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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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蒂因（1916年12月-1988年3月25日），原名萼，又名招弟，改名兆棣，以字行，祖籍江苏吴县（今苏州），生于上海。女。14岁到益新教育用品社当店员卖金笔，18岁自己开办了现代物品社，抗战期间到昆明开办分店，后来又创办现代教育用品社以及绿宝金笔厂。

一、早年岁月

1916年12月，上海南市一座石库门房子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

女婴的父亲汤根泉，苏州人，自幼父母双亡，到上海投奔开玉器作坊的姐夫姐姐，混口饭吃。后被姐夫在大年三十赶出家门。为了生活，汤根泉作了走街串巷的报童，起早贪黑，风里雨里高声叫卖。手脚勤快的汤根泉，很快拥有了200多个固定订户，不用再沿街零售叫卖。每天上午，他和两个报童一起挨家挨户送报，下午到南市侯家浜的玉器公所去做掮客。经过几年经营，汤根泉手头有了一些积蓄，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批发棉布零头的小店，生意不错。在生下这个女儿前，他已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汤锡蒙。这个女婴，汤根泉给她取名汤凤宝。

汤根泉手头宽裕了，但染上了恶习，在外面寻花问柳。妻子席秀珍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汤凤宝的心里撒下了忧伤的种子。

转眼之间，到了上学的年纪。汤根泉送汤锡蒙进学校读书，是望子成龙，希望他光宗耀祖，让汤凤宝读书，只是要她能识几个字，能记几笔流水账。由于周岁时曾过房给膝下无后的邻居沈家，沈家喊汤凤宝叫招弟，这样她进学校时，用的便是汤招弟这个名字。后来老师取谐音，给她改名叫汤兆棣。

汤兆棣进的学校是南市万竹小学，这所学校男女分校，男校校长是中华书局负责人之一的李默飞，女校校长是李的胞妹李廷慧。在这所教育质量很高的学校里，汤兆棣读书非常刻苦，成绩名列前茅，特别是作文，每篇都会得到老师许多赞赏的红圈。

六年小学读完，家庭也发生变故，父亲在外面讨小，不顾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拂袖而去。断了经济来源的席秀珍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把石库门房子的过街楼、二楼房间和亭子间全租出去，自己住在客堂背后，儿子、女儿住在阁楼上，客堂上午还租给一个姓张的老中医做门诊所，收取一些房租。

和善的张医师生意不太好，总是一个人看书，爱读书的汤兆棣常向他借书读，《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但对张医师更加佩服，觉得他很有学问，便请他给自己改个名字。张医师因为汤兆棣是12月份生的，就给她取名萼。梅花的蒂叫萼，他给汤兆棣改名叫汤萼，是希望她能像梅花那样经得起风霜。

汤萼待在家里，以读书看报打发时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翻开《新闻报》，寻找每天必读的连载《啼笑因缘》，无意中，广告栏里一则“招收女店员”的广告吸引了她。报纸上登着：益新教育用品社招收5名女店员，条件是初中毕业。看到这个广告，汤萼心潮起伏，她非常渴望能抓住这个机会，去做个女店员，挣钱帮助母亲维持家庭生活。尽管自己只是小学毕业，不够条件，汤萼还是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益新教育用品社，说明自己只是小学毕业，但希望能被准许报名应试，如果被录取，她一定努力工作，哪怕做练习生（学徒）也行，请求益新教育用品社能给她一个机会。

两天以后，益新教育用品社寄给汤萼一封同意她去应考的通知书。

考试那天，汤萼独自一人从南市的家步行到位于四马路（现福州路）的益新教育用品社，她不认识路，边走边问，到考场时已迟到10多分钟。考试先考语文，内容是一篇题为“我的志愿”的作文。汤萼便从她家庭中的男女不平等谈起，谈她的理想、她的希望，谈她渴望能够经济独立，能够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养活母亲和自己，并再次保证如果能被益新教育用品社录取，一定认真工作。接下来算术考得也很顺利，最后一个进场的汤萼，第一个交了卷。

口试的主考官是世界书局请来的先生，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汤萼一番，问了几个问题，汤萼都从容给了回答。主考老师又问汤萼会不会珠算，不会珠算的汤萼非常紧张，她怕因此而不能被录取，便再三保证如果被录取，她一定在一个星期内学会。她告诉主考，如果当店员没有资格，当练习生也愿意。主考让汤萼回家等待通知。

