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1865年3月10日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官宦家庭里。父亲谭继洵赐进士出身，官至湖北巡抚。

谭嗣同自幼即受到传统教育，先后从师于毕莼斋、韩荪农、欧阳中鹄等。在20岁到30岁这10年间，他迫于父命曾六次赴南北各省参加会试，所行路程，“合数都八万余里”，但均未中举。这十年的游历，使他有机会较深入地考察和认识了中国社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谭嗣同思想上受到强烈的刺激，感到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辞章”、“考据”上虚掷时光，而必须从事有利于匡济时艰的“实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此后，他一方面潜心研究张载、王船山、黄宗羲等朴素唯物论思想；另一方面广泛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并接触西方的政治学说。这使其思想产生重大变化，立志为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

1896年，谭父为嗣同捐了个候补知府的衔。他离湖北赴南京。在南京期间，他深感“孤寂无俚”，经常到上海参加社会活动。结识了梁启超、汪康年等。梁对谭十分赞赏，称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谭对梁启超和康有为也非常钦佩，自称是康的“私淑弟子”。这样，他就在“孤寂无俚”，正感彷徨的情况下，找到了他当时认为可与之共同策划以实现革新理想的知己。从这时起，谭开始从事变法理论的研究，着手撰写《仁学》，要“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企图用哲学观点来论证其要求革新的社会政治思想。1897年，完成《红学》。

1898年初，谭嗣同弃官回湖南参加筹划维新事业，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改变湖南时务学堂“中体西用”的教学宗旨，协助梁启超、唐才常等，使时务学堂成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的启蒙阵地。二是负责主持南学会。南学会成立于1898年正月，是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之下设立的，原是为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劝导“士民”保护湖南境内的教堂、传教士，以免发生教案。谭负责主持后，赋予南学会以新的内容，就是要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议院”的作用。谭嗣同认为图谋改革，实施新政、关键在于“平权”：官不可踞民之上而独尊，民不可受制于官而尽其“主人之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做到“平权”。一方面“平其议事之权”，使学会得以“议事”；另一方面，“办事之权仍官操之”。谭指出：“西国于议事、办事，分别最严。议院，议事者也；官府，办事者也，各不相侵，亦无偏重，明示大公，阴相牵制，治法之最善而无弊者也”。他希望把南学会办为全省的总学会，“府厅州县设分学会”，“分会受成于总学会”。“官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与学会议之，议定而后行。议不合，择其说多者从之；民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上于分学会，分学会上总学会，总学会可则行之。”务使“大吏罔敢骄横，小吏罔敢欺诈，兴利除弊，罔不率此。”使学会“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可见，谭嗣同对西方的议会政治是十分向往的，虽然他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实质，认识得不准确，但是，他能够团结一批热心变革的改良主义者，以南学会为核心，大胆地评议时政，这比康有为“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退议要激进得多，可以说是开中国议会政治之先声。

1898年4月24日，光绪“诏定国是”，开始变法。第二天，光绪就下诏要“速饬黄遵宪、谭嗣同二员来京，送部引见”。7月3日谭抵北京。20日光绪又下谕：赏谭嗣同等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谭深感光绪的知遇之恩，为使维新变法能取得成功，日夜忙碌，当时光绪皇帝的许多有关维新的谕旨是出自他的手笔。为了使变法有武力作后盾，他和康有为商议后，向光绪上密折，要光绪起用袁世凯，利用袁的武力，“先发制人”，把阻挠变法的顽固派头子西太后“监禁在颐和园”，以期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谭在光绪允诺后，又亲赴袁的住所，劝说袁世凯起兵。袁表面同意，背后又向荣禄等告密。西太后得讯即将光绪幽禁瀛台，并宣布“垂廉听政”。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日本。谭嗣同谢绝了让他出走的建议，慷慨陈辞：“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清自嗣同始。”8月9日，谭被捕。8月13日，谭嗣同与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康广仁等一同在北京菜市口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