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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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晋徽（1820～1900年），字传猷，山东济宁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拔贡，同治年间擢升为吏部员外郎，人称“唐吏部”，为官三十余年。辑录有《清真释疑补辑》一书。

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有关唐晋徽的个人信息犹如漂泊在汪洋中的几片落叶一般若有若无，使我们无法看个仔细。我们之所以确定他出生的日期为1820年左右，其依据是《清真释疑补辑·党凤冈序》中说：“余与甲午春，以直牧需次川省，始获亲炙，见其（唐晋徽）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纵谈名理，妙论无穷，一日，出是书委序颠末。”党凤冈的序写于光绪二十年，天干地支记作“甲午”，即1894年。这一年，唐晋徽之子唐承烈任署成都府知府（省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长官，从四品衔。），按序中所述“年逾古稀”去推敲，定为1820年左右应该说是很接近了。至于他的卒年的确定则更为准确，《回族人物志（近代）·唐承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避西安。适逢唐承烈丁父忧之际，闻讯后疾速返回，负责内庭供给事宜。”慈禧太后带领光绪皇帝及亲近王公、大臣逃往西安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秋天，而非光绪二十七年秋，但此时唐承烈确实是在陕西任职，他是于光绪二十四年被起用为陕西候补知府的。由于慈禧太后的到来，他不得不在丧父的日子里疾速返回衙门。

唐晋徽的先祖唐是明朝初年京畿道监察御史。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唐跟随永嘉侯朱祖亮率舟师北上途中，唐去世于山东济宁郡，便埋葬于此地，他的子孙们就于此地安家落户了。受祖先的影响，唐的后代非常重视教育，举人、贡士、进士辈出，家运昌盛，如：唐的十世孙唐宏道，他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考中进士，为官江苏，勤奋从政，又好读书，擅长书法，据说现在济宁、开封的一些清真寺里还保存有他的墨迹。唐氏家族尊师重教，争取进入主流社会的传统同样也体现在唐晋徽之子唐承烈和孙子唐柯三身上，他们分别是贡生和附生。

清朝初年，山东济宁人常志美与表兄李延龄二位经师以济宁为宣教授经之地，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山东学派。该派重视心性之学（即伊斯兰哲学），又强调信仰，能折衷中西学问，自成一体，使山东济宁一度成为国内的教经中心。与此同时，济宁的儒学教育也很发达。唐晋徽从小就生活在伊、儒两种文化交汇的氛围中，虽然，他正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吾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者本孔孟之书”，但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和山东学派思想的影响，使他对伊斯兰教也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唐晋徽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拔贡，这是他仕途生涯的起点，这一年，他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了，半辈子人生路上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文献不足故也。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韧性极强的人，顽强的拼搏精神伴随他在科举道路上走过了漫漫长夜。

历经了艰难之后，走上仕途的唐晋徽来到吏部任主事一职。吏部为六部之首，掌管着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然而，因为他是一个回回人，文化上的差异使他感到生存的危机，为了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他在说话和写文章时小心谨慎，尽量同大家的意见保持一致，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磨合，他和同事们的关系基本融洽了。

个人的遭遇也可能是回族的遭遇，个人的幸福不等于回回民族的幸福，要振兴整个民族，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唐晋徽继承了回族先辈们的传统，坚持回儒对话，这就是他倾注毕生之精力，辑录《清真释疑补辑》的原因所在。

清乾隆年间，金天柱所著的《清真释疑》的书板在道光年间被战火烧毁了，但《清真释疑》一书仍然在民间流传，山东的同教人采用《清真释疑》问答式的写作体例，针对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书面解答，并使用久负盛名的“清真释疑”一词为书名，唐晋徽最早拿到的就是这样的本子。

咸丰十一年（1861年），唐晋徽被保送入京，随之将此本子携带北上，其目的是寻求同教人对书稿的内容做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可令他失望的是“本教读书人少”，只有他的山东老乡马符斋侍御对书稿仅做了部分修改就去世了。此后，从天津来的冯雨滨教习也没有完成修改工作，急赴河南任知县，不久也去世了。在以后的数年里，唐晋徽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志同道合者出现，可等来的却是一个骗子，将书稿拿去后音信全无，愧悔、自责、四处寻找。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秋天，天津的穆瀛仙来北京参加乡试，将自己从冯雨滨处抄录的书稿带来，唐晋徽喜出望外，立即校勘。第二年春天，全国各地的举人聚集北京会考，机会难得，唐晋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请举人们一起参编此书，其中，马敬斋以号率真子对该书稿作了点评。到了光绪初年，河南籍的龚匠山教习又给书内增补了人物部分，至此，《清真释疑补辑》书稿才算初步完成。

《清真释疑补辑》定稿后，唐晋徽一边为公事忙碌，一边操持着书稿的后续工作，他又找了王德邻、丁复斋二人，将整部书稿誊清，接下来是在刻板印刷阶段，费用高昂。记名提督左宝贵“生平好义，刊刻善书不一而足”，在他的全力资助下，《清真释疑补辑》终于于光绪七年（1881年）刊刻问世了。唐晋徽为之写了初序和跋，为这次刊刻作序的还有云南举人马安礼、河北举人许文镛、河南举人龚匠山。这次刊刻究竟印刷了多少册，没有记录，仅就书后附登的“印书衔名”记，共印送了450册，估计总共不会超过1000册。

三年后，也就是光绪十年（1884年），年过六十岁的唐晋徽携带着《清真释疑补辑》来到时任候补道特授宁远府正堂的唐承烈处休养，遇钦加道衔升用知府前知贵州普定县事成都人马中龙。马中龙阅读后认为：“（此书）发明回教所以不同之理与儒教实相表里，俾览者了然于目，豁然于心，向之鄙夷而诧异者，今乃知有至理存于其中，而不敢存菲薄之意矣。”马中龙对此书爱不释手，决定多印刷一些供人们参阅。由于书的原版保存在北京，便与同教志士商议重刻，唐晋徽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提出为重刻版捐赠银两。于是，重刻版的《清真释疑补辑》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成都顺利问世，版藏在成都清真寺内。

光绪十一年后，关于唐晋徽的信息有三条：一条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给《清真释疑补辑》写了一篇重跋，文中提到他“大病卧床”的一些情况；另一条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族官员党凤冈在四川遇见唐晋徽，二人谈话投机，当年，党凤冈受委托为《清真释疑补辑》撰写了一篇序文；还有一条说的也是光绪二十年的事：经左宝贵捐资重修了山东平邑县地方镇清真寺，竣工立碑，七十多岁高龄的唐晋徽受托题写了碑题，碑记的落款记有“诰封通奉大夫二品封典吏部员外郎辛酉科拔贡晋徽唐传猷敬题”字样。

唐晋徽秉承家传，以科举起家为官三十余年，工作踏实，廉洁奉公，是公职人员的楷模。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史料称为“著名回族书法家”。尤其是在辑录《清真释疑补辑》的过程中，唐晋徽起到了重大作用，他穿针引线，博采众论，坚持二十余年，也就是说，该书的编撰积累过程，伴随了他的整个仕宦生涯，除了言之凿凿的两跋一序外，十多万字的编著内容无不反映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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