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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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防（1027年—1097年），北宋哲宗时尚书右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字微仲，吕大忠弟，京兆蓝田（今属陕西）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及第。调冯翊（今属陕西）主簿，改永寿（今属陕西）令。县无井，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引泉水入县成渠，人称“吕公泉”。迁著作佐郎、知青城县（今属四川），入权盐铁判官。英宗即位，为监察御史里行，因谏英宗勿追崇濮王，出知休宁县（今属安徽）。神宗立，通判淄州（今属山东）。熙宁元年（1068），知泗州（治所在今江苏泗洪东南），为河北（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转运副使，召直舍人院。韩绛宣抚陕西（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命为判官，又兼河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宣抚判官，除知制诰。四年，改知延州（今属陕西）。因坐环庆（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兵变，落知制诰，降知临江军（今属江西）。数月，徙知华州（今属陕西），再徙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元丰（1078—1085）中，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时用兵西夏，他调度有方。及兵罢，民力比他路为饶。进直学士，居数年，知成都府（今属四川）。哲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今属河南），迁吏部尚书。元祐元年（1086），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三年，超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提举修《神宗实录》。见哲宗年益壮，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迩英》解释上之，置于座右。又摭乾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以为功戒者，分上下篇标曰《仁祖圣学》，进呈哲宗阅读。任宰执凡八年，与范纯仁并位，为元祐更化的主要人物。哲宗亲政，罢知颍昌府（今属河南），寻改永兴军。未几，台谏攻击废坏免役法，修《实录》诬诋神宗，累贬循州（今属广东）安置，道至虔州信丰（今属江西）而卒。徽宗即位，复其官。高宗朝，又复大学士，赠太师、宣国公，谥号“正愍”。著作有《韩吏部文公年谱》等。

吕大防，宋仁宗皇祐（1049—1054）进士，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任宰相8年，与范纯仁、刘挚共掌国政，是元祐更化的主要人物。哲宗亲政后遭贬，死在途中。他不但是宋朝政治上显赫一时的人物，还是一个有名的理学家。

宋建国之初，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但是，政府权力分散，行政效率并不高，官僚机构臃肿，官吏众多，财政开支庞大。为了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北宋不但实行兵将分离，带来将帅无权，指挥不利的弊端，而且对于将帅的选择与培养也极不重视，以至军队战斗力并不强，百万大军难以抵挡辽、西夏的侵扰。积贫积弱一直是宋朝政治的特点。其实，宋朝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个顶峰。在这种形势里，宋朝出现过一批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但内部意见不合，先有庆历新政，后有王安石变法，都相继失败，没能扭转乾坤，生活在王安石变法时代的吕大防就是其中一代名相。

宋仁宗时，吕大防进士及第，调冯翊主簿，改永寿（今属陕西）令。初任就表现了出色的政治才能。永寿县没有水井，靠天吃饭的农民没有水井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事。他们用水都是从远处山涧中挑水，路途很远。吕大防派人遍察临近地区，找到了两眼泉水，但是要引水而入却并非易事，其路途地势高下不平，大多数人对此事表示怀疑。但是，吕大防考虑到百姓的生活生产，决心将渠修成。他找到对修渠有经验的专门人才，实地考察，并采用了《考工记》中有关水地置泉法，对地势仔细测量，精心设计，不到10天，将渠修成，引水成功。百姓把此泉命名为“吕公泉”。

在他管辖青城县（今属四川）时，遇到收田租用大斗而出贷时用小斗的事情，他勒令停止，恢复公平制度，并诏令立法，把收田租的权力收归官府直接办理。他还在青城汶川与外族交接处占据要塞，修筑城堡，禁止山民过于采伐，以林为屏障，有效地制止了外族的入侵。当时，镇守四川的韩绛很赏识他，让他担任了盐铁判官，以理财政。

