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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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鲜卑族，汉名元宏。献文帝拓跋弘长子，生母李夫人。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中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改革家。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几十个君王中，真正有所作为并在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要数北魏的孝文帝。魏孝文帝在执政期间（471—499年）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吸取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有利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同时也使北方各个少数民族很快进入封建社会。因此，魏孝文帝是我国一位很有才干的少数民族政治家。

一

魏孝文帝拓跋宏是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皇兴元年（467年）八月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皇兴三年（469年）六月，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延兴元年（471年）八月，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还不足五岁的拓跋宏，他自己成了太上皇。五年以后，献文帝去世。

拓跋宏从小就缺乏父亲、母亲的爱。父亲献文帝与其很有政治才干的母亲冯太后矛盾很大，心情不快，更加信奉佛教，厌恶政事，只想做好个人的修身养性。他的母亲李夫人死得更早。北魏有一种规定，凡后妃生的男孩被指定为太子，太子的母亲就得死，这是为了不让妇女参与国事，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根据这一规定，李夫人在拓跋宏三岁被立为太子时就死了。所以，拓跋宏从小就由祖母冯太后抚养。献文帝死后，冯太后便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国家的各种大事都由冯太后决定。

冯太后是长乐信都（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人。她的祖父冯弘和伯父冯跋是北燕王国的国王。冯太后的父亲冯朗投降北魏，做秦、雍二州刺史，后来被杀。冯太后生于长安，虽然是汉族人，对于汉族文化的理解，还是得力于她的姑母。她的姑母是魏太武帝的妃子，冯朗被杀以后，冯太后投奔姑母，在宫中接受了姑母的教育，知书达理。十四岁时，文成帝即位，她被选为妃子，后来成为皇后。文成帝死，太子弘即位，即献文帝，她就成了皇太后。

和平六年（465年），文成帝死后，丞相乙浑乘机专权，任意杀害异己。这时冯太后二十四岁，献文帝只有十二岁，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显露出冯太后的政治才能。她杀死了丞相乙浑，掌握了国家大权，临朝称制。一年后，她就把政权交给献文帝。皇兴五年（471年），献文帝死，孝文帝即位，冯太后掌握实权，直接干预政事。

在冯太后的培养教育下，孝文帝勤奋学习儒家经典著作，认真总结汉族封建帝王的丰富统治经验。冯太后对于孝文帝的管教是非常严厉苛刻的。《魏书·高祖纪》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有个太监向冯太后讲孝文帝的坏话，冯太后大怒，用杖把孝文帝打了一顿，孝文帝也没敢申辩。太和十年（486年）起，在冯太后的指导下，孝文帝开始处理国家大事，起草文件。

黄河流域是汉族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地区，也是汉族封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拓跋鲜卑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进入中原以后，拓跋鲜卑统治者开始提倡开垦土地，鼓励农桑，实行计口授田等经济改革措施，从原来的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同时，也开始设置百官，分封公侯，重用汉族儒生，国家机构日益完备。

但是，拓跋鲜卑远比汉族落后，一个落后的民族如何统治比它先进得多的民族，这是摆在拓跋鲜卑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十分尖锐。

拓跋鲜卑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掠夺人口、牲畜和财物，让俘虏进行奴隶般的劳动。统一北方以后，对各族人民的统治非常残暴，租税名目繁多，徭役苛重。他们强迫各族人民当步兵，打仗时让步兵冲在前面，鲜卑族骑兵在后面督阵，步兵稍有迟缓和怠慢，就被鲜卑族的骑兵踏死。北魏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民族歧视，激起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仅在北魏建国后的一百年间，各地的起义和暴动就有七八十次之多。在孝文帝当政时期，史书记载各族人民的暴动反抗的事件也有十几起。如471年，司马小君领导三千多人在平陵（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历城区）暴动；延兴二年（472年），光州（治所在今山东莱州）人孙晏领导一千多人暴动；延兴三年（473年），荣永安在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领导暴动；刘举也领导起义，自称皇帝；延兴六年（476年），冀州（治所在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人宋伏龙自称南平王，聚众暴动；太和十四年（490年），和尚司马惠御领导暴动等。

面对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和暴动，为了巩固拓跋鲜卑的统治，孝文帝决心以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来改变野蛮落后的统治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二

