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醉六

0

石醉六(1880年3月28日-1948年6月15日)，又名石陶钧，号玉峰、醉公，1880年3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和安乡（今新邵县潭府乡大树村）洪福桥弯坝里石家新院子。其父石静庵以塾师为业，1885年冬，石醉六随父就读，勤奋向学，曾在邵阳参加的秀才考试中得第一保，为湖南学政江建霞所器重，送长沙校经书院学习。先后与蔡锷、黄兴同学和共事20多年，是蔡锷和黄兴极为倚重的得力助手，也是爱国的仁人志士。曾任《湘学日报》总纂、广西讲武学堂学生队队长、湖北都督府军事顾问、汉阳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湖南都督府军事厅参谋长、湖南省政府代表，长沙市政厅厅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党代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校长（授官陆军中将）、云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等职。

与蔡锷的情谊

1895年，石醉六与蔡锷同投师江建霞门下攻读，“醉六天资既敏，志趣尤奇。尝见其行笥中日记，推许其乡先达江忠烈之为人，甚能得其深至之处。故因材以教，颇有所成。”（我国著名学者叶德辉语）1898年，石醉六经徐仁铸介绍与蔡锷等同入长沙时务学堂，同为梁启超弟子。1901年，石醉六返乡办家塾。1902年10月，石醉六赴长沙应试落第，适逢省府议派学生留学，石以“秋闱落第文卷中之佳者”入选。1903年2月，石醉六抱着一个“使中国民族兵工独立的热愿”，与蔡锷一起留学日本；先入宏文学院，补习日语，与黄兴、陈天华等交往密切，倡议革命，并参加黄兴领导的士曜会，接受黄兴的劝告学习军事。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石醉六与同学何成浚、李书城、袁华选等立即参加了同盟会。1904年3月，石醉六入振武学校学习。1907年，石醉六入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与陈仪、沈汪度等同学。1909年4月25日毕业回国，应蔡锷邀请，赴广西讲武学堂任学生队队长兼战术教官，此后，追随蔡锷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1月，由吴禄贞推荐，入清政府陆军部任职，他建议整顿全国兵工厂，以此作为“举大事的根据”。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石醉六参加汉口保卫战，任革命军督战指挥官。1913年兴师讨袁。1915年11月，蔡锷秘密派遣殷承瓛先去日本，与黄兴派驻东京的石醉六取得联系，希望能设法避开日本的新闻记者及袁世凯的耳目。殷承瓛先抵日本找到石醉六，请其在蔡锷抵日时，“设法避去新闻记者与袁探的耳目”。蔡锷抵日时，石醉六等人在司门码头迎接，蔡锷立即与石醉六换了服装，让石醉六提着自己的行李到医院，装作就医的模样，又拿出几封亲笔信，让石醉六隔几天就寄一封信给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报告养病的情况。12月，石醉六与张孝准保护蔡锷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在云南发动了护国战争，石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参议，代理护国军参谋长，进军四川。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1916年7月30日，他在给朋友石醉六等的电文中也说：“弟早作退计，乃愈堕愈深，失我自由之身，良用怃然。”倒袁成功后，蔡锷因积劳成疾，黄兴打电报给石醉六，要他劝蔡锷出川治疗。1916年9月，石醉六陪同蔡锷经上海去日本治病，并一直守候病榻。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福冈医院病逝，年仅34岁。

蔡锷临终前口授电文，请好友蒋百里、石醉六记录并代呈中央政府：

1、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2、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3、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饰罗、戴两君（指在四川分别代理其职务的罗佩金、戴戡二人）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4、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1917年4月12日，蔡锷遗体由日本运回，石醉六护送其灵柩回国。

