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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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祎之，字希美，生卒年代不详。唐睿宗时同中书门下三品，武则天时同凤阁鸾台三品。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人。高宗上元中，授左史兼弘文馆直学士。以文学才能闻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同为文辞高手，世称“刘孟高郭”。刘祎之于高宗上元中召入禁苑，著文百余篇，受诏命参决朝政，以分宰辅之权，时称“北门学士”。仪凤二年（677），迁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加中大夫。因触犯宫禁，配流巂州。数年后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授检校中书侍郎。文明元年（684）因拥立睿宗有功拜相，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未几，加授太中大夫。武则天称制，改易官名，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为相期间，尝私谓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行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贾将此语密奏武则天，从此埋下祸患。垂拱三年（687），有人诬告其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理。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对曰：“不经凤阁莺台，何名为敕？”武则天闻之大怒，以为抗拒制度，令其在家自尽。

刘祎之出身于官宦之家，其先世宗祖暂无史料佐证，但其祖父刘兴宗却是南朝陈政权的著名人物，曾任鄱阳王谘议参军。其父亲刘子翼，颇具才华，学行俱佳，善于吟诗作赋写讽喻散文，但性格耿直固执，容不得半点暇疵，朋友、同僚相处当中，凡有过错、短非之处，他从不放过，常常当时指出来，或予以指责，或予以批评，甚至有时破口大骂，弄得大家都很尴尬乃至恼火，甚至翻脸；然而，事过之后，大家都能理解，和好如初，正如他的挚友李伯药经常对人们所说的：“刘子翼虽然又一次当众骂人，但大家都不记恨他，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好同僚。”隋朝大业初年，刘子翼任职秘书监，并深受河东（今山西）人柳顾言的器重与信任。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下诏要刘子翼晋京任职，但刘子翼老母年事已高，在故里无人赡养，于是便上书推辞，表示要为老母亲养老送终。唐太宗阅罢奏疏后，认为刘子翼是个大孝子，大加赞赏并恩准了他的请求。江南大使李袭誉听说后，对刘子翼的孝道十分称道，便常年赠送粮食和帛衣给他，同时上书朝廷请求予以表彰，唐太宗诏谕恩准，并在其故里立旌表彰，改其所居住的胡同为孝慈里。刘子翼老母亲去世后，他又居家服丧；期满后，征拜为吴王府功曹，旋即迁职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

为了借鉴历代历朝兴衰的经验与教训，加强李唐王朝专制主义统治，唐太宗大开史局，设置了史官，集体编写前一王朝的历史，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诏令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刘子翼等20余人编撰《晋书》，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编撰完成，刘子翼因此加朝散大夫。

永徽初年，刘子翼去逝，唐高宗诏谕馈赠财物，并特送灵舆，盛殓尸体回乡。刘子翼有文集20卷流传于当世。

刘祎之早年的活动资料很少。大概是受家庭的熏陶，刘祎之也饱读了四书五经，善于诗赋文辞，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三人俱以文藻享誉于时，人称刘、孟、高、郭。不久。刘祎之与孟利贞等同时受诏入值昭文馆。上元年间（674—676），刘祎之迁职左史、弘文馆直学士，并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人一起受诏入禁中，共同编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共计1000余卷。因其才华超群，又是贞观名臣的后代，刘祎之得到了唐高宗的信任与器重，经常参与一些时政的决策，特别是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中，唐高宗屡屡密令刘祎之参预，以分割宰相的权力，因此，朝中百官莫不敬畏，并称他是“北门学士”。当时，刘祎之的兄长刘懿之在朝中任职给事中，兄弟二人同在朝廷任职，且位居显要，令时人羡慕不已。

仪凤二年（677），刘祎之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旋即加受中大夫。当时，刘祎之有个姊妹在宫中为内职，武则天曾下令让她去看望病中的荣国夫人，刘祎之认为是个机会，便趁机私下去看望其姊妹，结果被别人看见，武则天得报以后十分恼怒，一纸诏令将刘祎之流配到了西南巂州（今四川西昌），数年以后，才由武则天作主，由唐高宗下诏将他召回朝廷，征拜中书舍人。

仪凤中期，吐蕃人屡屡骚扰唐朝边境，战事不断，令唐朝政府十分头痛。某日早朝，唐高宗对侍臣们说道：“小小吐蕃，屡次侵犯我大唐边境，我们以往务在安辑，未予以反击，但吐蕃不识恩造，仍在边境地区动用武力，制造事端，现在，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边境地区屡屡告急；若我们采取行动，却不知何为上策，朕希望众卿畅论得失，各抒己见，共图大唐国泰民安之业。”在场的刘景先、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征、薛元超等人都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身为中书舍人的刘祎之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了明确的建议：“臣以为，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都以西北、北方的夷狄为最大的忧患，吐蕃时常骚扰边境，有同禽兽，虽然可以占有些许土地，但难以长久占据，因此，这并非我大唐王朝的最大边患。臣愿戢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役。”唐高宗听后，大嘉其言。不久，受命转任相王府司马。赴任前唐高宗特别召见了刘祎之，说明了此次让刘祎之辅佐相王的目的：“相王是朕的爱子，以爱卿出身于忠孝之门的德性，又以爱卿身为师范，朕希望尽管相王难免受周围环境影响，但一定会不负朕之厚望。”

