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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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注（1640～1711年），字文炳，号仲修，经名郁速馥，云南金齿（今云南保山）人，乳名凤，晚年号称指南老人。据传为至圣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十五世孙。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明清四大经学家之一，也是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著述不多，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是《清真指南》。

父名师孔，母亲吴氏。马注和他的哥哥马渥曾受业于当地名儒张虚白，接受儒家私塾教育，熟读儒家经典。马注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祖父非常怜爱他，可不久祖父也去世了，家道也随之衰落。母亲吴氏带着他和他的哥哥，靠耕织生活，生活十分艰辛。由于生于明清之际，马注少年时代，云南战乱频繁，但他始终坚持读书，从未辍学。在十六岁的时候，他中了秀才，并在当地小有名气。过了两年，他在南明永历的朝廷上做了一个锦衣侍御的小官，其间其母不幸去世。不久，清军攻入云南，推翻南明政权，但马注没有投降，永历帝逃到缅甸，他也没有跟着去，而是“辟隐教读，笔耕自膳”，钻研儒学和佛学，从而结束了短暂的为官生涯。这时，他著有《樗樵录》一书，可惜没能留传下来。

康熙四年（l665年），马注到达武定（云南境内），仍以教书为业，在那里他结交滇中名士何星文为友。在何星文的指点下，他的文章和学问都有长进，教授的弟子也越来越多。此间，他还阅读了很多的佛道书籍，但对其理论却不以为然。在武定期间他著有《经权》二集，主要讲修齐治平、经时济用思想，并以此传授弟子。在此期间，他才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研读伊斯兰教经典。

康熙八年（1669年），他看到吴三桂在云南的各种活动，预料云南将大乱，就离开云南，取道贵州，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最后到达北京。京城的宗人府掌印亲王把他请到府中谈论兵法及天文，亲王很赞同他提出的观点，把他留在府中，待为上宾。可对于仕途，马注没有任何兴趣。他专心于教学与写作，不问政事，教授的弟子与日俱增。

在北京期间，马注接触到穆斯林各界知名人士，并与这些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这些经师的影响下，他对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的兴趣愈发浓厚起来。随着对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学习的深入，马注逐步地意识到自己应该为弘扬伊斯兰文化而奋斗，并思考自己如何以一己之微，以解伊斯兰教式微局面，摆脱回族当时受歧视、受压迫的处境。王岱舆“以儒诠经”的成功经验给他很大的启发。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清，西南大乱，当时曾有人想委任他在讨吴的清军中作参谋的副手，他当即婉言谢绝。此时，他已经开始研究伊斯兰教经典，着意于译著《清真指南》。

马注也希望通过献书，请康熙皇帝御览，以增加其对伊斯兰教的好感，进而达到“阐扬正教”的目的，并改变回族的不利处境。他一生曾多次试图献书，但均告失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书《请褒表》，希望康熙帝能按照封孔子的旧例，比照宋、元、明历朝对其祖上穆罕默德、赛典赤进行褒扬，这一愿望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元旦，历经十年，马注完成了集其心血与智慧于一体的专著———《清真指南》一书的主要部分。作者采用问答、推理、论述等方式，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面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教法要旨。此书虽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可作者马注对于儒家文化的态度却不同于一般儒士，对于儒家文化他既有认同、借用的地方，也有批判的地方。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西南战事已经平息。同年九月，马注带着妻儿回云南。可马注并不急于直接回家，他离开北京，先取道山东，到了江苏、浙江，过了安徽、湖北，又北入河南，绕道陕西，南下四川，1687年冬，他返回云南，结束了他二十年的飘零生活。

马注在回家途中就花去了数年的时间。期间，他游历各大清真寺，结交了李延龄、王兴文、马廷瑞、古之瓒、皇甫经、舍起云、刘三杰、袁汝琦、马之骐、郑之璧、郑士昌、蔡鹤鸣和保天佐等穆斯林经师、名人，与他们谈经论道，并拿着《清真指南》随时向人请教、校订。刘三杰、马之骐及古之瓒等人对《清真指南》进行了认真的阅读，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山东的马延龄，南京的马之骐、刘三杰、袁汝琦，湖南的皇甫经，广陵的古之瓒，陕西的舍起云等人，见到《清真指南》一书后，纷纷咏诗相赠。在西安，马注带领全家拜谒了咸阳王陵。在途中他也进行了短暂的教学活动。

马注回到云南后，组织本族修谱，同时，他继续《清真指南》的增补工作，又持续了十来年，终于定稿。《清真指南》共有十卷。卷一不是书的正文，主要是序说。卷二到卷八为主要内容，其对天人性命之学、穆斯林修身之道以及对当时穆斯林社会的具体问题进行解答。卷九、卷十主要是附录。《清真指南》自有了初稿，到最后的定稿，前后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这耗费了马注大部分精力。它是马注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自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以来，系统且全面地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及理论的汉文著作，影响广泛。

马注回乡后，并未在家乡留居，而是往来于云南回族聚居区，在这往来之间他把自己的《清真指南》送给云南各地的穆斯林，《清真指南》开始在云南流传。他仍开学招收弟子，而对弟子授教主要在清真寺里进行。他以圣裔的身份以及其丰富的伊斯兰教知识、阿文、波斯文知识，得到各地穆斯林的认同。他也一直非常关心昆明褒奖赛典赤功绩的几处建筑的重建工作，积极奔走于昆明、永昌之间，终于将其重建。马注回滇以后，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云南武定府发生宣传“新教”事件，马注才再次出面，处理此事。晚年，他在宣传教义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的一生，最后“坐困家愁”，忧郁辞世。

马注一生始终致力于阐扬、维护伊斯兰教，几次试图为康熙皇帝讲解伊斯兰教，并以《清真指南》一书来阐发伊斯兰教要义。马注对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存在的“道义相同”的思想，流露出一种迫切希望伊斯兰教在中国能够得到主流文化认同的感情。他的这种努力虽然没有在当时达到预期的目的，却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并为伊斯兰教在回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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