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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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1886年9月17日-1941年7月9日），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幼名沧生。祖籍浙江桐乡，后移居嘉兴，1886年9月17日（清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生于陕西汉中。其太高祖陆费墀为乾隆时四库全书总校官，父陆费芷沧曾在直隶、山东、河南、汉中等地做幕僚。陆费逵六岁时，父亲改入江西南昌府幕，遂移家南昌。其母吴幼堂，出身书香门第，颇识诗书，陆费逵从小由母亲教读。1898年戊戌变法时，他阅读《时务报》等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即弃旧学，改为自学史地、算术等新书。并入南昌英语学塾学英文，更常阅读新书新报，走自学成才的路。1902年，陆费逵在南昌与人合办正蒙学堂，八个月后因经费不继停办。次年春，他随老师吕星如去武汉，临行时母亲对他说“蓬矢四方，男儿之志”，勉励他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武昌后，他任塾师，同时继续师从吕星如学日文。1904年，陆费逵在武昌与黄镇盘等人设新学界书店，担任经理。在店中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和其他新书。他自著《岳武穆传》，借以抒发反清革命思想，并积极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1905年春，革命党人刘静庵借圣公会附设之阅报室——日知会，为革命机关，并用日知会名义发展革命党人。陆参加日知会的革命活动，曾为日知会起草章程。日知会成立时，他任评议员。1905年秋，陆费逵辞去新学界书店经理职位，与张汉杰、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吴研人创办的《楚报》，任主笔，不时纵论时政。同年底，该报因著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陆费逵逃往上海，任昌明公司支店（书店）经理兼编辑，同时参加上海书业商会筹备工作，负责起草章程。该会正式成立后，陆任评议员兼书记，此后，陆费逵遂转到以教育、文化和出版事业救国的道路。

1906年6月，陆费逵主编《图书月报》（由上海书业商会主办，出至三期停刊）。同年冬，他到上海文明书局任职员兼文明小学校长和书业商会学徒补习所教务长。在文明书局期间，他与俞复等人着手编辑一套新教科书，但因资金不足未能出齐。1908年秋，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升任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及师范讲习社主任。他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主张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重实利教育，并对小学堂章程提出改革意见，倡议改革旧教育制度。其议论思想新颖，富有革新精神，在上海轰动一时。同时，陆费逵还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并提倡白话文。1910年，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陆费逵曾为该会起草章程，同时，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次年秋，武昌首义胜利。陆看到革命定能成功，认为教科书应有大改革，也是另创书局的有利时机。当时，商务印书馆对教科书未做改革，陆费逵已与戴克敦、陈协恭等人筹集资金，暗中加紧编写新教科书，并进行新书局的筹备，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和“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注重实际教育”以“融和国粹与欧化”为宗旨，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办事及编辑人员十余人，陆费逵任局长，汪海秋（涛）任编辑长，陈协恭任事务长，最初只经营出版业务。该局开办后，陆费逵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以与同业竞争，并首先发行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教科书。同年又出版了《新制中华小学教科书》和《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刊出新国旗作封面。中华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赢得了教科书的大部分市场。1913年春，他去广州视察分局及考察广东等省教科书之发行事宜，沈知方进中华书局任副局长，陆费逵将中华书局资本增至一百万元（先收五十万元），编辑所设于上海东百老汇路，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与当地绅商协议，合资成立中华书局分局，共达十七处，总分局人员增达二百余人。又添办印刷所，扩充编辑部，聘请范源濂任编辑长，编辑初小、高小教科书。他还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出版印刷业务，回国后大力加强出版，改进营业，改组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邀请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和梁启超任董事，陆连任局长。中华书局业务蒸蒸日上，年营业额达二十余万元。

1914年，中华书局在福州、成都、昆明等地增设分局，并出版中华新学制中学教科书，创办《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等刊物。其中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同时，中华书局还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增设发行所，盘入文明书局与民立图书公司。1916年6月，陆又将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分局增至四十余处，印刷所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职工千余人，成为国内第二家民营大书局。

