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行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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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行简（1156年—1241年），南宋理宗时左丞相。字寿朋，婺州东阳（今属浙江）人。学于吕祖谦之门绍熙四年（1193）登进士第。历官知通州（治今四川达县）、秘书郎、淮西转运判官、知嘉兴府、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迁宗正少卿、秘书监、权工部侍郎。理宗即位，疏论朝政得失，多所言中。升吏部侍郎、权礼部尚书、权刑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绍定六年（1233），除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端平元年（1234），朝廷欲乘金亡之际收复三京，上疏以纪纲废弛，号令不行，将兵不足，财用不丰，粮草不继，民心未结，反对北进。二年，为右丞相。三年，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嘉熙三年（1239），拜平章军国重事，封肃国公。每以上游重地为念，请建节度安抚使，提兵戍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四年，加少师、保宁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封鲁国公。卒，赠太师，谥号“文惠”。历练老成，识量弘远，居官无所不言。好荐士，多至显达。著有《周礼总说》、《孔山文集》。

乔行简是一个挺有个性的人。其最大特点就是敢言、善言。他疏论朝政得失，所言多中。从行简的身上，我们似乎能清楚地看到南宋言官的身影和中国士大夫独有的清议风范。

绍熙四年（1193）乔行简考取进士。此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在地方和中央交替任职。曾任通州知州、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官等职，长期的地方任职使他较多地了解了地方和广大百姓的疾苦，明了南宋政治的内幕，这为他后来出任中央高职，做出一番事业，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年已57岁的宁宗赵扩因病去世，权臣史弥远密不发丧，假诏立宗室之子赵贵诚（即位后改名赵昀）为帝，是为理宗，而自己继续独掌大权。理宗的即位为乔行简的高升和出掌大权提供了机会。

理宗史称“理学皇帝”，他非常偏爱理学，不仅请人为他讲解程朱理学，还特地赠给朱熹太师的官衔，褒扬朱熹的《四书》，经常与大臣们谈理论经。乔行简从小即从另一著名理学家吕祖谦学理，对朱熹的各种著作也有较多的研究和理解。这使他能较为容易地接近沉缅于理学的理宗皇帝。

理宗即位之初，权臣史弥远和后宫杨太后共同掌权，但理宗并不想完全受史弥远和杨太后的摆布，力图尽早地摆脱史弥远和杨太后的控制，独掌大权。因此，即位之初，理宗就发出求贤、求言二道诏书，让文武百官发表自己对时政的看法，时任宗正少卿、秘书监兼暂署工部侍郎的乔行简应诏上书，指出：“求贤求言二道诏颁布以后，若皇上真能坚守原意，深求实效，付诸实施，那么国家就会人才振兴，国本巩固，国威张扬，奸臣匿迹。然而，臣观察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好像不是这样的。大小官员，从侍从到郎官，从监司到郡守，有多少是贤德之人？现在他们推荐的贤能才识之士又有多少呢？对这些人，陛下您大概也曾从中选取一二个，择优录用他们吧。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官员奏疏言事，有的直言不讳，有的曲折委婉，有的切中要害，有的泛泛而谈，无所不包。陛下也曾选用一二付诸执行并对上言者予以褒扬、奖赏，但天下的百姓却始终认为陛下的作为仅是一纸空文，走走形式而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大概是由于陛下召见的人，不是长久没有做官的愿望，决不肯来之人，就是年事已高，决不肯来之人吧。那些具有高风亮节、刚正不阿、廉洁正直、遇事不慌的人，大小官员们虽然谈论和推荐的很多，但皇上却一直未把他们笼络过来加以重用，那些施行和予以褒奖的建议，往往都是些支离破碎、细枝末节，无关国家治乱的小事和粗述古今、阿谀奉承、不至于抵触圣意、无关国家痛痒的议论，皇帝您把它们选过来加以施行，以表示我能听取不同意见。当然其中也不乏深忧远识、高出众人见解的奏章，忠言直谏、有补圣德的大计，但我们却从未听说被采纳过并将其实行罢了。”“自陛下登基以来，文武百官中的才能卓越之士，将帅之臣，有的因他人弹劾而离职，有的因自己申请而回归故里。这些人有的因忠于职守名闻遐迩，有的因能言善辩而出类拔萃。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获罪的理由，只是看见他们置散投闲，上台快，倒台也快，甚至废罢降职，削夺流窜，因此都认为陛下您疏远善士，厌恶直言。离职者遂以此而名重一时，而朝廷却因此招致诽谤。因此，我私下里认为，贤路应当广阔而不应狭窄，言路应当开放而不应当堵塞，治乱安危，莫不由此。”理宗非常赞赏他的直言和他的分析，当即把他提升为侍读、国子监祭酒兼吏部侍郎，让他随侍在自己身边，随时进行咨询和商讨一些重要事情。不久就拜他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付以军国大事。