自西晋末年以来，我国北方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实行均田制以前，北魏土地占有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朝廷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主要集中在京城附近，有牧场，有农田。从事畜牧和耕种的，是被征服的各族人民，他们的地位同农奴一样。在中原地区，由于战乱，留下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名义上也是属于朝廷所有的。

其二，是贵族和地主占有的土地。由于佛教的发展，僧侣也占有不少土地，耕种者有类似农奴的“僧祇户”，还有相当于奴隶的“佛图户”。

其三，是自耕农的私有土地。自耕农一般是独立的劳动者，由于沉重的赋役负担，经常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或依附农民。

由于连年战争和饥荒，田园荒芜，人口减半。于是，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许多自耕农破产以后，就依附于豪强地主。因此，北魏政权直接控制的耕地和人口越来越少，同时又出现了许多荒地无人耕种，减少了北魏的财政收入，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农民的起义和暴动经常出现。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增加国家收入，冯太后、孝文帝不顾地主豪强和贵族的反对，决心限制豪强地主势力，并同他们争夺耕地和农民。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大臣李安世上书，提出均田建议。因为有强大的政权力量和中原存在大量的荒地，为北魏实行均田制提供了主观力量与客观条件。于是，均田的建议被采纳，并派大臣巡行州郡，会同各级地方官吏实行均田。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

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授给露田（本来是无主的荒地，规定不准种桑、榆、枣等果木）四十亩，妇女二十亩。为了休耕，可根据具体情况，加倍或加两倍给予土地。露田不准买卖，身死及年满六十岁时要归还政府。此外，男子给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可传给子孙。在不宜种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十亩，妇女五亩。

凡有奴婢和耕牛的人，还可以额外获得土地。奴婢“受田”（领种土地）的办法同一般农民相同。耕牛每头受露田三十亩，每户最多只限四头。

在实行均田制之前，北魏政权曾实行过计口授田的办法，均田制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但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还肯定了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合法性。奴婢、耕牛可以授田的规定，又保护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各级地方官吏，在任职期间得到的土地又远远超过普通农民，如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虽然他们在离任时要交回，这也说明了均田制是保护官吏特权的。尽管如此，均田制的推行，是有利于北魏社会经济发展的，应该予以肯定。政府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农民，肯定了农民对所占土地的使用权，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国家允许无地农民迁往他乡，也有利于荒地的开发，因而扩大了国家的耕地面积。

在均田制开始实行时，北魏还没有乡党制度，而是实行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三五十家共立一个户籍，所以大地主隐匿农户的情况很严重，妨碍着均田制的实行，不利于按户口分配土地。随着均田制的实施，整理户籍便提上了日程。

太和十年（486年），大臣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三长制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合称三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征收赋税等。由于许多贵族、大臣本身就是隐匿农户的大地主，所以他们纷纷反对李冲的建议，冯太后和魏孝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坚决采纳了李冲的建议。他们认为。实行三长制不仅可以保证均田制的实施，还可以把逃避租税的人口清查出来，因而很快地实行了三长制。

通过均田制、三长制的实施，北魏政府直接控制的农户显然增多了，到六世纪初，北魏政府已经掌握了五百多万户。农户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就大大提高。由于北方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战乱时期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三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病死。孝文帝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时不吃饭，后来才勉强吃一点。鲜卑贵族劝他不要过哀，可照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办理丧事。他却认为祖宗南征北战，“重武略，不重文教”；言下之意，不想再墨守成规，想在“文治”上下功夫。孝文帝受冯太后的影响很深。冯太后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做了很大的改革，他决心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改革。迁都洛阳是孝文帝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

北魏自建国以来就定都于平城，为什么要迁都洛阳呢？

鲜卑人过去一直是过着游牧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要劳动。在进入黄河流域、统一北方以后，国家收入主要靠农业经济，靠剥削广大农民维持统治。平城地处边塞，气候寒冷，变化无常，风沙又大，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再加上交通很不方便，稍有天灾，人们就得四处逃荒，灾情严重时，平城内到处都躺着饿死的人。洛阳地处农业生产发达的中原地区，交通十分便利，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是东汉、魏晋的京城。平城是鲜卑贵族的老窝，保守势力很大，他们极力反对改革。所以，迁都洛阳既便利于加强同汉族地主的联系，又可以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和影响，有利于北魏的统治。