刘祎之的居家忠孝，甚为士族所称道；而且每次得到俸禄和皇帝的恩赐，他都拿出相当一部分分散给哪些经济条件不宽裕的亲属和乡亲邻居，深受乡人的爱戴，唐高宗也因此更加器重、信任他。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刘祎之仍然深受重用。豫王继位后，刘祎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授爵临淮县男。凡军国要政大事、所有诏敕，皆出自于构思敏速的刘祎之之手。及官名改易，刘祎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中宗继位之初，在皇后韦氏的怂恿下，欲让韦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为侍中，引起朝廷百官的议论；裴炎、刘祎之等人则公开反对，数次劝谏，惹恼了皇帝，却得到了皇太后武则天的支持。在武则天的授意下，以裴炎为主谋，经过周密策划，裴炎与刘祎之及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勗等人拥兵冲入皇宫，宣读了皇太后武则天让中宗李哲让位的旨令，并将中宗扶下了宝座，废为庐陵王，另立四子李旦为傀儡，是为唐睿宗，使新贵集团战胜了元老旧臣集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当时，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因事获罪，被贬为卫州（今河南汲县）司马，但房先敏不满，并向宰相刘祎之陈诉。内史令骞味道则认为不可改易，并告诫刘祎之说：“这是皇太后给他的处分啊！”刘祎之答道：“因事改任他官，按照惯例，理当由徙臣向宰相奏请申明。”武则天听说后，以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下令贬其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以祎之推善于君，引过于己，特令加授太中大夫，赐予实物百段，细马一匹。同时，武则天又对侍臣说：“作为国家大臣，其为臣之道，在于扬君之德，国君之德得以发扬光大，难道不是臣下的美事吗？况且国君是元首，臣下就是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从未听说过以手足之疾移到腹背，而能一体居安者。骞味道不存忠赤，理当屏退；刘祎之竭尽忠孝奉上，其情十分可嘉。”刘祎之因此更受宠用。

刘祎之身为宰相，大权在握，倍受宠信。但在皇太后武则天称制的时代，专制主义政治被扭曲，稍不留意，便会有灭顶之灾。刘祎之曾经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皇太后既然能够废黜昏聩之君再立圣明之主，何必还要临朝称制呢？我以为，皇太后不如将朝政归还给皇帝，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闻言不语，却密奏皇太后，武则天听了以后十分不悦，对左右侍臣们说道：“刘祎之是我选用、重用的臣僚，如今却有背逆我的心思，那里还顾及我的恩情！”刘祎之的灾难便来临了。

垂拱三年（687），有人诬告刘祎之，说他接受了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金钱贿赂，同时又与许敬宗的妾有私情，刘祎之顿时陷入尴尬不能自拔的境地。武则天特密令肃州（今甘肃酒泉）刺史王本立弹劾刘祎之，并负责刘祎之受贿与奸私案的调查。王本立向刘祎之宣示了武则天的敕书，刘祎之不屑一顾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武则天听说后，暴跳如雷，认为刘祎之无法无天，竟然不顾国家制度，公开拒认敕书，便下令赐死。就这样，身为大唐王朝宰相的刘祎之便被赐死于家中，年仅57岁。

最初，刘祎之刚刚入狱，唐睿宗便到武则天面前为刘祎之据理力辩，认为冤枉；刘祎之的亲朋好友也都认为事情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刘祎之一定会被赦免，并劝告人们不要担心。刘祎之则认为：“我必死无疑。皇太后临朝独断专行，威福任己，皇帝上表申辩，只能加速灾祸的到来，对我个人没有任何益处。”刘祎之在监狱中时，也曾上疏皇太后武则天自我辩解，但武则天一概不理，决意处置。

临终之前，洗沐完毕，刘祎之神色自若，并让他儿子执笔草拟谢表，他儿子悲痛欲绝，不仅难以落笔，甚至连笔也握不住。这时，监刑人一再催促，刘祎之便接过笔备好几张纸，援笔立成，词理恳至，凡阅者莫不伤痛。当时在场的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都称叹其文，并为之惋惜。武则天听说后，非常生气，下令将二位贬出京城，郭翰出为巫州司法，周思钧出为播州司仓。

唐睿宗再即位后，因刘祎之为宫府旧僚，又曾为辅弼之臣，特下诏追赠中书令。刘祎之有文集70卷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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