南宋偏安江南后，北方一些有强烈民族心的人不断揭竿而起，率众起来进行抗金斗争，他们大都和南宋朝廷联系，以之为后援，有的还南归南宋，直接成为南宋小朝廷辖下的军队。但南宋朝廷对这些人并不完全信任，而是予以排斥。李全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的首领。

李全，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长于骑射，善使铁枪，时人号为“李铁枪”。金末，他参加了杨安儿率领的山东起义军，后成为这支起义军的首领。他和宋军联合，曾攻破海州，数破金兵，被宋朝廷封为武翼大夫、京东副总管。嘉定十四年（1221），他被封为承宣使，率军进驻淮东。史弥远假诏立理宗为帝，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当时就有湖北人潘王、潘甫、潘丙等人派人与李全联络，想共同反对理宗，重新拥立宁宗在位时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但由于准备不充分，很快就失败了，诸潘被杀，李全在消灭了受史弥远之命阴谋暗杀他的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后，率部返回自己的老家山东根据地，因遭蒙古军包围，在青州战败投降。但宝应三年（1227），李全趁蒙金交战之机又率兵南返，蒙理宗君臣允准，驻扎于楚州（今江苏淮安），但仍得不到南宋君臣的谅解，不时遭到周围官吏和军队的诬骂和围攻，李全忍无可忍，也不时起兵反抗。

对于李全，乔行简站在理学家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不但不从统治阶级的内部找原因，与其合作共抗外侮，反而对李全及其起义军大肆诬蔑，恶毒地认为应该派大兵将其剿灭。他说：李全围攻泰州，但剿除他的官兵直到今天也拿他没办法。此“贼”（指李全———引者）相貌并不出众，也没有长远的打算和出众的谋略，只是靠剽悍勇敢、粗鲁野蛮，才长期在其徒众中称雄称霸罢了。况且该“贼”守泗州的西城时丢西城，守下坯（今属江苏）时失下坯，守青社时又失青社，又曾投降蒙古，这是典型的败军之将。10年之内，李全从一位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升至三孤（即少师、少傅、少保，此处借指高位———引者）之位，功劳微薄，获取的酬报却十分优厚，现在又忘恩负义，肆行背叛，这是天人共愤之人，必须坚决剿除他。根据当时的形势，乔行简认为，“山阳民少财枯，不是叛逆久留之地，他们（指李全及其所部———引者）将会迅速制定转移计划。扬州城坚势壮，足以控制两淮局面。叛逆们未必没有占领扬州的企图，一旦扬州被他们攻占，那么淮东就不保了，应该提前考虑这一问题。”他建议加强扬州的防御，同时在海州驻重兵，既保卫吴越重地，又阻碍南北交通，堵住李全军北撤的道路。乔行简的这一计策为理宗和权臣史弥远所采纳。

