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松亭

0

马松亭（1895年2月19日～1992年1月16日），原名寿龄，字松亭，经名阿卜杜·拉希姆。一生致力于我国伊斯兰教事业，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回族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马松亭1895年2月19日生于北京牛街一个伊斯兰教世家。从小家境贫寒，九岁父母双亡，由舅父和父亲生前好友照料，12岁到牛街礼拜寺做海里凡。马松亭从小聪明好学，心胸远大，暗下决心攻读阿文经书。他先投师于达浦生阿訇门下，后又跟随张子文阿訇、王友三阿訇学经，除学习伊斯兰经典和理论外，还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书籍。1921年完成学业，穿衣挂幛，先后在北京西单、河北涿鹿、北京花市等地清真寺任教长。他的先师均是大“尔林”，是改革旧经堂教育的先行者，其中张子文阿訇通晓阿拉伯、波斯、俄、德等多种外语，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教育家，对他教育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这些伊斯兰知名学者、教长，对马松亭后来改革经堂教育，发展伊斯兰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马松亭阿訇一生以兴办伊斯兰学校为己任，办了若干个回族中学、小学，他走到哪里，就把回族学校办到哪里。成达师范学校是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创建的一所至今还为人称道的经汉两通的学校，在中国伊斯兰文化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始于明晚期陕西回族学者胡登洲阿訇，这种模式一直沿袭了三百余年。到清末民初，各种新的思潮和力量不断涌现，回族中的有志之士，面对本民族和宗教中一贫二愚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渴望改变现状，改革旧式经堂教育制度。王浩然大阿訇就是改革旧式经堂教育，开创新式教育之首的典范。1919年五四运动后，济南穆斯林决心走兴教救国之路，在济南道尹回族官员唐柯三的倡导和支持下，创办新式伊斯兰学校，聘请北平风华正茂的马松亭阿訇担此重任。1924年马松亭应聘到条件十分艰苦的济南穆家车门（西关）清真寺任教长，从此开始了创建伊斯兰新式学校———成达师范学校的生涯。

根据唐柯三的意见，成达师范学校定名取“成德达材”之寓意，校址就设在济南西关清真寺内，于1925年4月24日正式开学。学校采取六年一贯制的普通师范学校体制，设有伊斯兰经典和理论课程，同时教授数理化及社会科学以及教育专业知识。培养的目标是“三长制”，即清真寺教长（新型阿訇）、伊斯兰社会团体会长、回民学校的校长。唐柯三任校长，马松亭任总务主任，成立了十二人的董事会。由于唐柯三公务繁忙，无暇顾及，马松亭除忙于日常教学外，还要主持学校一切事务，实际上集校长、总务主任、教师、校工于一身，甚至连摇铃、下厨这样的杂活也要自己干。

虽然马松亭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教学中，然而，在济南当地招生的回民子弟文化程度较低，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学校校舍差、师资力量薄弱、办学经费少得可怜。成师创办不久，即因“五卅”惨案发生而被迫停办。马松亭不甘心这所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伊斯兰师范学校就此夭折，他心急如焚，四处奔波，经与唐柯三紧急磋商，向北平回族伊斯兰教界寻求支援，得到了以侯松泉为首的中国回教俱进会以及各寺坊的支持，又在回族官员马福祥的大力赞助下，1929年，成达师范学校由济南迁到文化古都北平，校址设在北平东四清真寺，成达师范学校重新获得了生机。学校实行面向全国招生，学生名额除在山东招收的原有第一班外，又续招增至三个班，学生人数达一百三十余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松亭断然拒绝日本侵略者的高薪收买，舍弃家小，化装出逃。1938年，将成达迁往广西桂林西外清真古寺，直至1941年国民政府接管学校，改名为“国立成达师范学校”。国民政府以唐柯三不经常在校为由，取消了其校长之职，代校长马松亭也离开了学校，应重庆穆斯林之邀，到重庆任十八梯清真寺教长。1944年秋，因桂林沦陷成达迁往重庆，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迁回北平。1949年10月，人民政府接管，与北平的西北中学、燕山中学、西北女中合并，成立了国立回民学院。