与黄兴的关系

1897年，石醉六的老师江建霞将其送进长沙校经书院学习。因叶德辉为著名学者，江氏便让石氏和另一生刘焕辰从叶氏问学并住叶氏家。数月之后，江建霞任职满，欲携石醉六离湘赴沪。思想保守、反对变法的叶德辉认为，去上海学堂学习，是“儒家之耻”，因而将石禁闭于长沙樊西巷叶德辉的后园，以阻止其赴沪。江建霞离湘后数日，黄兴、蔡锷等同学得知后，便一道连夜救出石醉六。次年，石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1903年，石醉六到日本留学。是年春，湖南留日学生以黄兴为中心组织了“士曜会”，每逢星期六（士曜日）即聚集在一起，纵论国内外形势，倡言革命排满，“每会黄必领导，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号召”。石醉六长期追随黄兴、蔡锷从事革命，围绕救国方略，士曜会内部曾经有过一次交锋。这次交锋虽未发生激烈冲突，但对辛亥革命的推动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石醉六和陈天华对桌而坐，只见陈天华每写到惊心动魄处即暗自哭泣，石屡次劝他不要伤心过度，而且认为，救国心力各人侧重点不同，陈天华侧重在感情方面动员群众，而石醉六则倡导用理智来为国效力。黄兴侧认为，理智也好，感情也好，都只是在“心力”上下功夫，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救国不独心力，尤以身力为必要，只有挺身杀敌或杀身成仁，才真有力。”黄兴的见解就是革命必须依靠武力。在黄兴这种反清思想的影响下，许多留日学生逐渐认识到武装反抗的重要性。由习文改为习武，在日后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石陶钧与杨源浚、袁华选自天津经海路南下，参加汉口保卫战，任革命军督战指挥官，旋返湘助谭延闿编练湘军。1913年3月12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黄兴立即派石陶钧、张孝准等到南京发动第八师官兵兴师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7月15日，黄兴出任南京讨袁军总司令，宣布独立，任命石陶钧代理参谋长。

1913年7月12日，黄兴即在江西湖口起兵，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13日，南京第八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缜和黄恺元急赴上海，密报黄兴，称由于在起兵反袁的问题上第八师内部有分歧，可能出现内乱。黄兴对此极为重视，他一面令王孝缜二人回宁，布置起义，一面在14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奔赴南京。14日晚，黄兴即在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宅院召开军事会议，统一思想，部署起义。7月16日，黄兴指挥各军向北洋军开火。但由于力量悬殊、饷械缺乏等原因，导致二次革命失败，此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暂时趋于低潮，国民党人虽一度“大都垂头丧气”，但孙中山、黄兴等人“此时反极为乐观”。7月22日，罗英与石陶钧秘密来到南京，向黄兴报告了上海方面的不幸消息：讨袁军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战后，仍然未能攻下制造局，由于伤亡严重，已经全军溃散了；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等都已接到了袁世凯的密令，印好了通缉令，准备明天就在上海、南京和全省各口岸张贴，悬赏捉拿黄兴本人。开始，不管众人怎么劝说，黄兴总是拼着一死，不愿离开南京。最后，还是石陶钧拿出了宁调元最近从武昌送来的狱中诗，念给他听，黄兴才沉思起来。石陶钧说：“您听，仙霞是怎么说的：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他是多么悲愤，多么沉痛啊！遁初、仙霞，多少人牺牲了！他们的心愿都寄托在孙先生和您的身上啊！今天，讨袁大势已去，南京已经成了一座孤城，饷械全无，后援尽失，您怎么能辜负众多烈士的厚望，留在这里，作无谓的牺牲呢？”黄兴听了这些劝告，为部下计、为今后计，才最后放弃了死守南京的意念，决定立即出走。7月29日，黄兴和石陶钧、罗英三个人离开南京，乘坐日本运煤船，由香港到达上海后，又改乘日本海轮“云海丸”去日本。他们一直在死亡的威胁下，过着囚徒般的躲躲藏藏的生涯。但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谈兴很浓，讲到了石陶钧当年被叶德辉骗进叶府，隐藏在叶府花园中，与湖南学使江建霞发生争执和蔡锷、林圭、秦鼎彝等设计救出石陶钧的情景。在上海他们改乘一艘小汽艇，偷过海关，秘密地驶往若松，8月27日，才进入了日本国境，隐藏在一位名叫安村的日本商人家里。黄兴抵达东京时，孙中山已先他到达。并肩战斗了八年的孙、黄在流徙中重逢，检讨失败的根由，意见再度不一。追随黄兴多年的石醉六回忆说：“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晋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其后，孙、黄裂痕显然。”1914年6月30日，黄兴在秘书李书城、石陶钧，翻译徐申伯等人的陪同之下，由日本横滨乘船启程前往美国。值此革命低潮之际，黄兴以必胜的信心，在海外华侨中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反袁宣传。7月9日，黄兴一抵达檀香山，就在报上公开发表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将不停止奋斗”，“继续为自由奋斗到底。吾等此次赴美，目的不在募款，而在将中国的现状宣布于世人之前。”