绍定三年（1230），李全果然率兵围攻扬州，由于南宋朝廷根据乔行简的建议做了强有力的布置，李全的计划未能如愿，他的部队被击败，李全本人被杀。乔行简以他的深谋远虑，用李全及其义军的鲜血和头颅铺平了加官晋爵的道路。正是在李全败亡不久，乔行简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

在这前后，乔行简还以他特有的精明干练和办事迅速扑灭了皇帝禁军的叛乱，避免了一场大的动乱和损失：理宗即位之初，皇宫禁军———殿司军兵力混杂，数量庞大，且多为老弱病残和街头流痞，士容不整，战斗力较差，理宗决定自己先行检阅，然后裁减其中的老弱病残和油滑流痞之士，专留勤劳朴实者，以提高战斗力。后来，理宗因事检阅未能如期执行，但裁减殿司军的工作却按原计划进行了。由于裁减前没有很好地进行思想动员，各将领彼此敌视，都想尽力保存自己的实力，大多数士兵也不愿放弃这一俸高而优闲的职业，很多将士对裁减工作不理解，联合起来向朝廷请愿，要求废除裁减令。理宗皇帝为树国威，废黜了殿司军的元帅，罢免了几位主要的都司官，任命新的将帅。但这并没能消除紧张局势，相反却加剧了士兵们的不满和愤怨，一些人密谋发动叛乱，刺杀理宗和文武群僚。行简听到这一情况后，立即部置，果断处理，最终消除了叛乱的隐患，避免了一场大的骚乱和损失。

绍定六年（1233）八月，蒙古使者到达襄阳，要求南宋出兵，共同攻打金兵仍在固守的蔡州，灭亡早已苟延残喘的金朝。时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的乔行简认识到蒙古灭金后可能会继续南下灭宋，宋蒙结盟灭金有可能会重蹈当年宋金结盟灭辽的覆辙，但灭掉金朝，洗雪国耻的念头占据了他和众多朝臣的头脑，感情代替了理智，他同意了理宗的计划和想法。十月，根据蒙宋协议，乔行简命孟珙、江海率军两万，携米30万石，前去支援围攻蔡州的蒙军，几个月后，城中粮草断绝，孟珙率宋军首先攻入蔡州城，守在城中的金朝最后一个皇帝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宋朝君臣高兴万分，认为终于洗雪了靖康之耻，为此大肆封赏群众，并改年号为端平。权臣史弥远已于绍定六年的十月去世，理宗任命乔行简为右丞相。

蔡州之战使理宗等人忘乎所以起来，朝臣们也失去了清醒，一直反对联蒙灭金的大臣赵范与其弟赵葵趁机提出乘蒙古兵主力撤退之机，出兵收复三京（指北宋时的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府），占据黄河和潼关，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绝无成功可能的计划，理宗和左丞相郑清之却信以为真，立命赵范移帅府于黄州（今湖北黄冈），准备出兵。乔行简当时正告假在家休息，听说朝廷要北伐，急急上书理宗说：“臣子并不担忧今日师出无功，而是担忧实力不继，有功而不可继，就更让人担忧了。自古以来的君主都是先治理国内，后经略国外。现在陛下看一看，今日的内政已达极致了吗？还是未达极致呢？陛下亲政前，国内的弊端有多少？现在亲政后，又改了多少？国内尚且有令不行，又怎能够威行国外？这是臣子担忧的第一点。自古以来的帝王要动用他的人民，一定要取得他们的拥护。可是几十年来，百姓不知有所谓效忠国家的大义，再加上州县官吏的盘剥，势家的兼并，民怨沸腾，恐怕会趁陛下在北方用兵之机，在南方骚动。这是臣子担忧的第二点。历来的君主图谋进取，定要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才能进兵。现在陛下将无独当一面之将，士兵多是新近降附之兵，无将无兵，怎能轻言出征？而且出兵千里之外，粮运难继，那时，就会进退不能。即使孙子、吴起做谋主，韩信、彭越做元帅，恐怕也将一筹莫展。这是臣子担忧的第三点。三点之外，臣不多言，陛下还是早定主意，平息众人的议论。”但理宗早已被展现在面前的收复三京的幻景所迷惑，不愿再与臣下费口舌了。六月，他下令庐州知州全子才和赵葵分路率兵，直指三京。

