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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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安礼（生卒年不详），字敬斋，号率真子，云南省泸西县白水乡巨木村人。据《中国回族大词典》载：“他出生于书香世家，嘉庆癸酉科举人。”曾任贵州省安隆镇、开泰县知事。1849年，马德新游学、朝觐回国，名震乡里，马安礼即辞去官职，于1850年师从马德新，学习阿拉伯语。1873年，马安礼朝觐回国。1876～1877年，任法国驻华公使馆的汉阿文译员。后又任贵州省开泰县知县，去世于任所，子孙全都落籍于该地区。

马安礼自“幼习儒书，兼学天方经文”，在乱世中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儒学教育，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古文基础，而且一举考取举人，走上了仕途，令人刮目相看。到了1849年，马德新朝觐、游学归来，声名大振，“四方从学之徒，星列云集，可谓盛矣”。他在临安（今建水）回龙（今回陇）村、玉溪大营等地设帐讲学。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马安礼于1850年投身马德新帐下，开始系统地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对于急需帮手的马德新来说，马安礼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他坚实的汉文功底与马德新活跃的伊斯兰学术思想相结合，真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举人出身的马安礼，其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与明清“回儒”四大家有所不同。王岱舆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就是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他说：“自予幼时，未习儒者之学。及乎成立，粗能识字，亦不过往来书记而已。至于壮盛，自惭庸鄙，始阅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他长期居住净觉寺中，从事著述。马注受父亲影响，自幼读儒书，可惜命途多舛，父母双亡，至十六岁时中了秀才。两年后，曾做过一个小官，但他又很快弃官，而步入教书生涯。三十岁后，开始钻研伊斯兰教，后又几经努力，终不被重用。刘智秉承父志，幼承家学，诵习《古兰经》，十五岁起才研读儒教经籍，后又阅读各家经书，以光大“天方之学”为己任。马德新自青少年时代起就一直接受的是经堂教育，到了四十岁之后，才开始学习儒家文化，他说：“余幼习吾教经典，不暇儒学，年过四十，方从事儒道，惜已晚矣！

明清“回儒”大都以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未能系统地接受汉文化教育为憾事，这是他们走向人生辉煌阶段的理性思考，是发自肺腑的声音。而马安礼则不属此例，他亦回亦儒，亦官亦民，处理问题较为灵活，他认为“天方经中所载圣行，因时制宜，常则守经，变则达权，绝非拘泥者流，而百无忌讳也”。这种思想说明他已经超越了一般宗教学者的心态，而走进了现实生活。

明清“回儒”中，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都是身披苦寒孤军奋战的，正如刘智所言“生无同志，业无同事，即族属亲友且以予不治生产为不祥”，在只身奋斗的情况下，他“自立稿，自誊清，自修自润，而又不敢自是”。而马德新则不然，他有千余名弟子，其中著名的有马联元、马开科和马安礼等。他们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实际上是一个集教学、科研一体化的学术团体。据统计，马德新一生中译著达40余部，凡有年代可考者，均出自云南回民起义期间的10余年里，他是继刘智之后成果最为辉煌的学者，他还从事经堂教育，参与政治、军事斗争。在乱世里，马德新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创作量，能够在如此宽广的领域里活动，以他为中心的学术团体功不可没。到马德新出国，他已经47岁了，未见有著述问世，游学八年，也未见有著述问世，他早期刊行的著作《四典要会》就是经弟子马安礼修改、润色后，于咸丰九年（1859）问世的。而这一时间距马德新回国已有十年之久，距马安礼从师也有九年的时间了，应该说，这是弟子成长、师生磨合的一个正常时间。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德新的人生目标并不在政界，即是在如火如荼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的学术团体一直在坚持工作，而且新作不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马德新的汉文译著中，大量繁重的文字工作都是由弟子们承担完成的，尤其是马安礼，他最能负重，是贡献最大的一个。这里，我们按时间顺序列出他的部分译述如下：

1.刊行于咸丰九年（1859年）的马德新著的《四典要会》是经马安礼修改、润色后完成的，并为该著作作序。

2.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昆明刊行的马德新著的《朝觐途记》是经马安礼由阿文译为汉文的，并为该著作作跋。同年，他又为马德新的《尔勒壁春秋》作序。

3.同治二年（1863年）为马德新的成都刊本《性命宗旨》作序。

4.参订《正教真诠》，同治甲子（1864年）云南提督马如龙刻本。

5.为同治九年（1870年）刊本马德新的《汉译道行究竟》作序。

6.同治十二年（1873年）马安礼朝觐回国，受唐晋徽委托，点评《清真释疑补辑》。

7.同治十六年（1877年）为《清真释疑补辑》作序。

8.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马安礼翻译的《天方诗经》在成都刻板刊行，并作序文一篇。从1867年至1890年，该著作的翻译工作历时23年。

