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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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1895～1928年），出生于原吉林省宁安县城（现属黑龙江省）的一个回族家庭里，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生命虽然短促，但轰轰烈烈，气贯长虹。

1912年，马骏考入吉林一中，1915年又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这一时期，内忧外患，国难当头。马骏血气方刚，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和反对袁世凯卖国条约的斗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青年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签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惩办负责对日外交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立即响应。5月7日，十五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成立联合会，推举马骏为副会长兼执行部长，指挥学生实行总罢课。从此，马骏同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等投身爱国运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5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广场召开数千人的大会，马骏带领大家高声宣誓：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惩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马骏慷慨激昂的形象感染了每个与会人员，人人斗志倍增。会后，举行游行，强烈要求政府释放北京被捕的学生，争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6月9日，在河北公园举行了规模更大的集会，有两万多人参加。会场上“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的对联，突显了大会的主题。会议开始，马骏首先致辞，号召天津各界人士起来救国。会后，马骏率众赴天津总商会，动员商董于10日举行罢市，但是商董们在政府的欺骗和压力下，决定11日开市。马骏听到这一消息，再次来到总商会，严厉质问商会为什么出尔反尔，商董们只好召开紧急会议，马骏作为列席人员严肃指出，目的尚未达到，斗争不能罢休。有位商董把经商私利看得重于救国大义，问马骏在天津有无产业，意思是说他鼓动罢市，不会付出代价。马骏义正词严地说：“国家将亡，哪还能说到个人财产？我在天津固无产业，但我有生命，情愿牺牲，以谢国人。”说完挺身起来，以头向柱子撞去，幸被别人拦住。商董们被马骏以生命唤起国人的精神所感动，决定第二次罢市。

《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而北洋政府对和约尚未明确表态。6月27日，马骏率领郭隆真、刘清扬等十余人赴京，与北京、西安等地学生代表一同到新华门，向北洋政府请愿，大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马骏对大家说：“如果大总统一天不接见，我们的队伍就一天不解散，十天不接见，我们就在这里等十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代表们在烈日下，一直斗争了三天，徐世昌才迫于压力接见了请愿代表。北京代表首先发言。接着，马骏作为天津代表义正辞严地告诉政府必须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否则全国人民誓必斗争到底。西安代表屈武用头撞墙，要以死力争。徐世昌被迫让人拟好不在和约上签字的电文，拍往巴黎。人民的力量，终于阻止了不平等条约的生效

紧接着，马骏又投身一场激烈的斗争，经受了又一次考验。

《巴黎和约》涉及我国山东的一些主权，所以济南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政府对外屈服。当时任济南镇守使的马良，立场反动，卖国媚外，杀害了“济南回民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逮捕了大批学生。马骏义愤填膺，与天津回族学生郭隆真、刘清扬在清真寺召集回族民众，揭露马良的罪行。马骏痛斥马良是“回族中的败类”。8月23日，天津学联派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等十人为代表赴京，会同北京代表瞿秋白等十五人到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马良。当晚，学生代表全部被捕，警察总监还扬言要把代表们全部枪杀。马骏由此看出了北洋政府的凶残，更看到了进行爱国斗争的艰险，他以赴汤蹈火的勇气，在与周恩来商议之后，率领千余人队伍到达北京，他说：“倒要看看卖国政府的监狱里能不能容纳下这些人。”来自北京、天津、唐山、烟台的学生汇集起来，公推马骏为总指挥，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在马骏的指挥下，学生们夜以继日，坚持斗争。政府当局惊慌了，决定逮捕马骏，使学生群龙无首，涣散斗志。军警们挥动棍棒打人，追问马骏下落。马骏见状，便挺身而出，高声对军警们说：“我就是马骏，你们不要打人，逮我好了。”军警抓住马骏，用枪口对着他的胸膛，逼他下令解散请愿队伍。马骏毫不畏惧，断然拒绝，并鼓励学生们坚持斗争。

马骏被捕，全国震怒，社会各界纷纷起来抗议，周恩来等人亲赴北京进行营救。反动当局被迫于8月30日，将马骏和两次被捕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在这次斗争中，马骏在天安门激昂慷慨的英雄形象，长留在人们心中，人们称他为“马天安”。

