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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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字介甫，晚年号半山。罢相后封荆地，世称王荆公。卒谥“文”。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王安石出生于临江郡清江（今江西省清江县），父亲王益其时任临江军判官。由于王安石家世代都是科举仕宦出身，因而他从小就受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忆昨诗示诸外弟》）。庆历元年（1041），他入京应礼部试，一试而中，次年以第四名进士及第，开始仕途生涯。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求外调为鄞县令，兴学校，严保伍，起隄堰，贷谷于民，吏人更之，政绩显著。嘉祐二年（1057）在常州任上开凿了一条运河，因劳人费财常自责。次年改任江东提点刑狱，取消了茶叶专卖，做了件好事。在地方期间，他接触社会现实的机会甚多，于高利贷、专卖品、边庭安危等，多有了解。嘉祐四年（1059），他回京担任了三司度支判官职务，上书万言，历陈变法主张，要求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地主官僚的兼并，加强中央集权等，这就是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熙宁二年（1069），新继位不久的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副宰相身份主持制置之司条例司，于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而后在全国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史称“熙宁新政”。其时，王安石已身为宰相，他依靠神宗，大力推行新法，并改善与西夏作战形势。但因保守势力的强大，新法屡屡受阻，以致他的两个弟弟、他的好友曾巩等也不支持新法，所以熙宁七年（1074），他辞相离京。而后又复相罢相，退居江宁，隐居钟山，乞灵佛老。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宣仁太后执政，“以母改子”，废除新法。连续的打击，使本来已病重的王安石病情愈重，不到一年，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十一月十二日，在旭日初升的辰时，一个婴儿呱呱降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判官王益居住的维崧堂中。父亲王益和母亲吴氏见他生得虎头牛耳，喜得嘴都合不拢了。这之前，王益的原配夫人已育二子名安仁、安道，这位新婴是继娶吴氏后所得的第一个儿子，遂取名安石，字介甫。

王益是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后跻身仕途。王益为官刚直不阿，在担任建安县主簿时，该县因百姓不按时交纳赋税，受到了州官的训斥。王益说：“官衙的孔目吏们尚且不按时完税，岂可单单督责于贫民？”便带领官校来到衙门，抓起赖税的孔目吏杖打二十，限三天完税。限期未到，全县百姓的税赋全部纳足。在临江军判官任上，王益更是对违法的官吏豪族严惩不贷。当地江中有处萧滩，不利于行船，官吏们在王益的管束下难再胡作非为，便给王益起了个“判官滩”的绰号，以至于豪吏大族合伙出钱，贿赂转运使将王益排挤走。此后王益又历知新淦县、庐陵县、新繁县。天圣八年（1030）知韶州（今广东韶关）。景祐四年（1037）通判江宁府（今南京市）。所到之处皆有治声。

父亲游宦四方，王安石也随在身边。严父慈母的温馨氛围抚慰着王安石的身心，江表岭外的明山秀水愉悦着王安石的情愫，天南地北的风物民情开阔了他的视野，父亲治政理事的倔犟性格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王安石毕竟年龄幼小，不断变幻的生活环境使他那机敏聪慧的心灵感到新鲜好奇，外界的一切在他那天真无邪的眼中显得这等美好。耳目所接，除了“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便是“幽花媚草错杂生，黄蜂白蝶参差飞。”民瘼之疾苦，世道之凶险，尚远远没有给他些许触动。他所能做的想的，除了发蒙的习字作文，便是游玩嬉戏：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13岁的王安石跟随父亲回到故乡临川省亲。在金溪的舅舅家，他见到了久负盛名的神童方仲永。仲永5岁能作诗，文理皆可观，天赋极佳，但由于不注意后天学习，王安石见到他时，他作出的诗已经很平淡无奇了。这件事给了王安石极大的震动。后来当王安石再次见到方仲永时，昔日的神童早已失却了璀灿的灵气，泯然与普通人毫无两样了。这更使王安石感叹不已，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伤仲永》，阐发了“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的深刻道理。

方仲永的沦落，激起了王安石发愤自强的热情。特别是16岁时他随赴吏部候选的父亲到京城开封客居数月，第二年四月又随父亲来到金陵这个物华天宝的六朝古都之后，他越发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已往戏弄春光的无聊和幼稚：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无须臾稍待，男儿当锐意于建功立业，岂能蹉跎于碌碌无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从此王安石“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专心致志地埋头苦读。

聪颖的资质加上刻苦的努力，使王安石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他读书能一过目而终生不忘，他写起文章来，动笔如飞，仿佛漫不经心一般，但写成之后，读者无不为其构思精妙而折服。