回到家的汤萼等了五天，第六天，一封挂号信来了。汤萼终于被益新教育用品社录用了。

二、在益新教育用品社的日子

14周岁的汤萼，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成为益新教育用品社的店员，开始了她站柜台卖金笔的生活。

益新教育用品社是一幢新的三层楼房，坐南朝北，底层为门市部店堂，店堂后半间上面搭了一个阁楼，老板在阁楼办公，二楼是批发部，三楼住着老板全家。作为上海四大文具批发店之一的益新教育用品社，对店员要求非常严格。

报到第一天，老板便对汤萼等5名新录取的女店员训话，要求她们学好做生意的本领。老板特别强调顾客作为“衣食父母”，是不能得罪的，和气才能生财。同时告诉她们试用期为3个月，做得出色，第二年可以升做门市部主任，工资加到20元，做不好，就辞退。接着老板发给每人一本价目单和店规，要她们背熟记牢。严格的店规上写着不准迟到早退、不准擅离柜台等几十个“不准”。

汤萼被分配在金笔柜台。本来规定早晨8点上班，晚8点下班，但老板强调早晨开门营业前必须事先做好清洁和准备工作，晚上打烊后也要结清账目，整理好柜台货橱。住在南市的汤萼，由于舍不得坐车，为了不迟到，每天总是天不亮就离开家，月满西楼才能回到家。1930年10月底，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后，汤萼捧着16块崭新的“袁大头”，一路小跑回到家，恭恭敬敬地交给母亲。

经过三四个月的勤学苦练，汤萼逐步熟悉了所有经手的各式各样金笔的性能、特点和价格，对顾客也能应付自如了。

很快，汤萼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到了。作为“慰劳”，老板请员工一起吃年夜饭。平时总吊丧着脸的老板，露出少有的温和，主动向大家敬酒。饭后，老板给每人发了一个红包，作为年终酬劳，汤萼得了其中最大的一个。老板还告诉汤萼，由于表现不错，下一年开始她将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月薪大洋20元，而一位和汤萼一起考进益新的姑娘，则被老板解雇了。

回到家中，打开红包，看到里面32块亮晶晶的银元，不禁激动万分。汤萼当上了门市部主任，尽管她才15周岁，但整个门市部的营业全由她负责。她不但将上千种金笔、文具、绘图仪器、运动器械的名称、价格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熟悉它们的性能、特点。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千方百计把生意做好、做活。在经营中，汤萼总是主动向顾客介绍商品，宣传益新教育用品社的特色，主动为顾客进行配套服务。顾客买铅笔盒，汤萼会推荐铅笔、橡皮等，这样既满足了顾客的需要，也多做了生意。

汤萼为吸引顾客，还自己动手布置橱窗。本来益新的橱窗是请一个白俄做的，一个月一次，报酬是40元。汤萼为给店里省钱，自告奋勇布置橱窗。经过对南京路上各大商店橱窗的观察，她大胆设计，将各式男女金笔专门陈列在一个橱窗里，体育用品陈列在另一个橱窗里，改变以前各种商品杂乱无章的摆法，还在橱窗上装了一串串彩色小灯泡，每到晚上，这些小灯泡便闪烁着，仿佛美丽的星星。美观大方、整洁醒目的布置，引起许多过往行人的注意。

对“生意经”摸了一点窍门的汤萼，要求几个店员每人都准备一个小本子，把顾客想购买而店里缺货或从没有卖过的商品记下来，每周进行一次统计分析，开成单子交给老板，到外面进货以供销售。对于一些滞销商品，她在店门口设立廉价部降价出售，使资金早日回笼。对此，老板非常满意。