不到两个月，宋军乘虚占据了汴京和洛阳，满朝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宋朝搞的是军事投机，事先并无认真准备。前锋到达洛阳的第二天，士兵的粮袋就空了，只能以野菜充饥。后续部队又在洛阳途中中了蒙军埋伏，遭致惨败。八月，蒙军进抵洛阳城下，宋军坚守几天即粮食告罄，不得已撤兵南归，汴京一路也以失败告终。

宋军收复三京的行动失败的消息传到京都临安（今浙江杭州），这时已回到朝中的乔行简提醒皇上，现在应当更加注意加强战备，以防蒙军攻我。果然，蒙古大汗窝阔台以南宋不守信义为名于端平二年（1235）六月分道出兵，大举侵宋。七月，因主帅赵范对将领厚此薄彼，军中发生内讧，原金朝降将李伯渊等人领兵纵火，以城降蒙。襄阳是南宋西北边陲重镇，人口繁盛，城高池深，它的失守使襄汉一带的防线动摇，朝野上下均大为震动，激愤之下，又有人提议出兵北伐。乔行简根据当时形势，一面下令宋军尽快收复襄阳，一面向理宗上奏，指出“现在国内外的事势可忧而不可依恃者有七，现在出兵，实非其时”，坚决反对出兵北伐。在乔行简和诸大臣的反对下，理宗没有出兵北伐，避免了一次更大的军事冒险。

蒙军狂飙猛进，宋军屡败，宋军前线全面危急，理宗下诏罪己，但无济于事。到端平三年，蒙军连陷随州、郢州、荆门军和枣阳军、德安府，又陷江陵府。九月份，理宗罢免左丞相郑清之、右丞相乔行简，企图以此来平息朝廷内外的不满。这时行简已届老年，多年的朝中生活也使他心疲体倦，极想回家过一段安宁生活，于是他辞别朝堂，回到了家乡。

但这时的理宗朝廷实在找不出能担此大任的人来，因此，乔行简回家不到一月，又被理宗召回朝中，委以左丞相的重任。行简此次回京后，比以前更为勤谨，他推荐史嵩之为淮西制置使，统一指挥淮西一带的军事。他上奏理宗，请求把边防、财物等权限分别委以3人执政，使其职责分明，便于管理。到嘉熙三年（1239），宋将孟珙、杜杲相继击败了襄汉、两淮一带的蒙军，稳定了战局，而在上游四川，蒙军却数次攻入，烧杀掳掠。乔行简便上奏理宗，在四川设立节度宣抚使，派兵专门守卫夔州（今四川奉节），以防蒙军经四川越三峡长驱直下。这一措施是非常有利和及时的。

嘉熙三年，理宗又任命乔行简为平章军国重事，这时他已八十，年老体衰，已不能像以前那样思维灵敏，应对及时，故遇事模棱两可，无好无恶，被人称为“伴食宰相”。行简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多次提出告老还乡，曾一连上书18次，请求致仕，但均未得到理宗的同意。嘉熙四年（1240），行简又被加封少师、保宁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封鲁国公。淳祐元年（1241），乔行简死于家中，终年86岁。理宗对他的去世非常悲痛，特旨国礼厚葬，赠太师，谥曰“文惠”。

行简一生，深知百姓疾苦，历练老成，胆识弘远，有丰富的军政治事之能。以其才干，原本可以为朝廷、百姓做出一番事业，但生不逢时，只能勉强协助理宗维持偏安的局面，疲于奔命。行简虽居高位，但仍手不释卷，每日不忘勤读，一生留下的著作有《周礼总说》、《孔山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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