9.光绪十八年（1892），马安礼的著作《天方认一珍宝四字经》刊刻问世。

10.光绪二十五年（1899），马安礼将《真德弥维》（又名《明德篇》）与马德新的《礼法启爱》一起译成汉文，成都敬畏堂合刊问世。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安礼能译能著，并多次为导师的著述作序，因为那里蕴涵有他巨大的劳动量，可谓是有感而发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肯定他为马德新其他著作的成书所作出的努力。

作为深受儒学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无疑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相比较而言，他的思想中耽于宗教的成分要少一些。譬如：马安礼出国朝觐的动机与他人就有所不同，他是带着诸多问题出国的。他说：“予幼习儒书，兼学天方经文，每阅吾教所译汉字各书，文义多粗。有以异端相讥者，予无以应。后见刘子介廉所著《天方性理》《天方典礼》诸书，始恍然吾教之道，实与儒术相表里也。及质之同教塾师所言所行，又往往异是，予转疑之。岂介廉之书乃故文其词以为吾教光乎？何故今人之大相殊也？心颇不安，乃慨然远游。泛巨海，历长途，越国数十。初至回疆等处，皆云回教。无如各国风俗日变，甚而有支离怪诞之为，已大非清真本教矣！后惟直抵乎降圣、降经之地，始见其风土人情与中国经书所载罔不合符。夫乃恍然于清真之教兴于天方，原非第西域回疆所得而尽之也。”

马安礼崇尚科学的思想来自于他所接受的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和伊斯兰文化教育，来自于他所从事的翻译工作。1874年，他的恩师被清朝政府残酷地杀害了，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使马安礼震惊，转而至于愤怒，他在纪念导师马德新的墓志中提出质询：“公之有功于国家，有德于黎庶，为何如哉？洎乎马军门北上陛见，授官湖南，公以小人簧鼓，蜚语罗致，遂有武穆风波之厄。呜呼！以公之功德而其报如此，所谓天道，果何如哉？”这是对宗教范畴中的“天道”的质疑，他转身面对社会现实，指出：“哲人虽萎，而公的道德文章有历久弥彰，而与天地同寿、日月争光。则介廉而外，公遂独有千古矣，抑何憾焉！”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完美的品德和对社会的贡献。

是的，马安礼是一个很重视实际的人，据国外资料记载，马德新被害后，他一度避祸于法国驻华公使馆，担任汉阿文翻译职务，但为时并不长，很快地他又投入到研究翻译工作中了。马安礼较多注重的是伊斯兰教积极倡导“入世”的一面。

在马安礼的翻译著作中，我们有必要提及到《天方诗经》，正是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正式拉开了阿拉伯文学汉译的厚重帷幕。

1849年，马德新游学阿拉伯世界归国，携带回中世纪阿拉伯诗人穆罕默德·舍赖弗丁·蒲绥里（1213～1297年）的长诗《盖绥迪·布尔德》（又译《衮衣颂》）和有关注释，他说：“余自返中华，思以汉文译出，不特为我教习经者知其蕴奥，即业儒者亦得知其美焉。”其目的在于改变中国穆斯林学者汉译阿拉伯典籍时，“重教律，清文艺”的倾向。因此，马德新在“著经授徒之余”，将阿拉伯诗法编著为《诗海》一帙，提供给马安礼“研练揣摩，译而传之”。1867年，他将《盖绥迪·布尔德》提供给马安礼，即由马德新口译，马安礼笔录、润色。七年后的1874年，译稿未成，马德新惨遭毒害，撒手人寰，翻译工作一度停止。

为了早日实现导师的遗愿，马安礼又与“博通经籍”的马学海合作，“朝夕讲论，纂译成章”。他们采用海尔布梯和巴珠里二氏的注释，参考有关经籍，仿照我国诗歌总集———《诗经》体例、韵律，反复推敲，拍合“雅”、“颂”正声，完成了《天方诗经》的汉译。1890年，在马如龙的资助下，于成都刻板问世，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友好往来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像两条友谊的纽带，将两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联系在一起。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于公元7世纪中叶派遣使节访问中国，是中阿文化发生密切联系的新开端，随后，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文化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大致见于明代末期，那时，具有巨大思想意义和极高文学价值的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部分经文中译本、汉阿文对照选译本开始出现，到了马安礼译出《天方诗经》，译坛为之一震，汉译阿拉伯文学著作纷纷问世，如：《一千零一夜》《叙利亚和平战士诗选》《尼罗河畔的悲剧》等等。

马坚评《天方诗经》说：“阿拉伯诗译成中国诗，这是破天荒第一遭，这个尝试是相当成功的，对于后学者是一个鼓舞。这个汉字译本在巴赛的法文译本（1894年）和格卜赖里的意大利译本（1901年）之前出版，这是值得我们夸耀的。”

斗转星移，人世沧桑，现在距马安礼去世大约有百年了，笔者尚未见到有研究马安礼的专论出现，翻阅他的译述，总感到他的做事为人犹如他的笔名“率真子”一样，亲切可人。马安礼作为马德新学术团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汉文译著的翻译、传播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思想和生平实践正说明人类文明具有很广阔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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