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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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烛尘（1882年9月16日-1968年10月7日），原名华搢，湖南永顺人。1882年9月16日（清光绪八年八月初五）生。其父在县城开旅店，乡间略有田产。李烛尘生长在农村，从小受私塾教育，十二岁曾到县城，得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非常感叹。十五岁去县城参加童子试时，购得《盛世危言》一书，读后产生了“出乡窥见世情”的念头，想去大城市见见世面。但父母不愿他远离家乡，只好仍在家乡读“四书”、“五经”，二十岁考中秀才。

1902年，李烛尘在岳父及妻子的支持下，放弃旧学，去县城读书。翌年春，考入常德湘西优级师范学校理化科，在校加入湘江学会，与林祖涵（即林伯渠）等结识，受到一些新思想的影响。1909年，他在湘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出游北京，继而转往天津，乘轮去上海。沿途所见所闻，深感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是国家衰败之最大祸根，心里无限感伤，曾写下《在渤海湾中》一诗，抒发忧思。辛亥革命爆发，李烛尘非常高兴。1912年初，他留学日本，在东京补习功课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电化专业。

1918年，李烛尘毕业回国，经大连至北京，寄住湖南地方会馆谋求职业。他怀着“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将其在日本考察盐碱工业的收获，写成旅游日记向北京《盐政杂志》投稿。该刊主办人景本白对李甚为赏识，遂向天津久大盐业公司主持人范旭东推荐。

1918年8月，李烛尘入久大盐业公司任技师。他安装了第一部发电机，使久大开始用电力生产。当时，范旭东正着手经营永利碱厂，派他去四川考察井盐，寻找生产氯化钾的原料。1919年春，他在自流井、五通桥、南充等地作了历时大半年的实地考察，受到范旭东的赞赏。1920年即被任命为永利碱厂经营部部长，之后又任厂长。1921年他又前往内蒙伊克昭盟等地探查天然的苍海碱资源，回厂后向范旭东建议创办一个专门的化工研究机构，开展对盐碱的研究。范采纳了他的建议，遂设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李烛尘长于管理，知人善任，深得范旭东的信赖，自1924年起，永利、久大两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人事任用等内部事务，均由他主管。当时永利碱厂仍在试验制碱阶段，资金、设备、技术等各方面困难重重。李烛尘肩负重任，兢兢业业，从不懈怠。他竭力改善职工生活福利，改进食堂，兴建宿舍，设置医院，还兴办补习学校和子弟小学等，鼓励职工各守其职，共同支持对“苏尔维法”的试验。为了培养技术人才，他和永利化学技师陈调甫去各地职业学校和高中招收人才，开设艺徒班培养技工。当时一些盐滩的恶势力依仗军阀、官僚的支持，经常制造事端向永利、久大取闹，李从容应付，机智周旋，消除了不少纷争，维护了企业的权益。

1931年4月，李烛尘与津沽化工界人士沈舜卿等一行六人前往日本，参观东京第三次化工博览会，同时在一些化工厂进行考察，学习其经营管理经验。回国后曾在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考察报告，以推动我国化工事业的发展。1934年3月，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合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范旭东赠股5000元给他，使他当选为公司董事。11月李烛尘升任公司副经理，对永利公司的全面经营管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其后，范旭东和侯德榜为了兴建永利硫酸铵厂，主要精力用于南京，津沽地区则由李烛尘负责。李不顾日本侵略势力加紧侵略华北的恶劣环境，应付各种困难。1937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将向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局势日益严峻，李奉范旭东之命入川考察，在四川选定自流井、五通桥建厂，以备日后内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迅速沦陷。永利公司决定津沽地区各厂首先内迁，绝不为日伪生产化工原料，李烛尘任永利公司内迁总负责人。他除调度一切可运物资、设备迅速内迁外，并将公司三百余名技术人员撤往武汉，自己则仍留天津处理善后。是年年底，日本侵略者提出“合作”，他不畏日人的恫吓，坚决拒绝，毅然于1938年初离津去川。3月，他在重庆设立了永利、久大公司华西办事处，妥善安排两公司来川人员及家属，随后在自贡市张家坝建立久大制盐厂。由于卤水原料不足，他组织开凿卤井，在自流井为久大建立起华西新的基地。接着，还推动黄海化工研究社对“枝条架晒卤法”进行科学研究，扩大受晒面积；又设计一种“塔炉”，充分发挥燃料的热力。他积极推进这些川盐生产设备的改革，对于久大的发展，对于具有千百年历史的川盐复兴，都作出了贡献。

1942年10月，李烛尘参加西北工业考察团，由重庆去兰州，经青海湖、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等地考察。嗣后著有《西北历程》一书，叙述考察经过。

李烛尘性格刚直，敢于直言。他对重庆政府将盐实行垄断式的专卖深为不满，谓“军阀政府能免盐税二十余年，但战时政府却改行专卖，这可谓盐政史上的倒行逆施”，对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不顾民间疾苦的行径甚为愤慨。由于他热心公益，仗义执言，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成立时，即被推举为理事长；并任中国工业协进会总会常务理事、迁川工厂联合会监事；此外还是许涤新、沙千里等创办的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对外出面的负责人。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积极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抗战胜利前夕，他提倡“国农民工论”，主张战后由政府推进农业的发展，将工业交给民营，替广大的工商界人士讲话。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酝酿重庆谈判，李烛尘在《大公报》撰文欢迎毛泽东亲临重庆。9月，毛泽东在重庆佳园举行招待会，对范旭东和李烛尘等创办永利公司在化学工业方面的贡献予以赞扬，使他受到鼓舞，更加激发了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热忱。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四处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李烛尘十分气愤，要求当局将中纺公司全部转卖给民营，“分别标售，听任民主选择”。12月，他参与民主建国会发起活动，任该会常务理事。

