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五代南唐词人。即南唐后主。
“昨夜小楼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首词悲切、哀艳,千百年来曾赢得不少人的赞赏,也使人不由地产生怜悯之心。词的作者就是李煜。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又称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后边的这些号,显然是文人骚客般的自许,本非其名,而最为著称的倒是李后主。
李煜出自帝王之家,做了十几年的国主,享尽世间欢乐,然他在亡国之后又备尝了阶下囚的辛酸和耻辱。他的词实录了一段历史的兴衰,吟咏出他这一独特人物的悲欢情怀。
破落国主
五代之初,南方江淮地区有个较为兴旺的吴国。它是唐末庐州节度使杨行密创建的。杨能征善战,也重视治国,境内安定,生产发展,与当时朱(温)、李(克用)鏖战下的中原相比,倒是一片可以安居的乐土。他死后,大权为宰相徐温及徐的义子徐知诰掌握。天福二年(937年),徐知诰代杨氏而称帝,立都金陵(今南京)。两年后,政基既稳,自称大唐帝胄,改国号为唐,更名李昇,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南唐。
李昇谋国而不废政。他说,唐朝后期以来,朝廷失驭,武人用事,节度使擅权称霸,吏治坏到极点。要治国就要重用儒吏,废除苛政,解去人民的苦难。他在吴执政二十年,当皇帝又五年,力矫时弊,颇具重文抑武的特色。南唐的领域,包括今江苏、安徽的大部,江西全部和湖南、湖北的东部,是割据诸国中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一个。
李昇以嗣兴唐祚自命,想要学汉光武帝刘秀,做个中兴之主。然而他并不急于北上争雄,而是用积蓄实力以待中原有变之策。他临终时,嘱咐他的儿子李璟说:“我已积存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银财宝,你好好守住这个根基,善交邻邦,千万别走隋炀帝的路子啊!”
李璟,即南唐中主。他在位十九年,只会坐享,谈不到守成。在文治上,他把李昇的励精图治变成以文害政,重用和偏信宋齐丘、陈觉、冯延巳辈奸佞之臣,朝政乌烟瘴气,一些有抱负或刚正不阿之士,遭到构陷或疏斥。他自己在国事上没主见,只知终日与一帮文士吟诗作画,竞艳斗奇。史书上说他音容闲雅,眉目若画,好读书能写诗。又说他少喜栖隐,筑馆于庐山瀑布前,本想当一辈子寄情山水的隐逸诗人,因为身为皇子,不得已才当了皇帝。这当然是为他这个政治庸人辩解。他和他的儿子李煜等人的“超脱”厌俗,都是因富贵而求潇洒,当了皇帝还想成仙罢了。
李璟刚即位的时候,南边的闽,西边的楚,都是政治昏乱、灾难较多的小国,两国的民众也多希望归附南唐。北边正是石敬瑭父子丧权辱国、民怨沸腾的后晋,不少有识之士和避祸的人民纷纷南来,希望南唐能够北定中原。著名文人韩熙载与其好友李谷诀别南来时,说:“如果南国用我为相,我一定能北定中原。”虽是一时豪言,却反映了当时不少人对天下形势的看法和愿望。但是这一历史时机被李璟错过了。他对闽、楚的战争,本来已经取胜,却由于偏信了陈觉、边镐等人,反而由胜变败,国力受到很大消耗。北边,后晋被契丹灭亡之时,本是南唐长驱中原的天赐良机,可他一无决心,二无实力,眼看着后汉、后周相继称雄,自己只求偏安江左。如果说周世宗柴荣是在短期内创建统一天下之根基的英主;那么李璟就是个自毁根基、无所作为,终于丧师辱国,北向称臣的昏君庸人。
正在周师南伐之时,历事吴、唐两朝的老臣周宗病逝。宋齐丘吊丧时哭道:“老先生啊,你真‘聪明’,来得是时候,去得也正是时候!”言外之意是说,“你是看不到国破家亡了,而我怎么办呢?”降将孙朗也曾说:“我在金陵这几年,看到了真相,真是朝无贤臣,军无良将,忠奸不别,赏罚不当。这样的朝廷,只是苟延残喘,怎能统一天下呢!”南来的韩熙载虽然当了大官,却早已大失所望,为了避遭嫌忌,竟蓄妓自污。显德六年(959年),李璟对周称臣,削帝号,称国主,尽献江北之地,南唐已是破落半亡之国。
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代周建宋,李璟继续臣事中原朝廷。建隆二年(961年)李璟去世,第六子李煜继位。据李煜自述,他也是思追巢许,远慕夷齐之人,只是因为其兄长文献太子等早亡,才不得已做了继位的国主。看来他们父子都是想吃闲饭怕操心的人物,当然也可能与国势日衰,前景暗淡有关。