1932年，在益新工作了两年的汤萼被提升为进货部主任，在老板写字台的对面，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写字台，这年她虚岁18。作为进货部主任，汤萼权力很大，货物都要她看过样品，开出进货单交老板签字后，才能订货和进货，后来老板甚至连字都不签了，放手让汤萼决定一切，因为他知道汤萼很会做事。一·二八事变后，汤萼出于民族情感，不再向以前大量进货的“大正洋行”等日本商行进货，以国货取而代之。由于利润降低，老板心中有些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进货部主任月薪24元，加上汤锡蒙高中毕业后由亲戚介绍，找了一份英商电力公司记账员的活，每月有20元工资，这样汤萼家的经济明显好转，不但不再为吃用发愁，还有了一些积蓄，家里开始有了欢乐的笑声。就在汤萼沉浸在工作顺利和家庭和睦的美好氛围中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0开外的老板，忽然打起汤萼的主意，想让精明能干的汤萼做他的小老婆。本来老板在外面早讨了一个小老婆，老板娘为此气出了病，却毫无办法。现在老板动起汤萼的脑筋，老板娘觉得汤萼两年来替益新挣了不少，很能干，讨回家做小老婆自然会给他们挣更多的钱，还能利用汤萼去赶走那个她看不顺眼的女人。老板娘首先去找席秀珍，在她面前夸奖汤萼老实、能干，会做生意，接下来就说出老板要汤萼做小老婆的想法。老板娘向席秀珍保证，只要汤萼同意，老板会甩掉以前的小老婆，还送一幢洋房给汤家，汤萼每天上下班用小汽车接送。

面对如此丰厚的物质条件，席秀珍忍不住有些动心。当她把这些告诉汤萼时，汤萼惊呆了，虽然汤萼平时感觉老板夫妇对她很好，却没有料到他们有这种打算。父亲汤根泉讨小老婆的事在汤萼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痕，她自然不愿去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每天上班，汤萼都提心吊胆，非常希望能有个人和她商量商量。苦闷中，她想到毕子桂，华通书局的练习生。毕子桂和汤萼同年，为人诚恳正直，谈吐有见解，由于经常到益新采购文具，就和汤萼熟悉了。当汤萼把她的尴尬处境告诉毕子桂时，他非常气愤，决心帮助汤萼离开益新这个是非之地。毕子桂先帮汤萼联系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没有成功，又劝汤萼去读书。但当时汤锡蒙失业了，汤萼要养家糊口。无奈中，她只好留在益新。

失业的汤锡蒙百无聊赖，向汤萼借500元作资本，和朋友一起到香港跑单帮，把上海的土产、药材等带到香港，再带回派克金笔、墨水、香水、化妆品等，销到城隍庙的小商店去，赚取一些利润。对跑单帮的哥哥，汤萼倾其所有支持。看到往返几次都很顺利，兄妹俩看到了独立做生意的前景。

在汤锡蒙的帮助下，汤萼印了发票、信纸、信封，刻好图章，把“现代物品社”的招牌挂在家门口，在客堂间开起了小文具批发店。汤萼从益新偷偷把进货部用的洋行厂商地名录和批发部的全国各地书局、文具店的户名录抄了回来，又把经销的商品印成价目单，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客户。老客户看到定价比益新略低，纷纷向“现代物品社”订货。这样，白天汤萼在益新上班，汤锡蒙则按订货单到别的文具批发店或工厂进货，晚上，他们一起在家打包、装箱，第二天由汤锡蒙送去邮寄。在益新积累的经营经验，帮了汤萼的大忙。

3个多月后，汤萼私自做生意的事被老板发现，因为外地一家向“现代物品社”订货的客户，错把订单寄给了益新。恼怒的老板要求汤萼要么停掉家里的业务，继续在益新做，要么回家去干。汤萼立即态度坚决地答复他，愿意回家去做。

三、现代物品社的艰难发展与刻骨恋情

1933年，这是汤萼生命中一个新的转折点，虚岁19的她，正式做起了老板。为告别过去，她把名字改成了汤蒂因。

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首先碰到的麻烦便是益新的老板。既然不能使汤蒂因成为他的小老婆，又不能使她继续为益新所用，就凭借益新的商业优势，通知各厂商，如果和“现代”做生意，就不要和“益新”做生意，以此来堵塞汤蒂因的进货渠道。另外，又给全国各地的客户寄发函件，毁坏“现代”的声誉。益新老板想看汤蒂因生意失败的笑话，更希望她走投无路再回到益新。

面对益新老板的刁难，汤蒂因不甘示弱，她针锋相对地采取措施。先攻销售关，对于一些她在益新时就了解的信用较好的客户，采取放账方式，货到手后再付款，这就取得了许多客户的信任。在进货上，汤蒂因从合记、鼎新等大文具批发店批进口货，国产货则利用以前在益新当进货部主任时形成的良好关系，直接向厂家进货。这样，进货、销售都不再有什么问题，益新老板的阴谋也就无法得逞了。