1946年1月，李烛尘以工商界代表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施政纲领组。他向会议正式提出了“国农民工论”主张，要求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组织“最高经济指导委员会”，推动全国经济事业的发展，做到工业由民间经营，农业由政府帮助发展，实行二五减租，使得耕者有其田，人民安居乐业。他指出：现在收复区的工厂都被政府当局拿去了，而把一些破烂厂子标卖给民营，这是大事放着不做，专与人民争小利。这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以及对国民党统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不满。政协代表在沧白堂举行讲演会，他再次阐述了这些主张。政协会议讨论修正“宪法草案”时，他说，“中国较多的企业是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真正的民族资本很微弱，对它应是扶植而不是节制”，希望尊重并扶持民族资本，不必将“节制资本”一语笼统订入宪法。在闭幕会议上，他还提出了请求政府撤销硝石和硫磺管制的要求。指出硝磺管制“实不啻将重要原料全部封禁”，“致使一般化工无从发展，其关系实在太大”。此案被载入会议议案的附件中，使他曾一时产生过错觉，感到满意。他在重庆文化艺术团体招待政协代表的谈话会上，听到洪深、曹靖华等人悲愤地控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独裁专政的暴行时，深受感动，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当即表示工商界与文化界一样，也要争取基本人权。对于国民党特务公开制造“沧白堂事件”等恐怖行动，更是气愤。当冯玉祥、沈钧儒等人发起人民自由保障会时，他积极参加，出任发起人会议主席。2月下旬，李烛尘离开重庆返回天津，任中国工业协会平津分会理事长。

李烛尘回到天津后，一如既往地悉心经营永利、久大。自永利公司总经理范旭东于1945年10月去世后，他任公司副总经理，全力支持和协助总经理侯德榜。他不仅急谋久大、永利生产的恢复，更致力于继承范旭东生前提出的“建设十大化工厂”的计划，争取实现范旭东与美国进出口银行所订1600万美元的贷款合同，以谋发展永利公司的事业。

1946年夏，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国内和平遭到破坏。6月下旬，李烛尘在国民政府经济部计划委员会的会上呼吁：“目前当务之急，首在全国人民齐心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停止内战，才是解除目前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并指出：“国内经济面临总崩溃，物价狂涨，生产缩减，外货涌入，政府不但熟视无睹，且在欢迎、奖励，实在是大错特错。”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李烛尘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代表人物，为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同年8月，他组织天津工业界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经济部要求组织外货统销机关、保障工厂主权完整、改订关税、由国家银行给民营工业贷款、发起大规模提倡国货运动等，竭力为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一些有利条件。翌年6月，他与杨天受、朱继圣等组织成立天津经济调查所，任该所评议会主席，他又组织天津工商金融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时，美国收购粗盐输往日本扶植日本碱业，对我国化学工业构成极大威胁，为此他主张中国的盐除本国自用外，所余者宁肯倒在大海也不能卖给美国输往日本，并要求将日本的部分碱厂作为战争赔偿拨给中国。1948年1月，他以平津工业协会理事长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工矿贷款和押汇以救济工商业；还组成华北工商请愿团往南京，要求奖励出口、增加棉粮生产、开放粮食运输、增加南粮北运和开放工贷等以救济北方工业。他反对征收法人财产税，7月向立法院表示这是袒护豪门、摧残实业的行径。在上海发表《为反对征收法人财产税敬告立法院同人书》，指出：国民政府对工矿事业法人征收种种税金即为取卵，现又征收法人财产税，实不啻剥此生卵之鸡的肉，鸡萎卵竭，其势必至。8月，他强烈反对蒋介石“偏枯北方”工业的政策，要求规定禁止输出物资的品种，放宽管制，简化机构，主张城乡物资交流，由地方拟定具体办法，促进工商交流。为此，他联合北方部分立法委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又组织经济座谈会，奔走呼吁数十次，对平津工商界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1946年8月，蒋介石于庐山发表“八一三”文告，声称将召开国民大会，李烛尘始初坚持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则，对文告表示反对，但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未能抗争到底，被迫接受任“国大”代表，只是借故不出席会议。1948年夏，他出任立法委员。在全国反美扶日运动中，他虽然内心对蒋不满，但处于彷徨苦闷之下，也感到无可奈何。由于蒋介石的统治陷入全面崩溃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摧残日益加紧，全国民主爱国运动不断高涨，他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迎接解放。曾在《海王》旬刊赋诗道：“水面常被风生浪，天朗时为云覆晴。众口铄金金不毁，是非终局必分明。”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李烛尘协同侯德榜大力整顿永利公司，努力恢复生产。4月，刘少奇去天津对工商界发表重要讲话，并和他作了三次长谈，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9月，他任天津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代表工商界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先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同时任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9月，久大公司公私合营，他任总经理。1955年1月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委，第四届副主席。

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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