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勉

李宗勉（？—1241年），南宋理宗时左丞相。字强父，临安富阳（今属浙江）人。开禧元年（1205）进士。历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北）教授、浙西茶盐司、江西转运司判官、太学正、国子博士、秘书郎。绍定元年（1228），迁著作郎，兼权兵部郎官。奏请理宗通下情、节国用、宽民力。累官知台州（治今浙江临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进对言四事：守公道、行实政、谨命令、明赏罚。拜监察御史。金亡，朝议出师汴洛。奏先修内治、严边防、裕邦材、壮国势，而后用兵未晚。进左司谏兼侍讲，拜殿中侍御史，提出“欲保江南，先守江北”，建议置军司于淮西又率台谏合奏，杜绝议和。进工部侍郎兼给事中，擢谏议大夫兼侍读。嘉熙元年（1237），签书枢密院事。二年，进参知政事。三年，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守法度，抑侥幸，论事平直，不私亲党，召用老成，尤乐闻谠言。时称“公清之相”。以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谥号“文清”。

李宗勉历任黄州教授、浙江茶盐司、江西转运司干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

李宗勉久任地方官，十分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弊病进行过多方面考察。入朝后，经常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主张。绍定元年（1228），李宗勉累迁著作郎兼权兵部郎官，正值理宗召对，李宗勉乃直言相奏：“边事危急，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剧变，望陛下加紧边防战备，以防不测。”李宗勉所说并非危言耸听，宋朝长期以来积贫积弱，边防危急，战争不断。绍定年间，已投降蒙古的宋将李全在海州大举扩军，蠢蠢欲动之势已露攻宋之端倪。理宗整日享乐无度，对此全然不知。李宗勉急切上疏劝理宗“通下情，节国用，宽民力”。李宗勉认为，理宗身边多小人，进谗言，欺上瞒下，应该好好治理，以通下情。如果上言蔽塞，不知大势，如何治理国家，又如何使民臣服？同时国家面对强敌，应节约费用，积极备战，方能维系下去。李宗勉在解释“宽民力”时，认为民乃固邦之根本，一些地方官不为百姓着想，一意聚敛财产，盘剥之风司空见惯，结果，民怨沸腾，许多人啸聚山林，与朝廷相对。李宗勉希望朝廷、理宗有所作为，改变一下宋朝腐败的局面。可惜，所有这些宋理宗都没有听进去。但是李宗勉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相信自己的毅力。端平元年（1234）五月，李宗勉拜监察御史，又一次上书，建议朝廷“守公道以悦人心，行实政以兴致功，谨命令以一观德，明赏罚以示劝惩。”

正当宋王朝江河日下之时，北方的蒙古族却蒸蒸日上，原先统治它的金朝，正处在它的猛烈冲击之下。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在大汗窝阔台的亲自指挥下，分三路攻入河南，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歼灭了金军主力。次年，包围了金朝的都城汴京。金哀宗先逃到归德（今河南商丘），后又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军包围汴京时，派使臣同南宋商议夹攻金朝，许诺灭金后，将金朝占领的河南之地归还南宋。百年耻辱，一朝可雪，宋理宗和多数朝臣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不免手舞足蹈起来。理宗通使蒙古，答应夹攻金朝。绍定六年（1233）八月，蒙宋相约攻打蔡州。这年十月，按照协议，理宗命孟珙、江海率领两万军队，运米三十万石，前去支援进攻蔡州受阻的蒙军。两军会合，共同围困蔡州，几个月后，城中粮草断绝。端平元年（1234）正月，孟珙率领宋军首先攻下蔡州城，蒙宋联军蜂涌而入，金哀宗在绝望中上吊自杀，金朝灭亡了。

但是蒙古的诺言并没有全部兑现。仅将原先许诺的河南地一分为二，只归还了宋朝陈州、蔡州以南的一半。双方军队各自撤回境内。正在这时，一直反对联蒙灭金的大臣赵范和他的弟弟赵葵，突然提出乘蒙古兵主力撤退之机，出兵收复三京（指洛阳、开封、南京应天府），此议打动了理宗的心，下定决心准备出兵。

朝臣也深受理宗的影响，举国一片出兵收复三京的气氛。唯有李宗勉上书反对出师汴、洛。他认为“现在朝政比较稳定，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士卒不精，粮草不足，器械不利，城池未修。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连守都不行，更何况去进攻别人呢？如今朝廷收复了蔡州、海州、宿州、亳州等地，这些地方都需要兵力守卫。然而收复了不一定能守得住，万一兵卒发生变乱，我们该怎么办呢？”接着，李宗勉指出，并不是要朝廷因此满足，外患要平息，领土要收复，关键在于“相机而动”，动的基础是要壮大国势，“在内部，治理内务，严守边防，节约开支，以裕邦财；招募壮士练兵，以壮大国势；治边将帅应务必避免虚名，务实为本；训练兵士，以逸待劳，抵抗入侵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取得主动权，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李宗勉的一番分析，入情合理，但很难打动理宗，理宗已被“中兴之主”的桂冠刺激得晕头转向，仓忙下令出兵。结果，由于准备不足，很快便遭致失败。