迁都洛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表明北魏是正统。我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大讲“五行”，认为王朝的更替变化是有一定顺序的。汉代人认为，其顺序是木火土金水。北魏自认为是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为水，魏是正统所在。为了和南朝争正统，也应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的故都洛阳。

魏孝文帝知道，迁都是一件大事，必然会遇到贵族、大臣们的反对。于是，他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假称要调兵遣将，大举进攻南齐。这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大臣信以为真，纷纷表示反对。魏孝文帝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社稷（指国家）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想出来挡驾吗？”拓跋澄也不甘示弱地说：“社稷虽然归你所有，但我作为社稷之臣，对国家的危难，也不能知而不言哪。”

退朝以后，孝文帝把拓跋澄召来，对他说：“刚才谈的事，实在难办得很。我们的国家起自北方，建都平城。但是，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搞文治的地方。我这次的想法是，名义上是进攻南齐，实际上是想借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呢？”拓跋澄这才领会孝文帝的意图，表示支持迁都。他认为东周和东汉正是在洛阳兴盛起来的，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单凭武力是难以维持统治的。孝文帝又问：“北方人因循守旧，不想变革，怎么办？”拓跋澄坚决支持孝文帝改革，他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你就下决心干吧，他们又能怎么样？”孝文帝听了，非常高兴地说：“任城，吾之子房也！”（子房是张良的字，刘邦的谋臣。张良曾赞助汉高祖刘邦迁都长安。）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顾大臣的反对，率领三十万大军向南开去，九月，到了洛阳。到洛阳以后，孝文帝参观西晋宫殿的遗址，只见一片残垣断壁，十分伤心。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吟咏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的诗句。一场由孝文帝导演的迁都的戏，便这样开始了。

洛阳这时正是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经过长途跋涉，士卒十分劳累，随行的文臣武将也叫苦不迭。九月的一天，雨越下越大。孝文帝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继续向南进发。这时，大臣们都跪在孝文帝马前，苦苦哀求，叫他不要南伐。孝文帝十分气恼地说：“讨伐南齐的大计早已确定，现在大军就要挥师南进，你们还想干什么？”群臣依然不同意南伐，孝文帝愤怒地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帮人却一再阻挠。再这样下去，我就要依法行事。”说完，他就要策马而行。鲜卑贵族拓跋休等人，仍然跪在那里，一再请求皇帝不要南进。孝文帝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用另一种口气对群臣说：“这回出兵兴师动众，非同小可。如果不能成功，如何向后人交代？我们世代居住在北方，你们不想南伐，那就把国都迁到洛阳。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尽管大臣们都不愿意南迁，但是南迁总比打仗好，打仗风险太大，只好暂时同意迁都洛阳。

接着，孝文帝令大臣李冲、穆亮等人营建洛阳，派拓跋澄回平城，向留守平城的贵族传达迁都的决定。他还派贵族于烈担任留守平城的重任。孝文帝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回答说：“皇帝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理解。从我内心来说，一半赞成，一半不赞成。”孝文帝认为他很忠直，说：“你不唱反调就行啦。”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又颁发诏书，把迁都的事通知全国。由于平城贵族留恋故土，不想南迁，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跟他们讲解迁都的意义，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不久，即正式迁都洛阳。

四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把改革继续下去，决心改变鲜卑族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

有一次，他召集群臣说：“你们想不想让我们魏国也像周朝那样闻名史册，被人们千古传颂呢？”文武百官当然都表示同意。接着他又问：“是改变我们的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还是不必改变就可以达到呢？”孝文帝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只有改变，才能达到。”孝文帝又问：“你们愿意不愿意让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治理国家？”拓跋禧说：“愿意。”于是，孝文帝说：“好吧。那我们就迅速改变过去的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你们必须服从命令，不准违抗。”接着，孝文帝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原来鲜卑人过着游牧生活，穿短衣服适于马上生活，骑马射猎都很方便。现在他们已经由塞北迁到汉族聚居的中原，社会环境、生活方式都改变了，服装也应随之改变。而且穿上汉服，也有利于减少民族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有一次，他外出回到洛阳，曾对大臣说：“昨天我进城的时候，看到有个妇女还戴着帽子，穿着夹领小袖的鲜卑服，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检查？”拓跋澄回答说：“现在洛阳城里还是穿鲜卑服的人少，穿汉服的人多。”孝文帝听了很不高兴，反问了一句说：“难道要都穿上鲜卑服才算督察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他让史官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可见，孝文帝不仅发布改革的政令，同时也还能注意检查执行的情况。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话。过去，连做官的汉人也得讲鲜卑语，军队中的号令也用鲜卑语。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专门设置了“译令使”（翻译）。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隔阂，孝文帝规定在朝廷上不准讲鲜卑语。三十岁以上的官一时难改，讲鲜卑语可以不予处罚；三十岁以下的官在朝廷上必须讲汉话，否则就要降职。后来又进一步规定，不准在朝廷上讲鲜卑语，谁违反规定就要撤职。许多鲜卑贵族对此很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从规定上看，穿汉服，讲汉话，似乎只是对鲜卑贵族的要求，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随着民族间频繁的交往，再加上政府的规定，许多鲜卑族人也都在讲汉话。据史书上记载，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不久也就忘记了鲜卑语。

