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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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耀卿（681—743），唐玄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尚书左丞相、尚书左仆射。字焕之，绛州稷山（今山西稷山）人。从小聪明，幼年时中童子举。通晓书史，任秘书省正字。睿宗时，拜国子主簿。玄宗开元初，迁长安令。开元十三年（725），转济州刺史、宣州刺史、冀州刺史。为政宽严相济，省刑减赋，百姓歌之颂之。济州刺史任内，玄宗封泰山路过境内，他上书数千言规谏，劝勿劳民伤财，玄宗称他为良吏。将“人或重扰，则不足以告成”当作座右铭。因有善政，入为户部侍郎。开元二十年，拜京兆尹。次年拜相，擢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使。开元二十三年，迁侍中。翌年，拜尚书左丞相，封赵城侯。天宝元年（742），改授尚书右仆射，旋迁尚书左仆射。天宝二年卒，谥曰“文献”。为相期间，曾主持改善运河运粮方法，在河口建运输场，于三门峡东西各造一仓，凿山开路以避三门之险，使江淮粮食先运到东仓，再陆运十多里转至西仓，然后通过黄河水运到太原仓，转入渭水到关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

裴耀卿其父裴守真担任过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裴耀卿天赋极高，聪明敏捷，年龄很小就能提笔为文，得中童子举后即担任了秘书省正字，又在相王李旦府内任过典签。相王对他十分重视，裴耀卿常与其他几位有才之士在府中轮换值班，以备相王随时顾问，王府上下都称他们为“学直”。睿宗即位以后，他又被拜为国子主簿。开元初年出任长安令，历任济州刺史、京兆尹等职。开元二十一年（733），被拜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又充任江淮、河南转运使。在他一生的仕途生涯中，他既关心政治大计，又注重经济、财赋方面的工作，在建筑仓廪、治理河渠、改革漕运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开元二十年（732），信安王李祎在击溃契丹主力以后，另一奚族首领李诗琐高率部归附。玄宗遂命裴耀卿携带20万匹绢帛分赐奚族立有功劳的官员。裴耀卿受命后没有贸然前往，他认为边塞未靖，见利忘义、贪婪凶残之徒会趁机劫夺，因此，必须进行严密的防备。他派人先与奚族首领约好赐帛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将20万匹绢帛分成几路快速运抵事先约好地点，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赐物的使命。后来突厥、室韦的部分部落果然发兵占据了一些交通要道，准备截留朝廷的赐帛，但为时已晚，此时的裴耀卿已经回朝复命了。

开元二十二年（734），由于裴耀卿改革了粟帛的调运制度，节约运输费用高达30万缗之多。有人认为这是献钱取宠邀功的好机会，就劝裴耀卿将这30万缗全部贡献给唐玄宗。裴耀卿却说：“这是用国家的财物以求私宠，这怎么可以呢！”最后，他奏明玄宗，将此钱作为国家的市籴钱来使用。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玄宗当时住在东都洛阳，他原来曾颁发过诏命，通报说车驾将于次年二月二日由东部启程返回京师。可是在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打算即刻返西京。当他征询宰相的意见时，裴耀卿等表示反对，理由就是农收未毕，启程势必影响沿路州县的农业生产。

裴耀卿劝玄宗缓期返西京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在以后发生的一桩罪案中，他终于说服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开元二十四年，刺史杨犯了贪赃罪，按法当死，玄宗却赦免了他的死罪，但又下诏命令有司杖责杨六十以后，流放到古州。裴耀卿为此上了一份长篇幅的谏章，他认为刺史、县令与一般胥吏不同，是一方之长，人称父母官，他们如犯罪当死即杀，但却不宜使之裸躬受笞刑，遭此逼辱；杖刑只能施之于徒隶，却不应当施之于士子。他这种维护士大夫体面的建议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

裴耀卿一方面从总体上维持着士大夫阶层的尊严，一方面又对那些虚骄矜夸的官员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开元二十八年（740），盖嘉运因军功被授予河西、陇右节度使，并让他经略吐蕃。盖嘉运承恩恃宠，日夜饮宴，流连京师，没有及时赴任。裴耀卿为此专门密奏玄宗，指出盖有骄敌之色，却很少有爱人忧国之心，他恋于酒宴，置边关将士于不顾，裴耀卿认为，这种将帅弄不好将会丧师误国。他建议玄宗，要么撤换盖嘉运，要么速遣他赴任，以整军安边。玄宗见表催促盖嘉运离京。结果不幸而被裴耀卿所言中，盖嘉运后来果然无功而还。