事实上,李煜与其父一样,恬淡是假,慵懒是真,足足地享尽了为君的乐趣,是典型的及时行乐派。李煜在位的十六年,除了弊政民瘼之外,尽是酣歌醉舞的记录。一派破落、怠荒的景象,只等强者来收拾了。
经过李璟近二十年的挥霍和战争的消耗,南唐已到了帑庾告竭的地步,李昇留下的巨额财富早已无存。但李煜的奢侈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上说他性尚奢侈,常在宫中造销金红罗幕壁,上面镶饰着白金和瑇瑁。每到春天,在梁栋、窗壁、柱栱、阶砌上,都装有隔筒,插上各种奇花异草,题为锦洞天。每当七月七,就命人用数百匹的红、白罗绢做成月宫天河之状,玩过后就废掉不再用。
李煜佞佛,每天都要办佛事,亲自主持上供诵经,并施舍大量财物。宫中有十几个寺庙,金陵城内也到处都建有寺院佛塔。他还亲自募民为僧,由朝廷开支养活数以万计的僧尼,从不吝惜。他与皇后穿戴袈裟僧帽,跪诵佛经,甚至把额头磕出大包,真是荒唐之极。他这样做,自然带动了臣僚百姓,上下狂惑,国势日非。和周世宗柴荣的抑佛恰成鲜明对比,仅此一点,就足见他是害政丧国之君了。当时有个名叫汪焕的进士,豁出性命上书警告他:“南朝梁武帝就是因为舍身佞佛而亡国,最后饿死在台城,我看陛下有一天会比梁武帝的下场还惨!”李煜虽知这是逆耳忠言,但并不改正。
大小周后是老臣周宗的两个女儿,丽质娇艳,通音律,善歌舞,恰是李煜理想的伴侣,备得宠幸。李煜就终日陶醉在高唐梦境之中,骨软心酥,哪里还有半点心思和魄力经理朝政。大周后爱梳高髻,穿轻纱衣裙,“人皆效之”,是国内第一美人和“时装模特”。据说她通音律,善谱曲,创制新声时,喉无滞音,笔无停思,可以顷刻即成,称得起是个极有才华的音乐家。可惜的是,这些只能使李煜更加颓靡软懒罢了。
李煜纳小周后时,特举亲迎之礼,引全城的人前来观看。李煜为了玩得惬意甜蜜,在花丛中修了个穷极华丽的小亭子,上覆红罗,饰以玳瑁象牙,与小周后在里面酣饮作乐,也真是挖空心思了。
宫女窅(音yǎo)娘,体态轻盈,纤丽善舞。李煜就让人做了六尺高的金莲花,叫她在上面起舞。据说窅娘以帛缠足,成新月状。素袜纤足回旋于莲花之中,有凌波之态。有个名叫唐镐的曾写下“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的诗句咏赞此事。也有人以此为美,竞相效法,这便是后世妇女缠足的由来。可见这一遗毒千载的病态陋习,李煜是有责任的。
《南唐拾遗记》上说,宋伐南唐,接收了李煜的宠姬。这些美人夜晚不习惯灯火,因为在江南时,宫中晚上不用灯,以夜明珠照亮。这虽然是夸大的趣谈,却也反映了李煜宫廷的穷奢极欲。
可悲的囚徒
就在李煜纵情声色之时,北边的宋朝正在一步步实现着统一大业。李煜对宋一味卑躬屈膝,乞求宋军不要南下。他即位之初,派大臣冯延鲁上表宋廷,极尽委曲求全之意,表示“惟坚臣节,上奉天朝”。以后每年贡献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为了表示恭顺,还自贬仪制,改易官号,原封的子弟各王一律称公,宫殿屋脊上作为帝居标志的鸱(音chī)吻完全取掉。真是驯服到极点。
开宝四年(971年)宋灭南汉,屯兵汉阳。这可吓坏了李煜,他赶忙派宰相到宋朝贡,自动把南唐国主改名江南国主,取消独立的国号,想以此换取宋的宽免。当时宋军已经做着过江的准备,有个商人报告李煜说,宋在荆南(今湖北荆州)造好战舰千艘,可以派人去偷袭烧毁,以免后患。可是李煜哪里有这种胆量。大臣林仁肇密奏:“宋灭了蜀国,现在又用兵南汉,消耗已大,它的扬州一带兵力单薄。请给我几万兵去收复江北之地。就是宋的援军来了,我能坚守淮水一线,也可保无事。为了慎重,您可宣布我是叛军。成功了,有利国家;失败了,可诛灭我的全家,以表明陛下对宋并无二心。”可是李煜对此赤心报国之计,不仅不从,反而听信了宋的反间计,把这个忠臣良将杀死。真是昏庸到极点。他的办法,就是送礼。不仅公开孝敬宋朝皇帝,还偷偷地贿赂宋相赵普白银五万两,求赵替他说情。
开宝六年(973年),宋派大臣卢多逊来要江南各州的地图,这是接管江南的信号。李煜赶紧派人上表,请求宋太祖赏封他个爵号,正式列为宋的臣属,就不必出兵南下了。这当然是他的妄想。当时有个名叫潘佑的臣子愤切上书批评朝政,劝李煜振作起来。李煜不听,潘佑就一连上书七八次,气愤地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已上书数万言,该说的都说了。陛下一味纵容奸邪,不分是非,整个国家坏在你手里了,你都不如古时的桀、纣、孙皓,你太无能,太信邪了。我绝不与奸臣为伍,也绝不臣事亡国之君,你不听我的,就干脆把我杀死吧!”果然,李煜就把潘佑逼得自杀了。
