与王郎私下交往，并诽谤刘秀的书信。刘秀故意不去查阅，还令诸将把这些书信统统烧掉，其目的是让那些曾有贰心的人打消顾虑以自安。这反映出刘秀的气度确实不凡。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有宽容的态度，不予计较。就是有大仇，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能过往不咎。朱鲔坚守洛阳，刘秀派人劝降。朱鲔说：“大司徒（刘）被害时，我参与了害他的计谋，又劝说更始（刘玄）不要派萧王北伐。我实在知道自己有很大的罪过。”刘秀表示“建立大事业的人，不忌恨小的怨恨。朱鲔现在若能投降，官职、爵位都可保留，又怎能诛罚呢？河水在此，我指河为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官拜平狄大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代”。刘秀始终没有报复。宽则得众。刘秀仅招降纳叛，就从其他营垒中接纳了一大批有经世致用之学和办事能力的文职官员以及马援、冯异、王常、耿况、寇恂、吴汉等东汉名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天下平定以后，刘秀不仅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戮功臣，还非常注意教育群臣遵守法令，慎终如始，有意保存功臣。这是他以宽柔待臣属的又一表现。

但是，如果官员不称职，或有重大失职行为，刘秀绝不姑息。王梁出任河南尹后，发民开渠，想把谷水引注到洛阳城下，再使其东泻巩川。但渠修成后引不来水，有人即劾奏他劳民伤财，王梁既惭愧又惶惧，主动上书请求免职。刘秀下诏说：“以前王梁带兵征战，众人称赞他贤能，所以把他擢拔到京师任职。建议开渠，为人兴利，但功不成，百姓不满，虽然得到宽恕，王梁却坚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故黜梁为济南太守。”刘秀虽然承认他过去有功劳，开渠的愿望也不错，对他的批评也很委婉，却毕竟给了他以降职的处分。而王梁因功而被擢典京师，又因渎职而被降职，恰恰说明了刘秀的赏罚分明。倘若事涉刑律，刘秀更是很少苟且，概不容情。曾任汝南太守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世为博士，颇富人望，刘秀也倚之甚重，征为大司徒。但当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上度田不实、贪赃千万的罪行被揭露出来以后，立即下狱，虽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在宫门口，请求宽赦，甚至还有人甘愿代他受死，刘秀仍坚决绳之以法，处死了事。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兴致一高，回城时已是半夜。上东门侯郅恽明知是当今皇帝在外叫门，他也仍旧据关不纳。刘秀没办法，只好转道，从中东门入。第二天，刘秀自知理亏，没有责找郅恽，郅恽反倒上书批评说：“从前周文王不敢贪恋游猎，怕的是万人担忧。陛下却远猎山林，夜以继昼，试问心里还有没有国家？”刘秀认为郅恽言之有理，对他予以赏赐，并且罚了那个奉诏开关的中东门侯。“强项令”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湖阳公主是刘秀的亲姐姐。刘秀因其寡居在家，格外怜爱。不想湖阳公主骄纵生事，纵奴杀人，地方官不敢抓捕。有一次，湖阳公主出游，杀人奴为其驾车，被洛阳令董宣中途遇见。董宣不仅对湖阳公主厉声斥责，还将杀人奴当场杀死。湖阳公主向刘秀哭诉，请他代为报仇。刘秀命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过，董宣硬是不跪。刘秀命人按董宣头，董宣两手据地，仍不肯俯。刘秀很是感动，当场称赞董宣是“强项令”，赐钱三十万。湖阳公主对此很不理解，说：“文叔当普通百姓的时候，窝藏逃犯，隐匿死囚，官吏畏惧，不敢入门收捕；现在身为天子，怎么竟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治服不了呢？”刘秀的回答是：“天子不与白衣（指普通百姓）同。”意思是说，皇帝比起普通百姓，更应受法律的约束。这当然是虚伪的。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但是刘秀懂得，如果他带头枉法，势必导致法大弛，危及东汉政权的统治。这说明，刘秀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是，他起兵反莽，芟刈群雄，完成统一国家的伟大事业；释放奴婢和罪囚，减轻刑罚、徭役和赋税，改善农民处境，缓和阶级矛盾；慎选官吏，裁汰冗员，赏罚分明，善于用人，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兴办教育，奖励名节，培养统治人才；提倡节俭，注重生产，兴修水利，发展社会经济，等等，又都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共同要求。因此，刘秀称得上是一个对当时历史有着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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