马松亭在十八年的艰苦岁月里，全身心投入到成达师范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在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多有建树，成绩斐然。

第一，沟通中阿伊斯兰文化交流，使中国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得到阿拉伯世界的瞩目和支持。1932年，马松亭以成达师范代校长之名，率该校毕业生张秉铎、马金鹏、金殿贵、王世明、韩宏魁等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埃及国王福瓦德应马松亭之请，同意派两名爱大教授到成达任教，并赠送给成达图书。1936年他第二次赴埃，联系继续向成达派教授、捐赠图书及再次接受中方留学生事宜。1938年，由成达师范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学生共同组成的由庞士谦阿訇率领的“法鲁克中国留埃学生团”五人赴埃学习。从1931年第一届到最后的第六届，从国内派去的留埃学生三十三人，只有三人留在国外，其余均回国，多数从事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教育工作及翻译工作，他们对沟通中阿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成为我国著名伊斯兰教长、学者、教授、翻译家，造就了我国伊斯兰文化的一代精英。马松亭在重庆还办起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拟开办伊斯兰经学院，经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沟通，促成了北大建立东方语言系阿语专业，并推荐马坚先生到北大担任该专业的教授，同时安排重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的毕业生入该校继续深造，使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阿语专业首届毕业生。

第二，成达师范建立的“福德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建立深得徐炳昶、顾颉刚两位学者的支持，成立了由著名学者蔡元培、陈垣、徐炳昶、顾颉刚等27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图书馆于1936年由回族各界人士筹款在东四清真寺内建起了两层楼房，图书是以1930年赵璞华先生捐赠的《万有文库》为基础，加上马松亭第一次访埃时埃及国王福瓦德和爱资哈尔大学捐赠的四百四十一部阿文经书。为纪念福瓦德国王赠书，图书馆定名为“福德图书馆”。通过马松亭阿訇两次访埃，埃及政府及各界捐赠了若干款项和图书，也收到国内各界赠与的图书和设备款，使福德图书馆得以充实。

第三，马松亭所领导的成达师范编译出版工作，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一，创办《月华》杂志。刊物从1929年11月创刊，到1949年1月，共出版75号（期），曾一度改名为《成师月刊》。虽然在二十年间，因种种原因时断时续，但从它的内容上看，有关伊斯兰教教义的译著、论文报道成达以及各地回民教育、宗教生活等方面的文章，为后人研究近代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史，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是在当时二十多种回族和伊斯兰教刊物中，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其二，引进阿拉伯文活字印刷。1933年以前，中国伊斯兰教经典印刷均采用木刻或石印，或汉文铅印。赵振武先生秉成父志，早就想把阿文变成活字印刷。1932年他随同马松亭阿訇访埃，挤出款项购买了三十多磅阿文活字，两人随身携带回国。次年，成达师范经过若干周折，请工人将阿文铅字鼓铸成功，从此中国才有了活字排版的阿拉伯文印刷书刊。