中华书局因扩充太快，与同业的竞争又十分激烈，加以副局长沈知方个人破产影响所累，以致资金周转不灵，1917年6月几至停业。在陆费逵主持下，董事会决议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联合经营，后因条件不合未成。当时，范源濂请他去教育部工作，汪汉溪请他去任《新闻报》总主笔，他都未应允，决心再把中华书局办好。嗣后，经各方设法，有吴镜渊、高欣木等人投资，资金得以周转。12月，董事会改选，推举吴镜渊为驻局董事，于右任、孔祥熙、康心如等十一人为董事。陆费逵被董事会免去局长职务，仍责成以司理名义处理业务。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陆费逵担任总经理。中华书局在他主持下，创办《中华英文周报》，出版《新教育国语教科书》、“教育丛书”、“教育小丛书”，编印《新文化丛书》等。1922年到1926年，中华书局的编辑和印刷人才辈出，又出版《新学制师范教科书》、《新学制中学农业教科书》，出版了《心理》、《学衡》、《国语》、《少年中国》和《小朋友》等杂志，刊印《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及《儿童文学丛书》。自1925年起，陆费逵兼编辑所长，并在常德、衡阳、梧州、九江、芜湖、徐州、青岛、张家口及兰州等地增设分局，资本增至二百万元。1927年出版“新中华教科书”，又在香港增设了分局。

1929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仪器兼产桅灯。次年孔祥熙担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董事会推举孔祥熙为中华书局董事长。1932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扩充印刷所，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政府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中华书局营业进展更大，年营业额增至四百万元。1933年开始出版“国防丛书”和“国际丛书”。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

1935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随之迁入，规模更加扩大。同时，中华书局投资保安实业公司，设厂制造国防用的橡皮登陆艇、防毒面具和桅灯等。该厂后移至香港，继续生产，专为抗日国防做准备。

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年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所，沪、港两厂职工共达三千余人，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是中华书局的全盛时期。同年夏，他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抗日战争时期，还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

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同时，本着他一贯的教育救国主张，发表过不少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1912年1月，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提出当务之急有四：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章程；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和规定行政权限。这一主张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采纳。又与蒋维乔共拟《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同年1月19日经教育部审定公布。主要内容为初小男女同校，小学废止读经，注重手工教育，中学师范改为四年及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此外，他还发表《民国普通学制议》、《新学制之要求》和《国民教育当采实利主义》等文，阐述他的教育主张。他自称是“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的人，主张效法欧美及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提议减少课时，缩短在学年限及注重实利教育。对学制教育、妇女教育、家庭教育和国民教育等论题，论述甚多。

陆费逵还大力推行国语运动。早在1906年，即曾发表《论设字母学堂》一文，主张统一国语，统一读音，改革文字。辛亥革命后，他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读音统一会，会后在上海提倡国语运动。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印行国音课本，制造国语留声片等，热心提倡白话文。

陆费逵主张用宗教的学说和精神从事教育工作，“教育人的灵魂”。1918年秋，他与人组织灵学会，设盛德坛，提倡振兴佛教，主张“采宗教之学说为精神之训练”，以佛教为“精神教育”。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月，陆费逵在《新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备战》的文章，主张“一致对外”、“长期抵抗”，将整个的财力、人才，准备作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陆费逵将大部分职工遣散。他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主持港厂和南方分局业务，上海中华书局由常务董事舒新城和吴镜渊主持日常事务，将印刷厂改为“美商永宁公司”，借资掩护以维持营业。

三十余年来，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先后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重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书籍，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近二万种。随着中华书局的日益发展，陆费逵的声名愈著，成为全国书业出版界的巨擘。他历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温州造纸厂筹备委员、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中法大药房董事等职。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九龙寓所。生前著有《教育文存》五卷，《世界之教育》、《青年修养杂谈》和《妇女问题杂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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