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原名培国。湖南湘阴（今汩罗）人，1904年4月30日生于一个贫苦教师家庭。幼年在本乡小学读书，1915年至1920年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小部、长沙长郡中学学习。

中学时代他就积极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1920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春去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其他中国代表一起，受到了列宁的接见。1924年秋他从苏联回国后，担任青年团上海地区的领导工作，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教俄文。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列宁主义的要义》、《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与青年》等文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1925年1月，他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长，次年任团中央代理总书记，出席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月，主持召开共青团“四大”，并向大会作报告，提出共青团当前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农青年发展农村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自卫武装，促进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工农利益而奋斗。会上，他继续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团中央书记。6月23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他强烈要求陈独秀向党内公布共产国际的指示，並宣读了团中央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意见书，遭到陈独秀的蛮横拒绝。

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坚决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积极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批判了团内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两种错误，使得共青团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能够继续在党的领导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战斗作用。1928年，他转入中共中央工作，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同年7月，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0月去安徽工作时，在南陵县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在狱中顶住了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与敌巧妙周旋。1929年3月经营救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同年9月在上海再次被捕，经营救于年底获释。次年春，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3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11月，协助毛泽东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次年又亲自主持召开湘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作《目前党组织的中心工作》的报告，提出并制定了改造和健全支部组织工作的具体措施，对基层支部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和加强党的领导，起了一定的作用。1933年5月，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和王震、肖克等一起，率领红军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剿”，坚持湘赣边区的斗争。同年11月，他主持召开中共湘赣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纠正了肃反和土改中的某些“左”倾错误，保护了一批受迫害的好同志。1934年7月，任中共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8月，为了给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路线，率部作为先遣队突围西征，历尽艰辛，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于10月在贵州的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红三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会合后，红二、六军团组成总指挥部，他任政治委员。此后与贺龙等统一指挥两个军团，开展了强大的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并辗转于湘、鄂、川、黔边界打击敌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红军；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他任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35年，11月，二、六军团奉命突围长征，北上抗日，于1936年7月初在西康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奉命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第二方面军，他任政治委员，与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同年10月，率部到达甘肃静宁区地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后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参与指挥山城堡战斗，歼敌3个旅，取得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一战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0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与朱德等一起率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对太行地区的九路围攻。1938年春，他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后，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的工作，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在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各国党代表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红军的长征、遵义会议的成就、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确立，以及中共中央的总路线、基本方针政策等，使共产国际一些主要负责人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对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国党的领袖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3月回延安后。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整顿和健全中央机构、研究制定各项制度、政策，以及克服自由散漫、本位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实行过不少改革。1943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毛泽东领导和组织了延安的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他在负责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过程中，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为全党的团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他是大会秘书长，为使会议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这次大会和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9月，在任弼时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提议，”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试办工作。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任弼时留在陕北，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并参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转战陕北期间，他还兼任中央直属支队司令员，担负着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任。此间，他受中共中央委托，用很大的精力，认真研究和深入调查了土地改革问题，1948年1月12日，代表中共中央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批判了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对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并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任弼时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领导和推动青年团的创建工作。3月，他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前后，他带病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全国妇女代表会议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4月，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抱病宣读了政治报告、阐明了青年团的性质和工作方针。会议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并推选他为名誉主席。同年11月，中共中央送他前往苏联疗养，次年4月回到北京后，又忍着巨大的病痛，忘我地工作。在他逝世前夜，还关心着抗美援朝的问题，考虑和计划召开工、青、妇工作会议与整顿、解决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

1950年10月27日，他终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