英宗即位（1063），吕大防改任太常博士。治平（1064—1067）中，与范纯仁出任监督御史里行，即发表了自己对官吏任免制度的意见。认为当时在官吏制度上存在着很多弊端，他说：“大臣掌权而皇上不掌握实权；大臣年老不能按时退休；外族侵扰，抵御的将领选择不利；对待敢于发表意见的大臣不公平；在前线打仗的将领，失败了却受赏，胜利了反而受罚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五条每一条都击中宋朝政治的弊害之处。他举例说：富弼有病想退不让退，张升年老80了却不让退休，程戡年老了不能守边，又怕老死在边塞上告退却不让他退休。从这些例子我们看到，宋朝官吏众多，任用极不得法，这也是宋代积贫积弱的原因。他观察力极其敏锐，而且直言敢谏。这一年，京城发生水灾，吕大防借机直陈八事：“主威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辽夏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但是，这样的良臣往往得不到皇帝的欢心，一旦触及皇帝本人，则会失去官职。在濮议事件中，他终被罢黜。

仁宗死后，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英宗即位。治平二年（1065）诏议崇奉濮王典礼。司马光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当称皇伯。欧阳修则认为自古无有称生父为伯之理，应称皇考。吕大防参与争论，指出尊濮王为皇考，是“使陛下顾私恩而违公议”，反对称亲之礼，而被罢黜，为休宁（今属安徽省）县令。

神宗立（1067），吕大防通判淄州（今属山东），知泗州（今属江苏），改河北转运副使，召直舍人院。韩绛宣抚陕西，让他做判官，又兼河东宣抚判官，改知延州（今属陕西）。环庆兵变后，吕大防降知临江军（今属江西）。

元丰（1078—1085）初年，徙永兴（今属陕西）。有彗星从天而过，神宗以此问事。吕大防陈述他对朝政看法的“三说九宜”：

“‘三说’是治理农业为本，其次工商兵为末要慢慢发展，第三是善于纳言，广开言路。重视农业的三条意见是宽养农民、培养知识分子和重视谷物生产；缓末应该治边、治兵为主；广纳言路，对纳谏的官一定要宽容，不能轻易以诽谤罪论处。”

他的想法是以农业生产为重，争取国家富裕安定，在此基础上，兴兵卫边。他后来在用兵西夏的过程中，按照此种做法，使军队粮食充足，获得胜利，享有了很高的政治声誉。

自庆历新政失败，积贫积弱的政局日趋严重。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命王安石主持变法，相继颁布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法令。但变法侵害了部分统治者的利益，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反对，吕大防也是反对派旧党成员。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年幼的儿子哲宗即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新法废除，旧党执政，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元年（1086），吕大防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元祐三年（1088），吕公著告老，宣仁太后高氏拜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命修《神宗实录》。吕大防遂成为元祐更化的显赫人物。此后，他任宰执8年，与范纯仁、刘挚共掌国政。

哲宗即位不久，西夏使者来，朝廷向吕大防询问对策：“过去所修的边地城堡，很担心孤立难保，若放弃这些地方则削弱了国家，守护它，又担心守不住，该如何办？”吕大防回答说：“西夏本来没有多少力量，并不强大。屡次遣使来又不真心实意地进行谈判，大概是因为以为我们急于议和。现在使者来朝，可以让陪伴他们的臣僚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祝贺皇帝登基，以观其反应，则可以测其虚实。关于新收复的领土的守卫问题，多数人主持放弃，但这是没有经过深思远虑的。守御那些孤立的城堡，应以选择将帅为最重要。太祖曾用姚内斌、董遵诲守卫环、庆（今属甘肃），西夏人不敢侵扰。昔这二州的联合抵御敌人尚且有余，今以九州之大，怎么不足以守住边境呢？关键是用人是否得当。”

哲宗年幼，吕大防编《仁祖圣学》上下篇，以供他学习之用。在这期间，吕大防的很出名的论策还是他的“家法”的总结，这个家法既是皇帝的家事总结，也是国家执政上的经验总结。而且体现了吕大防的理学家风范。