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又把鲜卑族的复姓改成单姓。他在诏书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北魏的祖先是黄帝的子孙，在五行中属于土，土又是“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所以将拓跋氏改为元氏。随后，将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尉迟氏改为尉氏，其他的鲜卑复姓也都一一做了改变，把鲜卑族一百一十八个姓改为汉姓。

孝文帝还规定，从平城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洛阳人，死了也不准运往塞北。即所谓生为洛阳人，死葬北邙山（洛阳城附近）。

为了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改变过去鲜卑贵族的风俗习惯，孝文帝主张同汉族地主联姻。他自己就把汉族大地主卢敏、崔宗伯、郑羲、王琼四大姓的女儿纳入后宫，以当朝重臣李冲的女儿为皇后。然后，又给他五个弟弟分别找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他的女儿也嫁给汉族地主。其他鲜卑人也都按照门第的高低，实行对等的联姻。其实，这种联姻是政治上的结合，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孝文帝重视与汉族地主联姻，实际上是借着婚姻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在一起，使汉族地主更加效忠于北魏，以缓和汉族人民的反抗，巩固北魏的统治。

此外，孝文帝还命令从南朝来的王肃仿照南齐的制度，拟定北魏的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使北魏的政治制度同南齐几乎没有两样。

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要经过斗争，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如此。当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时，就引起了鲜卑贵族的不满。他们认为，放弃马背生活，南迁中原，会使鲜卑人失去剽悍善战的性格和习惯，这些人总想以武力这种野蛮的手段统治各族人民，坚决反对迁都。迫于孝文帝的压力，不得不同意迁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鲜卑贵族对立的情绪也越来越大。孝文帝的改革，起用了不少汉族地主，因而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他们抱怨孝文帝“亲近汉人，疏远本族”。孝文帝深知汉族地主对巩固北魏政权的重要性，所以他对鲜卑贵族的不满情绪不予理睬，依然大力推行改革。

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不喜欢读书，喜欢马背上的生活，总想回平城。他年龄虽不大，受鲜卑贵族保守派的影响很深，对孝文帝的改革也很不满，经常偷着穿胡服。他还借口洛阳天气热，不如平城好，散布对改革不满的论调。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到嵩山巡视，太子恂趁机跟他的亲信密谋，准备带一批人马去平城。此事被发现以后，孝文帝立即返回洛阳，把太子恂召进宫中，痛打一顿，然后囚禁起来。这年冬天，孝文帝决定废掉太子恂，并召集群臣议论此事。大臣穆亮、李冲反对废太子恂，孝文帝说：“你们是出于私心，我是为了国家。大义灭亲，古人为贵。太子恂违背父命，企图逃到北方，这样大的罪恶，如不废掉他，将来也是国家的祸害！”于是，他废掉太子恂，继续关押。后来，孝文帝派人将拓跋恂用药酒毒死。

同年冬天，鲜卑贵族穆泰等人又秘密联络一些将领，计划立阳平王拓跋颐为皇帝，并在平城起兵。孝文帝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任城王拓跋澄前去讨伐，终于平定了这次内乱。这次叛乱的主谋穆泰，不仅是北魏的元老，而且是孝文帝的恩人。原来冯太后掌权时，一度想废掉孝文帝，正是由于穆泰等人的一再劝阻，才保住了孝文帝的皇位。现在穆泰有罪，孝文帝也决不宽容。这次叛乱是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一次较量，通过较量，沉重地打击了鲜卑贵族的保守势力，为孝文帝继续深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五