第四，马松亭坚持爱国、爱教、爱族的教育思想，他采取开放式的办学方式，即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接触社会，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在北平和桂林办学时，他利用自己与文化界的友好关系，有计划的聘请著名学者，如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白寿彝、徐炳昶、范长江、陶行知等人，来校作有关中阿文化交流史、交通史、伊斯兰教与人生以及时事等方面的学术报告。到重庆后，办起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聘请郭沫若、马寅初、老舍为研究班学员讲课，作报告，畅谈国内外形势。他支持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学生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学唱抗日歌曲，在《月华》刊物上发表抗日文章。为了战时形势需要，开展岩洞教育和抢救被敌机炸伤群众的活动。在他的领导下，组织学生成立“战教服务团”、“救护团”，受到当地穆斯林群众的称赞，学生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马松亭作为阿訇，他把弘扬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纵然他事务繁忙，但不忘作为一名阿訇的职责。在桂林，虽然社会活动很多，却时刻不忘“教门”上的事，他到城乡各地宣讲“卧尔兹”，并应广西大学之邀，给全校师生作了“回教与人生”的演讲。在他每次演讲中，都把弘扬伊斯兰精神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他在1938年成达第四期毕业生典礼上说，成师曾以培养“三长”为教育主旨，“这种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具有校长、会长技能的教长人才，这种人才能宣讲教义，去培养回民的宗教知识，再用宗教的教训去培植回民的爱国意识”。他还说“宗教是指示人类生活的一种大道，是维系社会的一种法规”。他得知桂林的一个偏远村庄，有一百多户人家是元代穆斯林诗人伯笃鲁丁的后裔，全村都姓白，因年代久远，大多数人丢失了伊斯兰教信仰。马松亭阿訇以一个伊玛目的虔诚态度尽职尽责，不辞劳苦，在数名学生陪同下，亲自到该村住了三天，召集群众座谈，深入各家劝化，宣讲伊斯兰教义，使该村的村民回归主道，又帮他们重建清真寺，请同是伯笃鲁丁后裔的白崇禧将军为寺题写了“兴教救国”四个大字。

马松亭阿訇每日晨礼后，坚持诵读《古兰经》，他的声音清朗，音调铿锵，委婉悦耳，犹如天籁之音，使听者不禁肃然。

他一生还有一个夙愿就是翻译《古兰经》。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他指导学生进行了集体翻译《古兰经》的大胆尝试，他鼓励学生不要畏惧，只要认认真真地去做就能做成。在清真古寺的后院，一棵大白果树下，他专门为学生建了几间竹屋，命名为“白果经堂”，和学生一起日夜辛劳地译经。在他离开桂林时，已完成初稿。但是这部珍贵的译稿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中被焚毁，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后来，马松亭客居香港期间，也曾聚集几位好友一起翻译《古兰经》，终因他回归大陆而中断。

抗战期间，马松亭参与了七十二名教授签名的“抗日宣言”。在桂林市应邀参加了周恩来举行的“第三方面人士座谈会”，积极响应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号召，周恩来称他为老朋友。在重庆时他拒绝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要他当行政院顾问的邀请，又拒绝了参选国大代表的提名。他说：“我是念经的人，是吃油香、接受‘索德格’（施舍）的人，做不来行政院的顾问，我不愿意离开本行。”

1948年之后，马松亭辗转于台湾、香港和埃及之间，继续寻求弘扬和研究伊斯兰教之路。1952年，周恩来总理通过达浦生阿訇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他欣然接受，立即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受聘为北京西单清真寺，也就是他青年时期所在的锦什坊街清真寺。同年，参加了以贺龙元帅为总团长的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1955年11月，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兼授《古兰经》及《古兰读法》等课程。

1956年，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正当他为新中国蒸蒸日上的伊斯兰教育事业感到无限欣慰之时，1957年，他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遭受了空前的迫害，蒙受了二十年的不白之冤。但是他仍达观地对待任何事物，既不怨天尤人，也不垂头丧气，他相信终有一天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正确处理。1979年他获得了彻底的平反。

1980年到1981年，先后在中国伊斯兰教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副会长，他还连续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届委员。并任北京穆斯林建设牛街基金会名誉会长和北京市伊斯兰教经学院名誉院长等职。著有《回教与人生》《古兰经要义》等。

1985年上海市某报刊因刊登了有辱伊斯兰教的文章，引起全国穆斯林民众的不满，奉中央之命，九十岁高龄的马松亭阿訇由沈遐西等人陪同，赴上海向穆斯林宣讲民族团结、国家安宁的利害关系，使事件很快得以平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接见了马松亭一行，高度赞扬他爱国爱教的行为。

马松亭阿訇于1992年1月16日归真，享年97岁。他是享誉中外的大阿訇，为了自己的祖国、母族和伊斯兰教的事业，殚精竭虑，矢志不渝，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奉献精神和高贵的品德使人敬仰，成为一代楷模。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