经过三年惨淡经营，现代物品社生意蒸蒸日上。汤蒂因决定扩展业务。她在邀请益新文书乐厚卿加盟的基础上，又请益新的批发部主任曹志嘉、鼎新教育用品社老板胡毓芝、新记制本厂老板史心范、京沪铁路管理局供应处长沈而麟合伙投资现代物品社。他们各出资500元，汤蒂因自己投资2000元，加上汤锡蒙的投资500元和乐厚卿的干股500元，使现代物品社从原来的独资小店变成拥有5000元资本的合伙企业。由于自己比较年轻，汤蒂因请乐厚卿担任经理，她做协理。

1936年春，汤蒂因在福建中路聚源坊看好一幢三开间的两层楼房，把现代物品社从南市石皮弄迁了过去。职员从原来的6人增加到10多人。正当汤蒂因充满信心发展事业时，一场灾难降临了。她位于南市的家在日军的炮火中化为灰烬，幸亏撤退及时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日益扩大的战争使交通阻塞，现代物品社对外埠的批发业务被迫停顿，放在外面的账款也由于沦陷区的扩大而无法收回，生意陷入困顿。为解决店里职员和全家的生计，汤蒂因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个朋友开的祥兴琴行借了一排柜台，作为现代物品社的门市部，不料生意清淡，结算下来每天盈利连维持必要的开支都不够。

一天，她在路上偶遇毕子桂的父亲，才知道久未联系的老朋友已在昆明担任生活书店经理。意外得知毕子桂的消息，不禁引起汤蒂因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正好上海生意做不下去了，她便写了一封信给毕子桂，说明目前的处境以及到昆明去发展的念头，很快，就收到回信。毕子桂在信中很详细地讲了有关大后方的情况，告诉汤蒂因昆明军政机关、学校很多，她去经营文具一定能取得成功。

在毕子桂的鼓励下，汤蒂因把上海的生意交给乐厚卿和汤锡蒙料理，自己于1938年6月28日和职员朱成明、虞忠益一起，带着货物踏上万里西行路。他们坐荷兰邮船前往香港，再坐法国邮船到越南海防。在海防，汤蒂因打电报给毕子桂，将昆明生活书店出具的担保文书提前寄到河口，以便他们能顺利入境。

1938年7月7日，火车终于抵达昆明车站。风尘仆仆的汤蒂因透过车窗，看到分别多年的朋友毕子桂。热情的毕子桂把他们3人安排住在华山南路91号生活书店楼上。许多年没见面，心中都有许多话要讲，谈到过去，不胜感慨。

由于山洪暴发造成铁路运输中断，汤蒂因的货物迟了一个多月才到昆明。无事的汤蒂因便在生活书店帮忙卖书。工作之余，毕子桂带他们到各处游览。爬山、划船、骑马，花木葱郁的大观楼，波平似镜的滇池，气象万千的西山龙门，都留下他们的足迹，汤蒂因第一次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本来汤蒂因打算货到脱手后就回上海，但毕子桂认为上海已成孤岛，不如在昆明开设分店发展事业。经过思考，汤蒂因接受他的建议，决定开设“上海现代物品社昆明分店”。在毕子桂的帮助下，汤蒂因租下华山南路93—94号云南省财政厅长缪云台公馆临街的双开间三层楼铺面，底楼当门市部，二楼做批发部和货栈，三楼做宿舍。

开张之前，按昆明外地人要向当地同业拜客的规矩，汤蒂因选择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具店登门拜访。本来她在上海时，和昆明的许多文具店有业务往来，这次她拿着名片去拜访，他们见大名鼎鼎的汤蒂因经理竟是个女青年，都十分惊讶。汤蒂因邀请他们在上海现代物品社昆明分店正式开张时前往光顾，可昆明的同行却怕她抢了他们的生意，一个也没去。

要想在昆明立住脚，汤蒂因必须打破昆明同行的封锁。她把在上海行之有效的印发价目单的办法搬出来。昆明大大小小的书局、文具店接到价目单后，纷纷来进货，但他们集中要的是体积大、分量重而价格却比较低的墨水、墨汁、本子等粗货，很少问津体积小、分量轻、价格高的金笔、仪器等细货。面对这种情况，手足无措的汤蒂因只好关照打烊，暂停营业，请毕子桂来研究对策。聪明的毕子桂一眼就看出毛病出在运费计算上。原来汤蒂因根据商品单价平均分摊计算运费，造成粗货价格开得过低而细货价格过高，结果形成粗货被抢购的被动局面。汤蒂因重新计算成本，把单价和重量结合起来制定出新的价目单，发出去后，来要货的一下子变得少起来。汤蒂因便把价目单寄发到昆明以外云南各县和四川、贵州等地，做外省外地的批发生意，这些地区的文具店，原本和现代物品社有往来，收到价目单，都很欢迎。这样，汤蒂因打开了局面。除了批发，汤蒂因还把生意做到军政机关及西南联大等学校中去，赚了不少钱。