1915年，黄兴在纽约朋达旅馆写了一封长信给石醉六，字句间体现了黄兴的开阔视野，并揭露了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指出其意欲占领中国领土的野心，继而提出了振兴教育、充实民力的救国方略，体现了黃兴的革命救国思想和对石醉六的信任。

1915年12月，石陶钧随蔡锷到云南发动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参议，代理护国军参谋长，进军四川。蔡锷因积劳成疾，黄兴打电报给石陶钧，要他劝蔡锷出川治疗，蔡锷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916年年初，孙中山、蔡锷等纷纷电促黄兴回国。是年4月22日，黄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了东京。此时孙中山已先期归国，约黄在沪相见。7月8日，黄由日本启程回国。他与孙中山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

黄兴为奔走国事，操劳过度，又因饮食无节，曾患胃出血症。1916年10月10日，他在上海旧疾复发，31日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逝世，年仅42岁。石醉六得讯后，为痛失好友悲痛不已。

与赵恒惕的交往

1917年1月7日，北京政府授予石醉六陆军少将军衔。1917年7月至1919年4月留学美国、日本。1919年4月，石醉六回国，任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委员。不久，石应谭延闿邀请，到昆明与唐继尧协商签订军事密约，后到郴州参加驱张（敬尧）斗争，并协助谭恢复在湘统治。1920年，谭的湘军总司令职为赵恒惕取代，石遂随谭客居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教授。不久，石回湘任长沙市政厅长。1920年11月，石醉六见赵恒惕独断专行，市政厅经费不能保证，请辞长沙市政厅长。11月27日，石醉六随谭延闿离湘赴沪。1921年1月，赵恒惕成立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按照“首重学识经验，无偏无党，超出政潮之外”的标准，根据熊希龄等推荐和赵恒惕提名，聘请李剑农、王毓祥、王正廷、蒋百里、彭尤彝、石醉六、向绍轩、陈嘉勋、皮宗石、黄士衡、董维键、唐德昌、张声树等13人组成湖南省宪起草委员会，李剑农为主席，起草省宪。2月底，省宪起草委员李剑农、石醉六完成了湖南省宪法的草案。