在迩英阁，哲宗召宰执与讲读官进读《宝训》。当读到“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日：‘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吕大防因而总结道，“自三代以来，只有本朝在一百二十年中内外无事，这里的原因是祖宗所立的家法好。请允许我举其大略：自古以来，君主事奉母后，都是定期朝见，如汉武帝每五日朝长乐宫一次；祖宗以来，事奉母后，朝夕皆见，这是事亲之法。前代对待大长公主，均用臣妾之礼，本朝则是恭敬而为，仁宗以侄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这是事长之法。前代后宫多不严谨，宫人或可与朝廷臣僚相见，如唐代的《入阁图》，就有昭容之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齐肃穆，这是治内之法。前代外戚多干预政事，因此经常导致祸乱；本朝母后家族皆不参预政事，这是待外戚之法。前代宫室多崇尚华丽奢侈，本朝宫殿则只用赤白，这是尚俭之法。前代君主即使在宫中，也要乘坐车轿；祖宗则多是从内宫步行出来，临御后殿，难道是缺少人力吗？只是因为他愿意在院中走走，稍受寒暑之苦，这是勤身之法。前代君主在内宫穿着举止都很随便，祖宗以来穿着举止都严格地按照礼仪。听说陛下昨天在参加郊礼之后，穿着礼服去见太皇太后，这是尚礼之法。前代刑罚多残酷，大罪诛戮，小罪流放边疆；只有本朝用刑最轻，臣僚有罪，只是降职或免官，这是宽厚仁慈之法。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田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这都是祖宗家法。要出现太平盛行并延续下去，陛下只需严守家法，不需效法前代，就已足矣。”这个家法的内容也是一个朝政的总结。其勤身而动，稍冒寒暑，体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传统。也可看出吕大防的理学造诣。

宋代是理学盛行的时代。自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开创理学风气，直到明代王阳明，其理想之境界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很大的。他们的社会理想是春秋战国之前的尧舜盛世，但是，宋代社会的发展已非昔比，一味地理想化，而忽视功利，过分重视道义，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理学对于个人修身之道，为己成圣之道有所发展，用于个人理想境界，开发每个人应有的仁心善性，尤见功力，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纯任每个人仁心显现，而至天下归仁，没有充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不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不能排除富国强兵之政，轻视物质利益和轻视议兵之道，都是与社会发展相背离的。这些思想的对立斗争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新学与旧学的斗争、新党与旧党的对立。

吕大防与周濂溪（1017—1073）、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等理学家是同时代人，他的政治思想也与这些人很相似。

熙宁二年（1069），神宗召见张载，问治世之道，张载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不是政道应该的情况。”明确表示政治上恢复西周旧制为目标。神宗也曾问政于程颢，他极力主张行尧舜之功，而不谈功利，反对新法着眼于财利的政策。而且“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将新法喻为霸道，认为与王道相对立。熙宁九年（1076），吕大防向朝廷推荐张载。张载应诏入朝，授知太常礼院。吕大防说：“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志，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行状》）理学家们对北宋社会矛盾非常关注，主张学以致用，但是，他们的方法却是从古代儒学典籍中寻找现成答案，张载之恢复周礼旧制、井田制的主张即是他解决问题的方案。

张载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以他为中心形成了理学史上四个最大的学派之一——关学学派。吕大防虽没有直接从学于他，但他的兄长吕大忠和他的弟弟吕大钧、吕大临三兄弟都是张载的主要门生。张载死后，他们又从学二程，吕大临还是程门“四先生”之一。因而吕大防也成为北宋理学家之一员。但是他的贡献不在于著书立说，而在于他的政治实践。他的治本重农、治边择将和关于“家法”的论述，说明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在宋代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乡一级的完备的政权形式，乡里百姓之间靠的是礼治，以此规范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举止，维持社会安定、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吕大防与兄大忠、弟大临住在一起，经常切磋学问，谈论礼治。认为社会习俗、典礼婚丧嫁娶都应该按照古制周礼去做。因而共同商议定立了乡约。礼治，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古代中国重视教化的作用。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要人们克除己之不合礼的心理、言行举止。《礼记·礼运》载：“圣人所以治七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修十义（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节、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五四”时代反对“礼教”，是反对将礼绝对化，成为以上压下、以大欺小的理论根据的礼，封建社会逐渐发展，礼也随之绝对化、异化了，礼成了单方面的束缚，其中仁、义等内容被忽略了。因而礼变成了吃人的礼教。

吕大防为人“重厚”，朴厚憨直。在修《神宗实录》时直书其事，被人诋毁。成为他被贬的直接理由。哲宗亲政，起用王安石的新党人物章惇等人重新执政。绍圣四年（1097）吕大防在执政8年后被贬舒州（今属安徽）团练副使，安置循州（今属广东）。在去贬所的路上病逝，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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