开宝七年(974年),宋派大将曹彬南伐,为取得借口,先派人请李煜北上参加天子的祭祀大典。李煜感到凶多吉少,就推说有病不能从命。宋军十万,水陆并发。曹彬的水师从荆南顺流而下,得池州(今安徽池州),战铜陵,打垮江南两万军队的拦截。然后用三日架成横跨大江的浮桥,接潘美的步兵由采石矶(在今马鞍山市以西)上岸,又一举打败江南大将郑彦华、林真的两万军队。
开宝八年(975年),宋军攻取舍陵之战开始,很快就夺取了金陵外围的重镇、据点,十万大军涉过秦淮河完成了对金陵的包围。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夺,宋军烧毁江南水寨,攻破金陵的阙城(外郭)。据说宋军临近金陵时,李煜还被臣下皇甫继勋等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一日,他登城见到城外旌旗遍野,才知宋军已到。不过他在担心害怕之余,仍继续与小周后在宫中饮酒作乐。金陵原为六朝之都,又经李昇的修建,城防甚为牢固,宋军一时难以攻下。当年秋天,受李煜之命由南都洪州(今南昌)赶来解围的十几万水军,火攻宋军,因遇逆风而大败。金陵再无解围之望。城内米斗万钱,人多饿死。李煜仍抱求和的幻想,派大臣徐铉去开封请求缓师,也是去讲理和诉委屈。徐铉对宋太祖说:“李煜无罪,陛下出师无名。他对您如同儿子孝敬父亲一样毕恭毕敬,为什么还要受惩罚呢?”宋太祖说:“既是父子,就不应再分两家!”弄得能言善辩的徐铉倒无话可说了。
一次未成,李煜又二次派徐铉去开封。徐铉只能以保全一邦性命为辞,哀求撤兵,再不敢说别的了。赵匡胤发怒说:“少废话,江南有什么罪,我不是惩罚江南,现在是天下一家,国无二主,我的卧榻之侧,岂能容许别人在此鼾睡!”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些话,虽然是强横者的诡辩之词,不过也正是对甘为弱者、奴者的报应和惩罚。
据载,当宋军日夜攻城之时,李煜仍每天到佛堂听和尚法师诵经,请隐士到宫中讲解《易经》八卦。全城人都知道城破就在旦夕,他却只信大臣张洎“北师已老,将自遁去”的谎言。十一月二十七日,金陵陷落,李煜正在宫中与小周后赋诗填词,刚成一首《临江仙》的首句:“樱桃落尽春归去”只好搁笔作罢,率领那些不愿殉国的臣僚,肉袒出降,当了俘虏。
《江南野史》载,李煜曾对人表示:“宋军一旦来讨,我必亲督士卒背城一战。如果不胜,我宁可聚室自焚,也不做他国之鬼!”宋太祖听说后笑道:“这是书生吹牛的话,嘴上说说算了,从前的孙皓、陈叔宝都是这号人。”果然言中。
李煜及其后妃臣僚被宋军押送过江时,回瞻金陵,泪如雨下,成诗一首:“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囚徒生活就开始了。
第二年,开宝九年(976年)正月初四,李煜到了开封,身着白衣纱帽,跪于明德楼下。演过这场献俘阙下的仪式之后,赵匡胤没有杀他,封他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及上将军之衔,列在上品,只是为了责其没有自动投降之罪,给了一个“违命侯”的辱称。当年宋太祖去世,宋太宗继位后,免去这一辱称,加封李煜为陇西郡公,且给予较厚的俸禄。总之还算待遇不低。但是李煜不是“乐不思蜀”的刘禅,他毕竟是个有知有觉的人。十六年的国主做惯了,一旦成为俘囚,实在是个极大的精神刺激。他怕死,但又不能心甘情愿地凑合活着。日子一天天过下去,他的今昔之慨却越来越重。