开元初年，裴耀卿正在长安令任上。当时长安实行一种扰民的配户和市弊政。按规定，政府于每年春季将库钱按户等高下货给民户，及至夏秋收获以后迫令农民以绢偿还，利用钱绢的折算剥夺百姓。因此，实际上这是官府以预购为名掠夺民财的变相赋税，长安百姓深以为害。裴耀卿到职后立即着手整顿，他先将国家所需绢帛之数分到豪门富户和坐商之家，然后再分别贷给官钱，夏秋后必须按时上交绢帛。这样以来，公家则不亏绢帛之需，百姓也减少了和市的盘夺，所以公私都感到便利。这是裴耀卿调任后长安百姓思念他的重要原因。

开元十三年（725），裴耀卿升为济州刺史，该州地广人稀，当年正巧玄宗东巡时路经此地。为了既保证天子的供应，又保证不过份扰民，裴耀卿亲自计划条理，差役物资负担分配比较均平。玄宗此次巡幸所经十几个州，对济州的组织最为满意。在这个过程中，裴耀卿曾给玄宗上书数百言，其中尽是些规谏之辞。玄宗告诉随行的宰相张说，他将裴耀卿上书中的部分内容写在座位旁边，用以劝戒周围的人，并称裴耀卿是真正的“良吏”。

在开元时期，假钱充斥市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唐朝曾有过禁止私自铸钱的命令。开元二十二年（734），颇有见识的张九龄却主张开放铸钱禁令。裴耀卿立即予以驳斥，他认为此禁一开，不仅会有相当多的人弃农从事铸钱的投机活动，也会使市场更加混乱。在他与其他大臣的坚持下，禁止铸钱的命令没有被废止。

裴耀卿在担任宣州（今安徽宣城）刺史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河堤遭到破坏。大水过后，各州也不敢进行河堤的复修工作，理由之一就是大灾之年不能擅自兴役。对这种不切实际的古板态度，裴耀卿不能同意。他认为其他州墨守这些旧规，不是至公的表现。于是他亲自组织了修复河堤的救灾工作，在这项工作尚未完成的时候，朝廷颁下调他到其他地方任职的诏令。裴耀卿担心修堤之功半途而废，就没有公布朝廷的调令。此后，他加强了督促与检查，大大地推动了工程的进展。直到修复河堤工作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公开了朝廷的命令，然后离开了济州。济州百姓专门立起碑坊，以纪念裴耀卿在职期间的业绩和功德。

开元二十一年秋天，关中地区发生严重的水灾，京畿一带粮价飞涨，不仅普通平民之家出现可怕的粮荒，就是封建朝廷也陷于粮食供应困难的境地。为此，唐玄宗决定以巡幸的名义，再次率部分朝臣亲贵就食东都洛阳。行前，他召见已出任京兆尹的裴耀卿，询问从根本上解决关中经常出现的粮荒和抚恤灾民的办法。裴耀卿当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关中粟帛供应困难的原因主要有四：其一，关中地盘不大，本地产粮不多，所需主要靠外地调运，一遇水旱，即出现粮荒。其二，朝廷用度日广，供应困难；贞观、永徽期间，每年由外地漕运至京师的粮米不过20万石，但因当时的官吏数量较少，所以除保证正常供应外，尚略有剩余，现在机构日增，人员渐多，用度益广，数倍于往昔的漕粮也不敷支用。其三，漕路困难不畅；原来京师所需大部分仰仗江淮地区，江淮赋粮进京一般由长江入淮河，由淮河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黄河，然后再经水路、陆路转至京师，但诸水尤其是黄河水位涨落不时，所以运船经常受阻；其四，漕运粮米所需运资昂贵；正常年份，每年忙于漕粮的民夫多达400万人，当时就有“用斗钱运斗米”的说法。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裴耀卿根据以上具体情况，向玄宗建议，在黄河沿岸采点设置粮仓，疏通部分漕渠，凿开三峡入关的车道，实行逐段转运，最后运抵京师。玄宗立即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擢他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又任命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主持江淮漕运的改革。裴耀卿实施了自己原来提出的改革方案后，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三年之中，运至关中的粮米竟达700万斛，光节省的运费就有30万缗。裴耀卿的方案与实践，保证了关中的供应，这件事在他一生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天宝元年（742），裴耀卿又先后担任过尚书左、右仆射，天宝二年去世，终年63岁，追赠太子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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