王安石志趣广泛，博览群书，举凡诸子百家、医、农、艺、文之类的典籍，他无不涉猎其间。但对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熏陶最深的仍主要是儒家思想体系，王安石亦不例外。不过王安石在众多的儒家圣哲和文学巨匠中，最为崇拜的还是孟子和杜甫。

一代宗师欧阳修非常赏识王安石的文学才华，曾赠诗把他比作李白和韩愈：“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王安石却不这样期待自己，而是把学习孟子作为自己的志向。他在回赠欧阳修的诗中写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王安石所折服的是孟子的“王道”、“仁政”哲学，而孟子提出的“井田”更被王安石视作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境界。他在诗中不只一次地表达了“愿书《七月》篇”、“愿见井地平”的愿望。

如果说王安石之崇敬孟子是痴迷于“王道”的话，那么，使得他钦慕杜甫的原因则在于感佩于杜甫“忧君爱民”的节操。王安石在《杜甫画像》诗中满怀深情地说：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

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

……

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

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

……

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

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

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

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

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

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后人李璧在《王荆公诗笺注》中说，王安石之所以这样推崇杜甫，“只因他能一饭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

孟子的王道仁政和杜甫的忧君爱民，就这样深深地融进了王安石的血液，初步形成了他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

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之下，随着学问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王安石逐步地把通过攻读经书、吟诗作赋以猎取功名、光宗耀祖的追求，摒斥到了个人理想的角落之中，而是高高树立起了行仁政、理民瘼，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从“坐欲持此博轩冕”、“钓取薄禄欢庭闱”，发展到了“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要与商、周始祖一样大有作为开创一个新社会的豪情壮志已跃然纸上。

然而，正当王安石磨拳擦掌准备杀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昊天一朝畀以祸”。宝元二年（1039）二月十三日，父亲王益死在了江宁府通判任上。父亲的死使王安石悲恸欲绝，“精神流离肝肺绝，眥血被面无时晞。”他既为年仅46岁的父亲“不克其材以夭”而感到痛惜，又因“先子泯没予谁依”，为年仅19岁的自己骤失父爱而哀伤。王益的灵柩没有运回老家临川，而是被安葬在了江宁牛首山麓。从此，王安石一家便在江宁定居下来，江宁成了他的第二个故乡。

父亲死去，做儿子的照例要守丧三年。在经过了“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的丧期之后，王安石再也按捺不住展翅腾飞的凌云豪情，果断地拜别母亲，踏上了赴京科考的路途。一柄锋利的金剑即将脱颖而出，一只矫健的雄鹰即将遨翔云霄。

庆历元年（1041）秋，王安石顺利通过进士科礼部省试，次年三月，又殿试合格。宋制，殿试经主持考试的初考官、详定官等评定优劣、排列次序后，其前几名须由皇帝最终裁定。按考官们的意见，王安石的答卷本是排在第一名的，可是当宋仁宗审阅其答卷时，发现其中有一句“孺子其朋”的话，顿时沉下脸说：“此语犯忌，不可以魁天下。”搁置一边。接下来的第二、三名王珪、韩绛都是有官职的举子，按宋朝惯例已有官职者不可当状元，便把原本第四名的杨寘提到了第一，授为状元，而王安石则屈居第四。

科举中状元，在宋朝是极其荣耀的事情。有人曾说，即使统兵出征建立收复燕云十六州这等巨大的功勋，其荣耀亦比不上状元及第！哪一位苦读寒窗的士子不把状元及第、大魁天下当成自己科考奋斗的最高目标。才华横溢的王安石只因一语犯忌而与状元失之交臂固然令人惋惜，但人们却从未听他本人提到过差点中状元的事，可知王安石志迈高远，对科第功名原本是不很在意的。这年王安石22岁。

接着，王安石授为佥书淮南判官，“身着绿衣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来到扬州，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做了官的王安石依然保持着他嗜书勤学的习惯。白天处理公事，晚上挑灯读书，常常通宵不寐，困乏极了，就伏在案上小憩片刻。天刚亮，来不及盥洗，就急匆匆地赶到衙门上班。扬州知州韩琦疑心他年少轻浮，夜间饮酒放荡，板着面孔教训他要乘年青时多读书，不可自弃，甚至不分配公事给他。王安石并不辩白，只是暗自叹息说：“韩公并不是了解我的人”。后来王安石声名日盛，与朝中贤臣多有交谊，唯独不愿和韩琦打交道。这或许与王安石不满于韩琦的官僚作风有一定关系。