当时朝廷中已收降了楚、蜀、南汉等国的君主。其中以南汉的刘最“乖”,在伐北汉之前的一次宫中宴席上,他对宋太宗说:“朝廷伟大,统一了天下。原各国的伪主都已归附了,今天都在场。陛下即将北伐,不久北汉既平,再来个刘继元(北汉主),就全齐了。我来得早,请您封我个降王大班长吧!”逗得宋太宗大笑不已。李煜就少这种“功夫”和“表现”,这就麻烦了!要命了!他终日以泪洗面,唉声叹气,想他的江南宫阙,痛不能忘被俘时的凄惨。当时写的那几首脍炙人口的词,虽赢得了后世人们的赞许,却为自己铸成杀身之祸。其一《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其二《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其三《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道尽了辛酸,倾泻了悲痛,至今读来,仍能动人心弦,令人怜悯。以致千百年来在人们的感情上,无形中,他成了被同情者,而宋代皇帝却受到冷落。这样的悲歌,实则是对胜利者的变相控诉,宋太宗岂能容他!从某种意义上讲,李煜是个因嗜文而害政失国,又以能哭善诉而遭杀身的可悲诗人。
李煜的情绪早已引起朝廷的注意,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和限制。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的一天,宋太宗派徐铉去看李煜。徐铉知道太宗之意,心里很紧张,而李煜一见到自己的旧臣,忆旧伤心的情绪一下涌了出来,竟放声大哭了一阵。他还自疚地对徐铉说:“当年我错杀了潘佑,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啊!”这句话吓坏了徐铉。再谈下去,不知李煜还会说出什么更犯忌的话来,徐赶紧告辞。宋太宗马上召见徐铉,徐不敢隐瞒,只好把李煜的话说了出来。宋太宗知道李煜心怀怨恨,就派人给他送去下了牵机药的毒酒,命他喝下。李煜心知酒中有毒,接过杯子声泪俱下地说:“陛下既已允我不死,就让我当个开封的老百姓吧,我也好看看当今的太平盛世,为什么还要杀我呢?”这虽又增加了他的一层不解,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把酒喝下去。终年四十二岁。
李煜天资聪颖,生于唯美唯文的帝王之家,以国主的身份领江南文运十几年,再加上最后几年的特殊遭遇,终于成为一个在古代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的诗人。史载他有文集三卷,杂说百篇,而留传下来的仅有那几十篇颇具特色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却可能是他的精品和代表作。
做国主时的词,多是艳丽淫靡的宫体诗,是其醉梦般宫廷生活的记录。然其中也有些与一般宫体诗不同,颇具一股人情味,并非雕琢乏味、意境浅薄之作。如“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句,不仅有洒脱、见真之妙,而且与一般人的感情有相通之处。他似乎是个颇具“人性”的君主,或是个做了君主的多情诗人。他为周后写的一篇数千字的骈体悼文,哀苦伤神,情笃意切,也称得是工丽哀艳的抒情诗、咏叹调,不是一般形式主义的宫廷诗所能比的。当然这些作品的情调都是消极的、颓废的,没有一点英气豪情或健康质朴的情感,是病态的唯美主义。
后期的词都是自作挽歌。因他哭得悲切、说得着实,在艺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
历代文论家,称道李煜的颇多。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他的词超过温庭筠和韦庄,达到了“神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在题材上、意境上都有了明显的突破和开拓,由一般俗唱俚歌变成文人们状物抒情的重要艺术形式。
李煜在政治上,与刘禅、陈叔宝一样,是怠政误国的典型,本无可称道。而他之所以名声并不很坏,除了他的文学成就之外,也因为他不算是个暴君。他虽然不能自持,自己却尚能自责、自疚。南唐的败亡,非他一人之责,他的父亲李璟以及一大批奸佞之臣也有责任。徐铉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他:法不胜奸,没有治国的魄力;重文轻武,不能适应群雄争逐的时代。这应是比较恰当的批评。有人说他本来是个天才诗人,竟当了君主,从而使他痛遭不幸,真是历史的误会。这是出自对其文采的过爱而想把他从君主中拉出来,自然是不客观、不现实的。不过李煜以其诗词,给人留下了弱者、败者、悲者的形象,使人们叹其命,责其过,而不幸其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