生意越做越好，存货差不多要耗尽了，汤蒂因回上海进货。

一回到上海，汤蒂因便开始利用她的关系奔走张罗货源，紧张地忙碌着生意。1939年初春，汤蒂因又赴昆明，这次她是和汤锡蒙一起去的。让汤锡蒙一起去昆明，既是要他到海防督办转运手续以使货物早日运到昆明。火车抵达昆明车站，迎接他们的毕子桂把他们送到现代物品社，就讪讪地走了。有人告诉汤蒂因，别人替毕子桂介绍了对象，他们即将一同赴新疆创办生活书店分店。一个月后，由于新疆局势不稳，生活书店到新疆开设分店的计划取消，毕子桂没有去新疆。汤蒂因沮丧懊恼中回到了上海。

1940年春，汤蒂因又来到昆明。她回到现代物品社，朱成明告诉她，毕子桂已经病故。汤蒂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她走进毕子桂在生活书店三楼的办公室时，看到墙上挂着毕子桂的大幅油画。白布上的像很逼真，上装口袋里，还别着那支十年前汤蒂因在益新卖给他的新民金笔。

汤蒂因没有勇气再待在昆明，加上日军侵占海防，现代物品社的100多箱文具全落入敌手，昆明分店的生意没法再做。心灰意懒的汤蒂因回到上海。人生只有一次，刻骨铭心的感情也只有一次，汤蒂因再没有恋爱，终生未嫁。

1941年底，由于意见分歧，和汤蒂因合伙的几个人提出拆伙，大家把店里所有存货折价，资产与负债相抵，采取投标方式进行竞争。最后，汤蒂因以最高数字得标，用分期支票将投资归还各位股东。

四、现代教育物品社及绿宝金笔厂的创办

1942年，汤蒂因将“现代物品社”改名为“现代教育用品社”，恢复了以前的独资经营。这时，她手头一点流动资金都没有，全靠银行、钱庄的贷款以及借债进行周转。但当时租界已被日军占领，整个市场都不景气，现代教育用品社的业务自然无法顺利展开。

为维持上海店铺的生计，汤蒂因和汤锡蒙决定到重庆跑单帮。在日伪统治下，跑单帮会被加以投机罪名而遭到逮捕。于是，一天深夜，兄妹俩冒险从一条日伪没有设防的小弄堂逃出，先从上海北站连夜坐火车到杭州。他们经过金华、鹰潭、衡阳、桂林等地，辗转到了重庆，与押运货物先期到达的职员汪凌志、秦寅根会合。人生地不熟的汤蒂因在重庆，就像以前在昆明被她压价的单帮客那样，被当地人压价。大部分货低价出手后，汤蒂因把剩下的托给新亚书店，同汤锡蒙返回上海。

由于衡阳沦陷，他们原先入川的路不能再走。只好改道而行。在湖南益阳，他们打听到有两条路可到上海。一条是乘湖南客帮装纸张的木头商船，风险较小，但日子太长，费用很大。汤蒂因让汤锡蒙带秦寅根走这条路。因为在重庆时曾托钱庄套汇一笔货款到上海，怕万一收不到，她便带上汪凌志，跟路上遇到的20多个从香港逃出的难民一起冒险走行程短、费用省的小路。

汤蒂因将2000元美钞卷紧装在空牙膏管里，又在长沙把法币换成30两黄金，打成一根细长条子，塞在油纸雨伞的长竹柄里。汤蒂因和汪凌志夹了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裹混在难民队伍中。为掩饰身份，他们以姑侄相称。走到湖北洪湖，难民们被收容在一个破烂的祠堂里，每天的食品是霉山芋干。住了几天，汤蒂因送了一些烟给保长，终于签到了过封锁线的证明。在敌占区湖北新堤，他们经招商客店介绍搭一艘运棉花的货船到武汉。武汉的旅馆见他们俩的难民打扮，都不肯让他们住宿。无奈之中，汪凌志去找有过业务往来的汉口世界书局经理。这位经理在旅馆门口见到汤蒂因的模样，惊呆了。他向旅馆担保汤蒂因他们住下后，陪汪凌志去金铺剪下一节10两左右的金条换成供吃、住和买船票的现款。等了5天，终于买到了四等舱位的轮船票，一路担惊受怕地回到上海。几天后，汇款也到了，只是恰好碰上汪伪实行中储券与法币比价“二比一”的规定，汤蒂因一下子损失了一大笔钱。不久，汤锡蒙他们也平安回到上海。