1921年10月，赵恒惕写信给此时避居沪上的石醉六，大谈时局艰危，恳陈治湘方略：

醉公惠鉴：五奉手书，均在近数日内，因多由梅岭处转，梅居对河，往来人少非一星期不可，故极迟滞。承示各节，玉为肝要，此间方针讫无少异。所谓以精神联合西南，以形迹迁就北方，实与弟不谋而合。弟系男子，断不致有丧失人格之事。岳州后话，无异会稽，此耻不雪，何以为人。惟假时日亦难办到，现正极力收束整理，而极难极困之点几以吾身为集合场。以弟之耆力短浅，断难应付适宜，故于焦急痛苦之时，亟盼畏公返湘以为援救。此事为望公极力赞助之，弟今而后益觉无学问无脑力之人，不惟不足以谋建设，徒辱身偾事，为天下笑而已。读公及畏公屡次来书，恳挚殷勤，益我神智，感不可言，尚乞时赐教言，兹将询及并所欲白者列后：一、湖南宗旨为省宪建国，始终勿渝，沪粤方面应付接洽，请畏公主持，公协助之用当陆续奉上；二、中山与西南有别，湘对西南以后当力保融洽之法，中山亦设法敷衍；三、沪会务须促成周陈竞存，视为重要，故请公担任，万望勿再迁让。此会之成，于湘甚有益也。一切计议请与畏公密商决定，不必候弟答复；四、周道腴欲于郴州设行署，分参副两处并五科并派人四处运动军队，是一难应付之事；五、中山于卅日赴桂，欲率李许各军由桂林韶州入湘北伐。北伐可也，何必取道湘省，现川军不利，沈部四处勾结，各无大计，贸然入湘，是以湘为战场矣！其胜负不具论，而吾湘之糜烂当不堪设想，且湘不能保，西南亦危；六、葛部已于日前完全解散，政界要人甚多，无米之炊，恐亦难有办法，奈何奈何；七、欧游之费，当极力设法，弟极愿附骥。

此叩

勋祺！

弟惕顿首

十月十七日

“畏公”为谭延闿；“中山”即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惕”为时任湖南省省长的赵恒惕。信中所指“岳州……此耻不雪”一事，当为1921年七八月，赵恒惕与北方军阀吴佩孚争夺地盘，战败岳州之事。“中山……赴桂”所指应是1921年10月孙中山赴广西，准备率李烈钧、许崇智部取道湖南北伐之事。在信中请石醉六“恳劝”谭延闿回湘？其后的背景，是一段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20世纪20年代初，赵恒惕、谭延闿两任湖南省长争夺湖南军政大权的“争湘”之斗。赵、谭之斗，可谓尔虞我诈、机关算尽、“文攻”“武斗”、你死我活。赵恒惕“制宪拒广”，其意在谋求巩固自身岳州大败后摇摇欲坠的“主湘”统治地位。于是，赵打出“省宪自治”“民选省长”的招牌，即信中所提“湖南宗旨为省宪建国，始终勿渝”。他于此时致信与己相熟、与谭私交甚厚、同寓于沪的石醉六，请石劝谭延闿返湘，“……于焦急痛苦之时亟盼畏公返湘以为援救”，其言辞切切，似乎忘了一年前正是他阴谋逼迫谭下野的。赵盼“畏公返湘”的目的，当然不是拱让好不容易争来的“主湘”大权，而是参加他策划的“民选省长”活动，以期名正言顺击败谭，合法夺得“湖南省长”之职。信中显示，赵在对内谋划的同时，对外也大有算盘。狡猾的赵恒惕虽然在吴佩孚势力威压下俯首帖耳，但对其他势力也八面玲珑：南方革命政府的孙中山欲假道入湘，兴北伐之举，赵审时度势，一方面以“北伐可也，何必取道湘省……是以湘为战场矣，其胜负不具论，而吾湘之糜烂，当不堪设想……”的“湘人治湘”口号来拒绝孙中山经湖南北伐。另一方面他也力求搞好关系——“中山与西南有别，西南以后当力谋融洽之法，中山亦设法敷衍”，他对实力派的西南军阀是“力谋融洽”，对名大于实的孙中山是“设法敷衍”，可见赵恒惕善察善变的本事，与当年的谭延闿相比，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谭延闿在石醉六的“恳劝”下，同时思忖在湘潭派势力尚存，于1922年参加了湖南“民选省长”的角逐。其时湘省势力分为赵恒惕、谭延闿、林支宇（前湖南代省长）三派，湖南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闹哄哄的“民选”活动拉开了大幕。赵利用实权在握的优势，自任选举总监督，设立了选举事务所，限期3个月内“普选”出“省议员”，三派势力收买走卒，争夺选票，大小政治掮客、政治流氓在茶楼、酒馆、妓院交易拉票，甚至组织打手，殴打、械斗，丑态毕露。选出的省议员，赵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为谭派及林派。随后开始的省长选举，赵以1603票夺得了“正式省长”的胜利，在这场“文斗”中，谭延闿再次处于下风。