官衙毕竟不是书斋，虽然王安石勤奋好学至老不倦，但他最关心最感兴趣的终究还是社会现实问题。

王安石步入官场的时候，大宋皇朝已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位天子的治下延续了80余年，经济文化在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可是，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到仁宗时，成堆的问题已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首先是官员冗滥。太祖时为突出皇权采用的分化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权力的办法，致使各级政府机构重叠，官吏人数大增。太宗以后，科举规模不断扩大，每科总有五六百人到一千多人被录取做官。大批的高官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也通过恩荫制度涌入了仕途。国初仅有几千人的官僚队伍，到仁宗嘉祐年间扩大了十倍，多数官员人浮于事，职责不清，勾心斗角，尸位素餐，严重影响了政府行政效率和职能的发挥。冗官的同时又出现了冗兵。在“养兵政策”的指导下，每逢灾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穿上军装，军队成了灾民收容所，职业兵从太祖时的38万人，到仁宗皇祐年间已达140余万，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正常需求，多数士兵无事可干，也不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国家既要负担巨额的官员俸禄和军费开支，又由于对契丹和西夏战争连连失败，不得不拿出大量赔款以求苟和，遂造成了第三个问题——冗费，即财政危机。太宗时，国家每年收入为二千几百万贯，开支后尚有赢余，到仁宗庆历年间，年收入虽高达一亿几千万贯，却入不敷出，赤字常在三百万贯以上，财政危机愈益严重。“三冗”日甚一日，社会上的土地兼并之风也越刮越烈，有权或有钱的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疯狂地扑向土地，他们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却掌握了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政府为摆脱财政困难又变着法子盘剥百姓，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一股脑地压到了贫苦农民头上。阶级矛盾由此被大大激化了。庆历年间，各地的士兵爆动、农民起义便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似一伙。上述问题集中在一起，使宋王朝患上了“积贫积弱”两个重病。如果说积贫包括封建国家财政危机（即国穷）和为解决财政困难加重对百姓的剥削而造成的社会贫困化（即民贫）两个方面内容的话，那么积弱则是指宋封建国家抵御外侮的无能和对内镇压的乏力。宋王朝这辆颠簸在古道上的破车，终于到了非修复不可的地步。

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朝廷内外早就响起了一片要求改革的呼声。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围绕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减轻徭役、加强边防等内容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改革触犯了大官僚地主们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仅一年左右，新政就宣布撤销，范仲淹等被贬出朝，摒居于江湖吟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去了。

在处理实际政务的过程中，年青的王安石既对宋王朝社会肌体中存在的种种沉疴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也在苦苦思索探寻着走出危机的路子和方法。

庆历新政失败不久，王安石签书淮南判官的任期也满了，他又来到京师听候新的任命。从地方到汴京，映入王安石眼帘的依然是敝政处处，并不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绘的政通人和、百废待兴的样子。严峻的现实和黯淡的朝政使王安石不想按官场一般的惯例献文应试，谋求接近中枢易于升迁的馆阁之职，而是立志到地方上去，继续考察时弊，寻求治国良策。庆历七年（1047）秋，王安石受命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

鄞县跨江负海，岗峦起伏，水利是当地农业生产的命脉。五代时，太湖流域曾建起一套颇完整的灌溉系统，并专设营田吏卒掌管其事，鄞县也曾赖之而无水旱之忧。到了宋仁宗时，营田之制已废驰六十多年，渠川大都淤塞，多山的鄞县便常感不足于水。王安石走马上任的那年，恰好旱灾肆虐。他在《读诏书》一诗中写道：“去秋东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王安石下车伊始，立即带领官吏衙役四出考察，历时13日，行程数百里，得出结论是鄞县的旱灾，不是天时所致而是官吏因循，未尽人力造成的。于是，他在冬闲季节便大规模发动群众投身于兴修水利。久被旱灾所苦的鄞县人民积极响应，淤塞的河道被疏通了，坍废的坝堰修筑而起，临江靠海的地方也新建起了斗门，水利状况明显改观。

针对当地农民每逢春季青黄不接的问题，王安石把官仓的储粮，用低息贷给农民，约定秋后还粮付息。既帮助农民度过难关，又使官仓新陈相易。王安石还兴学校，严保伍，整顿社会秩序。鄞县的治绩是王安石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初步尝试，为他以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也赢得了当地农民的欢迎和爱戴，直到明代，鄞县农民还在陀山之下立祠纪念王安石。