孝文帝改革的成功，同他重视人才是分不开的。

孝文帝为了推行他的改革，就需要有一批支持他的有才干的人。鲜卑贵族任城王拓跋澄就是他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他替孝文帝安抚留在平城的鲜卑人，宣传迁都洛阳的好处，也曾率军镇压保守势力的叛乱。他还经常为孝文帝出谋划策，因而成为孝文帝的知己，深得赏识。对于其他坚持改革的人，孝文帝也予以重视。如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刺史拓跋鉴，按照齐鲁地区的汉族习惯进行改革，孝文帝十分赞赏地说：“各地的官吏，如果都能像拓跋鉴这样干，改革还有什么难的！”

孝文帝也曾建立了门阀制度，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成等级，并以此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是束缚人才的制度。孝文帝在任用人的时候，并不完全受门第等级的限制。有一次，他曾让大臣专门讨论人才和门第出身的问题，李冲说：“要想使国家富强起来，不能只重视门第的高低，应该有选拔人才的规定。”韩显宗说：“国家兴亡在于人才，不能只重视出身。哪能以贵袭贵，以贱袭贱？”为此，韩显宗还曾专门上书说：“出身高贵的人对国家有什么用？出身只能说明他的祖先的功绩。只要确有才华，就是杀猪的、打鱼的，甚至奴仆、俘虏，都可以重用。出身再高贵，没有才华也不能用。应该让有大才的人做大官，有小才的做小官，只有这样办，对国家才有好处。”

孝文帝同意上面的认识，只要是出类拔萃的人，可以不受门第等级的限制。同时，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和规定。

为了发现人才，他多次要求官吏推荐人才，并多次表示，让大臣们对他任命的官员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如果有不称职的，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如果有才能的人他没有用，也让官员推荐。谁能推举出有才干的人，谁就会受到奖赏，或者放假休息三天；不发表意见的人，被看作是有罪的行为。他把能否推举人才，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重要标准。

为了尽快选拔有用的人才，他改变了过去传统的考核制度。过去规定三年一考、九年三考之后才决定官员的升降，现改为三年一考就决定升降。对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亲自和大臣们一起进行考核。有一次，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刺史王袭听说孝文帝要经过并州，他就让人事先刻好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石牌，立在路旁。孝文帝见了，就表示怀疑，并派人进行调查了解，发现王袭确实是弄虚作假，有意欺骗他，于是对王袭进行处理。又有一段记载，孝文帝曾对身边的大臣说：“你们都是身居要职，这么长时间既没有对我批评过一句，又没有提出过一个好的建议，也没有推荐过一个有才能的人，或是提出罢免一个不称职的官员，这是很大的罪过。”接着，他又指出他弟弟广陵王拓跋羽以及各个大臣的过错，结果，有的被扣发薪水，有的被降职，有的被罢官。

孝文帝特别重视汉族地主中有才干的人。冯太后重用的一些汉族地主，他都很尊重。汉族地主刘芳、崔光、高闾、高允，贫士李彪等，在孝文帝亲政时，积极出谋划策。对提出均田令、三长制建议的李安世、李冲等人，他都是由衷地佩服。因此，这些汉族地主的人才，便成了他推行改革的一支积极力量。

孝文帝对有才华的人能够放下皇帝的架子，尊重他们的意见。李冲是个非常有政治才干的人，他就经常和李冲一起研究国家大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制定北魏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为了广搜人才，他对南朝投降的官吏也很尊重。南朝刘宋政权的刘昶投降以后，他非常注意搞好关系，使刘昶为北魏政权服务。当派刘昶远出时，他就亲自送行，让文武大臣作诗相赠，使刘昶深为感动。由于孝文帝能以礼待人，不少南朝汉族地主投奔北魏。王肃是江南著名的才子，很有政治头脑。当他父亲和兄弟在南齐被杀以后，就逃到了北魏。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他，对他十分器重，恨相见之晚。王肃非常熟悉南朝的各种礼仪制度，因而在改订官制礼仪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又如王清石，原来是江南大地主，世世代代在江南做官。后来，王清石到了北魏，担心孝文帝不信任他，心里总感到不安。孝文帝不但不嫌弃他，还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想见我都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从而打消了他的顾虑。因此，他对孝文帝非常感激，更加替北魏的统治卖命了。