马骏回天津后，与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以改造自身、改造社会为目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爱国斗争实践中，马骏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这年9月，他作为京津学生代表到上海，在11月1日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当选为该会驻沪常务理事，并在会后游行示威时任总指挥。不久，马骏回到天津，于1920年1月因查禁日货被当局逮捕，并与随后被捕的觉悟社成员周恩来、郭隆真、于渚兰、张若名以及其他学生共二十多人关押在一起，长达半年之久。在狱中，马骏同周恩来一道领导大家学习政治文化，组织报告会，开展绝食斗争，把监狱当做课堂和战场。马骏谈笑自若，斗志旺盛，以救国大义安慰并说服前来探监的父亲，使其父欣然支持儿子的爱国行动。7月18日，在全国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长时间的狱中生活，使马骏的胡子长得老长，于是他又得到一个雅号———美髯公。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年，马骏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此踏上新的革命征程。第二年，受党组织派遣，他到哈尔滨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他在家乡宁安建立起东北第一个党的小组，播下了东北第一颗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他为了开展革命工作，奔走于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四平、牡丹江等地，风尘仆仆，不遗余力。他曾在被人称为“小南开”的私立毓文中学担任不拿薪水的教员和训育主任，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学习李大钊、鲁迅著作，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在读书会中，马骏给大家讲解马列主义，讲解十月革命，介绍五四运动，不断扩大党的影响。

自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更肆无忌惮地在我国东北扩张势力，加速了殖民地化的进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最急迫的斗争任务。为此，马骏曾组织和领导宁安乡民，进行反对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国家资源的孙彦卿、何兴甲的斗争，还领导吉林人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领袖王希天的斗争，最重要的是他领导了吉林人民在上海“五卅”惨案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援助上海工人的斗争。

192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下，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大罢工。6月7日，马骏等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出宣言，公告吉林民众由于日英暴行，上海七十余名工人“尸横路上，血溅街头，哀痛之声，惨不忍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经过联络，6月10日，吉林教育界人士成立“沪案后援会”，由马骏担任会长。后援会组织学生罢课游行，散发传单。传单和小旗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弱国人民无外交，强权世界无公理”，还举行了一系列追悼会、讲演会和募捐活动，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群众。奉军中张学良、郭松龄等将官也参加了义捐，反帝爱国思想深入人心，“马天安”的名字也广为传播。

1925年10月，马骏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其杰出的才干和坚定的革命精神当选为学生团体———中山大学公社的领导人。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马骏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在北京，中共北方党组织领导人李大钊惨遭奉系军阀杀害。在全国一派白色恐怖的危难时期，马骏受命回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踏上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险恶征程。他几经辗转，秘密来到尚在奉军盘踞之下的北京。他把生死置之度外，经过一番努力，重新建立了北京市委，开展对敌斗争。后来，敌人得知新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就是当年大闹天安门的马骏，十分惊恐，感觉到巨大的威胁，便千方百计搜捕马骏。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马骏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神出鬼没，一次次化险为夷。不料，因一位同志不慎在街头直呼其名，被警探发觉，马骏落入敌人魔掌。

军阀张作霖软硬兼施，妄图制伏马骏，先让教育总长莫德惠前去劝降，并许以教育次长的高官，遭到马骏的痛斥。敌人一计失败，便以严刑相加，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用尽，马骏也未透露半点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伟大节操和坚贞不屈的品格。

1928年2月15日，是马骏牺牲的日子。在奔赴刑场的路上，尽管他双手被绑，两脚带镣，但是他挺胸昂首，怒目圆睁，再加上几寸长的黑须，威严无比。他一路高唱《国际歌》，仿佛不是走向死亡，而是在迎接胜利的曙光。

马骏为人民利益而献身，受到人民的高度崇敬和深切怀念。中山大学全校师生闻讯，举行追悼大会，把学校俱乐部命名为“马骏俱乐部”。北京德胜门外清真寺为他做了洗礼和安葬仪式。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北京为他举行公祭，并在风景秀丽的日坛公园为他修筑了墓地，以供后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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