1921年秋，援鄂战争失败后，赵恒惕率参谋长石醉六、外文秘书杨宣诚乘英舰赴岳州与吴佩孚订盟于吴军兵舰上，从此完全投入吴佩孚的怀抱。赵、吴于密室会谈时，石醉六在外厅等候，当赵恒惕出来时，石醉六向其探询内容，赵恒惕吞吞吐吐，不据实以告，石醉六愤其对他不信任，弃职而去。

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1923年秋，谭延闿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为湖南讨贼军总司令，石醉六任参谋长。8月8日，谭在衡阳通电就职，通电讨赵。直斥赵为盗贼，语谑而虐，皆石醉六之手笔。1925年，石醉六出任国家主义派上海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因对国家主义派所宣传的宗旨不满，石醉六于1926年1月7日辞去委员职务。2月9日，石醉六致函曾琦，提出退出组织，从此与之断绝关系。事后，石醉六告诫其儿潮白：“青年不可乱入党，徒为人利用，且多危险。”

1926年石醉六受命筹办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亦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三分校是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驻武汉、唐生智统治两湖时期兴办的，名义上是中央办的，实际上是由唐生智管辖。石醉六出任校长，军校下设步兵总队、炮工总队、带职生总队等三个总队。共产党员夏曦担任政治部主任，余范传为教育长，杨石松为总教官。三分校教官多系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其中著名的有夏曦、郭亮、李达，他们给学员讲授革命理论，传播革命思想。学员大多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扩大了政治视野。校长石醉六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他当时思想比较进步，提出了“革命的向左转，不革命的滚出去”的政治口号，学校的政治气氛非常活跃。有一次，他愤怒驳斥外间流传的所谓“赤色恐怖”的无耻谰言，并以哲学的道理，对“恐怖”两字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学生们听了称道不已。原三分校学生、原国民党爱国将领、民革湖南省委名誉副主委蔡杞材，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文回忆三分校的学习生活时说：“当时革命气氛之浓厚，确实达到高潮。我受到了革命熏陶，坚定了革命信念。”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该校被许克祥捣毁。石醉六再次赴德国留学。

1927年12月，石醉六任中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代表，1929年回国。1930年春，石醉六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后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授勋四等云麾章。1936年1月27日，石醉六升任中将。

著书立说

1941年6月，石醉六与岳森、雷飚等发起成立蔡松坡遗集编印委员会，将自己收藏多年的蔡松坡遗墨拿出来，并广征博采，汇成10集18卷12册，于1943年7月出版。1943年12月25日，邵阳各界举行护国纪念会，石醉六与岳森、刘铏、雷飚等发起筹建邵阳松坡图书馆，组成77人的筹备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邵阳，为抵抗日军而奔走，鼓励国人忍受暂时的痛苦，争取抗战的胜利。1944年日军南侵，邵阳变成一片火海。石醉六转移至龙山壕塘，后迁至新化南乡横碚。1946年12月25日，是云南起义纪念日，邵阳各界200多人在协坪里蔡公祠举行集会，石醉六登台作了精彩讲演。

抗日战争胜利后，石醉六由新邵迁到邵阳城南火神庙（今大祥坪体育馆东侧）小宅院，他将其居室取名为“六虚六静室”，闭门谢客，从事著述，有《谈兵》《危城集》《中国今后三十年》《修养导论》《感旧集》《山阁伦文丛》《六十年的我》《一论》《庐山集》《武冈集》等著作刊行于世。1948年6月15日，石醉六病逝，享年68岁，葬于新邵金竹峰。挽联“惟大学问，功高心愈下；是真淡泊，身殁道益明”是对其一生恰当的评价。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