孝文帝也很注意听取接受别人的意见。北魏的刑法繁多，刑罚特别严酷，仅判死刑的规定就有二百三十五种，一人有罪，株连九族的规定也有十六种。所以，北魏罪犯很多，经常发生逃跑的现象。孝文帝曾下令，凡是罪犯逃跑的，令罪犯全家服役。刺史崔挺上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刑罚太重，孝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取消了原来的规定。

孝文帝改革的成功，跟他重视人才，赏贤用能是分不开的。在门阀森严埋没人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当然也不能例外。正因为如此，孝文帝能有以上作为，也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六

孝文帝生于社会动荡的年代，也是民族融合的时期。他从小就接触汉族文化，羡慕汉族文化。他为人聪明，又很刻苦读书，对古诗很有研究，文章写得也很好。据说，他可以一边骑马一边写诗作文，写成后可以一字不改。史书记载，他一生写了上百篇文章。他还经常和大臣们和歌作诗，并给别人改诗。有一次，他见到路旁有十几棵树，就诗兴大发，立即写出一首。然后，让他弟弟彭城王拓跋勰在离他十几步远的地方，一边向他走，一边作诗。拓跋勰果真作出一首诗来，他非常高兴。他不仅自己喜爱汉族文学，还经常让鲜卑贵族读书写字，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在迁到洛阳之后，他曾对鲜卑贵族说过：“迁都洛阳就是为了移风易俗，增长见识。如果一直住在平城，什么也学不到，我们的子孙只能像对着墙站着那样，什么也不懂。”他还和陆睿讲：“过去我们总说鲜卑人性格粗鲁，何必学习呢！看来这句话是不对的。现在很多鲜卑人都能读书写字了，难道他们是圣人？关键在于学还是不学。”

由于孝文帝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不夜郎自大，积极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建学校，征集图书，使衰落已久的北方文学又出现了复兴的气象。

在艺术方面，北魏时期的雕塑、书法也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孝文帝统治时期，他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宣传因果报应思想，可以麻痹人民的斗志，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因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在他统治时期，洛阳就有一百多所寺院，和尚尼姑两千多人，北魏有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寺院，和尚尼姑有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我国建造了许多石窟，其中最著名的是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是我国古代的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是在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开始建造的，以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朝代。相继营造长达四百多年。龙门石窟的艺术，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聪明才智。

书法是我国人民特有的一种艺术，自东汉以来开始受到重视。孝文帝重视读书写字、刻石立碑。北魏的书法刚劲有力，气势雄浑，别具风格，后人称为“魏碑”体。这些艺术的发展，同魏孝文帝的提倡是有关系的。

像许多帝王一样，孝文帝也是尽力做出关心人民疾苦的样子。他经常到民间进行调查和访问，经常向年长的人嘘寒问暖，还赏赐衣物，以得到百姓的拥护。

他关心农业生产，经常了解庄稼的生长情况。那时候，皇帝出来都是前呼后拥，车水马龙，到了路窄的地方，就会踏坏庄稼。于是他下令，凡是他的车队踏坏农民庄稼的，一亩地赔偿谷五斛。当然，孝文帝绝不是真正爱护老百姓，而是用以收买人心，缓和阶级矛盾，巩固他的统治。但这总比专横跋扈、任意欺凌百姓的皇帝要好一些。他对士兵也很关心，亲自慰问有病的士兵。当行军打仗遇到大雨时，他就把自己遮雨用的盖布去掉，跟士兵一起淋雨，以鼓舞士气。

在生活上，孝文帝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格，经常穿粗布衣服，骑没有鞍子的马。有一次，他到华林园游玩，有人建议他修复景阳山，他说过去魏明帝就是因为奢侈而失败的，这个教训我要永远记住。他对自己的亲属说过这样的话，希望他们注意三件事情：其一，不要仗势欺人，骄横无理；其二，不要奢侈腐化，不管政事；其三，不要过多饮酒，乱交朋友。当然，这些劝告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说明他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还是注意约束权贵、关心百姓疾苦的。

孝文帝自太和十五年（491年）亲政以后，好大喜功，总想打败南朝，统一天下。他在一次南伐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意思是中国的广大地区都已归我管辖了，只有江南一带还没有归我统治，他想做全中国的皇帝。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的，他几乎年年征战，兴师动众，但收效不大。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他在一次南伐的途中患病而死，死时才三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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