经历过这次艰险，汤蒂因再也不愿跑单帮。为养活全家以及10多名职员，在厂商和亲友的帮助下，汤蒂因靠从重庆带回来的2000美元和店里的一些存货，在卡德路（现石门二路）三慰一村弄口盘下一幢新造的三层楼，开设现代教育用品社门市部。她看好的是附近有好几所中学、小学，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文具店。

1944年元旦，现代教育用品社门市部正式开门营业。开业前汤蒂因作了精心装修，使用大橱窗、大玻璃柜台，还装上闪烁的霓虹灯。开业那天，实行大减价加大赠送，还用喇叭广播，吸引顾客，一时门庭若市。汤蒂因薄利多销的经营，吸引了许多中小学生，但这些小顾客买的都是铅笔、橡皮等小商品，营业额不大，利润微薄，盈利很难维持开支。汤蒂因只好另想对策。

当时美国产派克金笔中的“派克蓝宝金笔”，在笔夹上嵌上蓝色的斜方块，宣称“蓝宝标记，长期保用”，在上海十分畅销。受其启发，汤蒂因决定做金笔。毕子桂生前喜爱绿色，认为绿色象征生命与希望。他去世后，汤蒂因的衣着、室内布置，以及店面装潢，都是以绿色为主。汤蒂因做金笔，是向一家吉士自来水笔厂订做的，她把金笔定名为“绿宝金笔”，笔夹上的小斜方块里嵌上绿色，以“绿宝标记，永久保用”作号召。①绿宝金笔生产出来后，除了门市销售，还承接邮购和电话订货，电话专机号码“94182”，谐音“久书一百年”。汤蒂因在报纸、路牌和霓虹灯上大做广告。汤锡蒙一向爱好评弹、沪剧，与艺人们比较熟悉。汤蒂因便请红遍上海的名角评弹艺人沈俭由、沪剧演员施春轩等在电台做固定节目或特定节目。由于广告效果显著，绿宝金笔销路很快打开，生意非常红火。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汤蒂因和许多上海市民一样，认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了。谁知美国货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市场，泛滥成灾，绿宝金笔的销路受到影响，现代教育用品社再次陷入困境。

内战爆发，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市场上投机囤积之风盛行，绿宝金笔作为颇有声誉的品牌，成为囤积对象，销路有所回升。在虚假购买力的刺激下，给汤蒂因承制金笔的小厂，开始生产“吉士绿宝金笔”直接供应市场，不再向现代教育用品社提供货源。

面对有生意却没有货的情况，生性倔强的汤蒂因决心自己筹资开厂，生产绿宝金笔。当时正好一家小厂要出盘，汤蒂因便以2000元的代价盘进这家只有8部脚踏的车笔杆高机和1部抛光机的小厂。

汤蒂因经营的绿宝金笔厂设在福建中路现代教育用品社批发部内。她把车笔杆机装在厢房里，抛光机装在楼梯下，装配间设在灶皮间，检验、包装就在客堂。笔尖、零件等由别的工厂协作，绿宝金笔厂主要进行装配。职工包括汤蒂因的嫂嫂才10多人。生产出来的绿宝金笔，一方面直接在门市部销售，另一方面对外批发。一年多的时间里，绿宝金笔厂在美国货大量倾销和国产名牌金笔的夹缝中，渐渐有了销路。到1948年，随着业务的扩大，汤蒂因又添了10多名学徒。

绿宝金笔厂能取得成功，与汤蒂因的经营有关。她对工厂的经营管理，首先注意到用人。她本着“知人善任”的原则，让虞忠益、何海宝、沈水泉、席瑞云、沈关寿这5个得力助手分别担任供销、财务、工务、检验、总务部门的主任。每天早上，汤蒂因听取5位主任关于产、供、销和财务情况的报告，主要原料的进货和财务收支由汤蒂因亲自掌握，其他事宜则由5位主任相机处理。

