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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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1880年1月20日—1934年11月13日），名家修。原籍江苏江岑。1880年1月2日出身于上海青浦县商人家庭。1899年，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受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毅然放弃科举道路，转而研究日文和理化等近代科学。

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上海教育界。先后在育才中字、兵工学院、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校任教。

1904年，在上海创办了女子蚕桑学校，并在广方言馆任理化教师兼教生理学，还兼任上海《时报》主笔。由于他塾心倡学，谈吐请雅，做事精干，逐渐受到上海商学界重视，而成为上海学界名人之一。1907年，积极参与江浙两省的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被推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在上海与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一度主持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淞江盐务局工作。

1913年、与张謇等共同购进《申报》，任总经理。由此开始对新闻报道业产生浓厚兴趣。他认为，一国之兴、文化实为基础，而促进文化，尤以新闻为前驱。从此，便将一生主要精力致力于经营报业。

史量才在接办《申报》以后，在报纸的生产、经营及内容上着手进行改革。他主张报业要走企业化、现代化的通路。极力倡导采用新技术，立即从美国引进新式印刷设备。在报纸的内容上，他强调报道要翔实，形式要活泼生动。虽说，办报的政治立场趋于保守，但始终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对时政也有所批评，因而《申报》的影响日益扩大，销路日增，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之一。

1921年，史量才与南洋侨商创办中南银行后，购进《时事新报》和《新闻报》的大部分股分，成为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政治态度日益走向进步。在10月5日的《申报》上，以《一致对外，究待何时？》为题发表评论，提出“惟抗日乃能救国，惟一致攘外乃能救国”，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猛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停止训政，实行宪政”。《申报》在他的主持指导下，也开始改变了过去应付蒋介石，很少评论国事的保守态度，发表不少评论文章。由批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展到抨击国民党军事“剿共”的独裁政策。1932年6月底，南京中央大学发生学潮，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申报》冲破阻力，对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予以极大的支持，如实报道了学潮发生的原因及真相，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文章尖锐指出：“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

上海“一二·八”抗战期间，史量才积极奔走，呼吁抗日，带头组织民众团体，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斗争。因此，先后被上海人民推举为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在维持会开会时，他经常发表演说，谴责日寇罪行，倡导各界奋起抗日。并表示：“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作亡国奴，死后不作亡国鬼耳！”还常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自勉”，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地忙于上海市地方维持会的工作。他主张“尽力捐募、供应军需”。并带头捐献巨款，支援十九路军和救济难民；还具体负责筹办伤兵医院，主持中国红十字会伤兵医院工作。充分表现了抗日爱国热忱。

1932年，史量才对《申报》再次改革。增设一些社会服务机构，重新开辟新栏目，以满足广大进步青年之需要。为保证办报质量，扩大政治影响，他还聘请了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主持《申报》设计部；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企业补习学校，并经常刊登鲁迅、茅盾、巴金、陶行之等人的文章和作品，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使《申报》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同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锋芒直指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因而，对这个抗日爱国团体，上海各新闻界一般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以免惹事生非。然而，史量才则不顾国民党的威胁，给予极大的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在史量才的授意下，《申报》陆续发表了“同盟”的代电、消息报道，从而扩大了“同盟”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此外，他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出席“同盟”的记者招待会，并发表演说，坚决响应宋庆龄关于“新闻界同人与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并肩站在一起”的号召。

1933年春，上海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官扣发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史量才当即责问道：“时止今日，你们还要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象中国人吗？”，表现出了坚定的爱国立场。

史量才与进步人士的往来及《申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与抨击，引起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严重不安和仇恨，1934年11月13日蒋介石派遣特务将史量才暗杀于浙江海宁县翁家埠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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