“端平入洛”失败了，理宗收复三京的幻梦成了泡影，朝中大臣也一片沮丧，被失败情绪所笼罩。李宗勉及时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建议朝廷，“在军政时期，应该政出一处，统一指挥，‘命出君上，政归中书’，不可被视为专权。如果政令不一，相互间观望不前，均不负责任，必然丧失机会，遭致失败。”同时还建议朝廷，战争开始前应妥为筹划，兵、将、粮饷三者应做到充分的准备，这样方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端平入洛的失败，给南宋王朝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蒙古大汗窝阔台指责理宗不守信义，于端平二年（1235）六月，分道进兵，大举攻宋。一路，挺进唐州，开始了对襄汉地区的大规模入侵；一路进入四川；一路侵入两淮，南宋边防一夕数惊，宋蒙边界永无宁日了。在襄汉一线，窝阔台的三子阔出为统帅，首先攻陷枣阳，接着又在襄阳、邓州、郢州大肆掳掠，襄阳局势日益危急。时任殿中侍御史的李宗勉多次对理宗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襄州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均、房、安、蕲、光、化等处兵祸甚烈，而江南却不为所扰，赖以襄州护卫。今襄州出现危急，应加重兵防守。襄州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昔之所忧还在秋，而今日之忧就在眼前，如果江陵不守，临安也就危在旦夕了。”说得理宗也深感事态严重，慌忙问李宗勉还有挽救之策吗？李宗勉提出了“欲保江南，先守江北”的战略思想。还未等理宗想出个所以然来，襄阳城内部将因其主帅赵范对待将领厚此薄彼，发生内讧，金朝降将李伯渊趁机率兵叛降蒙古。南宋西北边陲重镇襄阳失守，使得襄汉一带的整个防线都动摇了。其他如四川、两淮形势也日益危急，蒙古军狂飙突进，战事紧急，理宗任命史嵩之为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在鄂州建立公署。李宗勉认为应在齐安建立公署。因为淮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处在南北交通线上，便于联络，互通消息，互相支援。如果设在鄂州，地处荆襄残破之地，远离前线，有鞭长莫及之虑。李宗勉的建议颇有见地，但史嵩之仍驻守鄂州，遥控指挥。蒙古军在攻下襄阳后，江陵已成一座孤城，国家危亡在于旦夕。李宗勉劝理宗下罪己诏，身先士卒，节约宫廷用费，支援前线将士；选贤任能，分地而守，听令而行；招募流亡，补充正规部队，以备紧急之用。如果再不振作起来，任其形势发展，蒙军将水陆俱下，大合荆楚之众，长江上游不保，长江以南亦会受到震动。理宗这时也对当初联蒙灭金之举感到后悔，于是命令学士吴泳草拟罪己诏，承认了自己在对蒙战争问题上的失策。但事态的发展是追悔莫及的。蒙军先后攻下随州、郢州、荆门军、枣阳军、德安府等地。在孟珙、杜杲等将领的顽强抵抗下，击败了长驱直入的蒙军，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等州郡，李宗勉此时又提出增兵长江上游，加紧防务长江的问题，却不被采用。李宗勉对自己一谏再谏，不为所用，发出了“求谏不难而受谏为难，受谏不难而从谏难”的感慨。

窝阔台汗从端平二年起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主要还是以掳掠财富为目标，还没有消灭南宋的计划。蒙古先将部队撤走，然后又派出使臣，诱说南宋投降。嘉熙二年（1238）蒙古使者王竑来到临安，意欲与宋谈判。理宗这时也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大臣史嵩之也力主议和，暗推波澜。身为参知政事的李宗勉坚决反对议和，认为议和是“抱薪救火，误国误民”，万万不可。正当宋廷为“和议”争执不下时，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宋双方的议和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南宋王朝得以继续苟延残喘。

嘉熙二年（1239），李宗勉拜左相兼枢密使，与乔行简、史嵩之共执国政。李宗勉为相，清谨守法，能够秉公处理政事，淳祐元年（1241）死于任上。虽然李宗勉在相位时间不长即去世了，未能对朝政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李宗勉为人正直、办事公正，得到了人们的一致称道。赵汝胜称他为公清之相，史书对其的评价是：李宗勉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贤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