绿宝金笔厂靠广告创出了品牌，但汤蒂因并没有因此而忽视质量问题，她深知质量是企业生命的保证，马虎不得。为保证绿宝金笔的质量，她购买原料、零件都要进行严格挑选，对生产过程中的每道工序，建立中间分段检验制度，严把质量关。除了质量，汤蒂因还注意摸索顾客心理，对金笔进行花样翻新。当时进口货如派克、康克令等式样都很新，而国产名牌金星、新民等仍是黑笔杆，不够轻巧也不美观。汤蒂因采用花色赛璐璐笔杆，生产两头稍尖的流线型男用“长寿金笔”和同类型小号女用“幸福金笔”，放在精美的礼品盒中作为“鸳鸯金笔”出售，尽管价格不菲，照样很受欢迎。对于活泼顽皮的少年儿童，汤蒂因专门设计出三色笔杆的“小朋友钢笔”；为普通大众设计了黑杆中型的“实用钢笔”，采取薄利多销。汤蒂因还把商标进行注册，总的商标用“绿宝”，每一个牌子再分别注册，这样就使别的厂商无法仿冒。

在汤蒂因苦心经营和职工的努力下，绿宝金笔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却不给绿宝金笔厂一个顺利发展的机会。1948年8月，国民政府滥发金圆券，规定所有黄金、白银、银元全部由中央银行按“限价”进行收购，金笔厂生产所需的笔尖原料黄金、白银也被搜刮一空，物价疯狂上涨，金圆券不断贬值，原料无法补进，企业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失灵，所欠货款、贷款无法偿还。无可奈何之中，汤蒂因去请教法律顾问徐律师，徐律师教她进行清理，把贵重物资转移出去，再清点资产，然后宣告绿宝金笔厂破产。汤蒂因自己做老板这么多年来，信用一直较好，她不愿按这种方法进行清理，更不愿放弃“绿宝”品牌，因为绿宝作为金笔品牌，取得这样的成就十分不易。再说，绿宝这个名字里，包含了她对毕子桂的怀念。心乱如麻的汤蒂因去请教平衡律师，平衡律师原是益新老板的朋友，对她早年站柜台当店员，后来自己做老板的经历很清楚，认为她能撑到今天实在不容易，劝她不要轻易宣告破产，而是应该与职工好好商量，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平衡律师的话使汤蒂因心里产生一线希望。第二天清晨，她与虞忠益等5位主任商量，大家一致认为绿宝金笔厂通过大家的艰苦创业，已经创出了牌子，千万不能关闭。经过集思广益，大家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厂里做钢笔的原料基本都有，只是缺少做金笔的黄金、白银，可以向债权人提出用目前的价目单结算成钢笔实物，分期交货来偿还债务；二是以工厂开工做出的三分之二的产品去偿还债务，三分之一的销售以维持职工生活，大家可以酌情先领生活费，等情况好转后再补发工资。

第三天，汤蒂因请平衡律师和债权人一起开会，虞忠益作为职工代表提出了前一天大家商议的解决措施，汤蒂因也恳请大家帮助她渡过这次难关，保证以产品偿还债款。由于平时信誉较好，得到大家的谅解与支持，工厂避免了破产危机。

绿宝金笔厂继续开工生产，不过仅是维持而已。后来局面实在难以支撑，汤蒂因决定解雇部分工人，8名工人拿了3个月的工资离厂还乡。对此，汤蒂因若干年后都感到内疚。

五、参加公私合营与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金笔行业，国家配给黄金、白银、铱等制造笔尖的原料，人民银行还凭国营公司开出的收购单，给予贷款支持，使生产迅速发展，绿宝金笔厂的规模也有所扩充，职工增加到30多人。随着企业的发展，汤蒂因家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不仅拥有了一幢自己的小洋房，还买了一辆福特牌小汽车。

汤蒂因主动与上海市日用品公司采购供应站联系，接受国营公司的采购。1953年冬，她先后将北京分厂与上海总厂实施公私合营，她被任命为总厂的私方经理。其中北京分厂是北京工业界的第一个公私合营厂。1955年她又积极组织发动，实行了上海制笔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被任命为上海制笔工业公司私方副经理。

1951年春，她先后当选为上海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和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委员。1953年她出席了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7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1979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顾问。

1988年3月25日，汤蒂因病逝上海，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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