王安石在鄞县任职4年，这期间，他的目光和思绪并未仅仅束缚在一个县的疆界之内，而是满怀热情地关注着研究着许多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开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思想。

财匮国穷，是当时朝廷内外普遍头痛的问题，一般人认为理财的办法只有节用、加赋，王安石却有他独特的见解。他在庆历七年写的《与马运判书》中说：“要使自家富裕必须依靠国家，要使国家富裕必须依靠天下，要使天下富裕必须依靠天地。譬如一个人关起门来只和自己的儿子做买卖，即使把儿子的钱全挣进自己的腰包，这家人仍谈不上富裕。”他把国家财政和社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富国的根本出路不在节用而在生财，生财之道在于资之天地，即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向大自然要财富。如果仅仅把生财局限在向百姓榨取上，其结果就象关起门来与儿子做生意一样，即使把儿子的钱全赚过来，财富仍不会有丁点增加。这种因天地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思想，后来成了他经济改革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皇祐元年（1049），宋仁宗鉴于财政困难，采纳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的建议，减陕西守兵移住内地以省边费。王安石写《省兵》诗说：“有客言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令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王安石认为，与省兵相比，当前最重要的还在于择将，宋朝军力疲弱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上造成的将非其才，又无实权，单单省兵只会更削弱国防力量，而且骄惰已久的士兵裁减之后，如果不会从事生产，给社会造成的负担仍与当兵一样。他认为只有政治清明了，农民负担减轻乐于生产了，才能谈得上裁减冗兵。他把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联系起来考察，并把社会生产的改进当成军事改革的前提，堪称远见卓识。《省兵》诗中阐述的见解，后来成了他实行将兵法和保甲法改革的指导思想。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怀着“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遊”的眷眷情愫离开了鄞县，出任舒州通判。此时，王安石的文才和吏干已颇为朝廷大臣所欣赏，欧阳修称誉王安石文才惊人，认为是世所无有，假若这等文章不能光耀于世，将会成为自己的耻辱。文彦博则称赞王安石志趣恬淡，不汲汲于求进，操守可嘉，尤为难得，请求不次擢用，以遏制奔竞钻营之风。但几次召王安石考试馆职，他都以家贫人多，难任京师等理由加以婉拒。欧阳修以为王安石需要俸禄养家活口，就于至和三年（1056）荐举他入朝担任了群牧司判官。

群牧司是管理全国马政的机构，当时包拯担任长官制置使，另有司马光、吴充任判官，这是王安石第一次在朝廷做官。天子脚下，贤俊毕集，比起“只愁地僻无宾客”的地方州县来，王安石的交游圈子骤然扩大了。他和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等人年龄相当，意趣相投，几乎天天在一起吟诗作文，高谈阔论，人称“嘉祐四友。”广泛的交友，使王安石声名日著。

王安石性格落拓，生活简朴粗放，不修边幅，有时长达一年之久不洗一次澡，脸色黝黑，搞不清是皮肤黑还是积满了污垢，衣服脏到极点，也不肯换洗一下。同事好友韩维、吴充看不下去，便约他一二个月去定力院洗一次澡，每逢此时，韩维、吴充都从家中带来新衣服让王安石换，戏称“拆洗王介甫”。王安石洗沐完毕，见有新衣服就取过来穿上，也不问一声哪儿来的。

不幸的是，王安石这种特异的生活习惯后来竟成了一些仇视变法的人诋毁王安石的素材。方勺的《白宅编》说：有一次欧阳修招待客人吃饭，众人走后，苏洵留下来问：“刚才坐中那个象囚徒一样蓬散着头发，苦丧着脸的人是谁？”欧阳修说：“他叫王安石，是个文行之士。”苏洵说：“以我观察，此人将来必乱天下。他若得志，即使圣明之王也会被他逛惑。”于是回去写了篇《辨奸论》，说：“面垢而不忘洗，衣垢而不忘浣，此乃人之常情。有人却不这样，穿着奴隶似的衣服，吃着猪狗般的食物，蓬头苦脸而谈诗书，这岂是人之常情！凡做事不近人情者，很少不是大奸慝的。”经后人考证，这个故事纯属杜撰，而《辨奸论》也是假托苏洵之名伪造的膺品。

紧迫的危机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并没有使王安石在交友的愉悦中和优裕的职位上乐不思蜀。当欧阳修又上章荐举他为谏官的时候，王安石却坚决要求外任。嘉祐二年（1056）六月，王安石出知扬州。不久，调为提点江东刑狱。

这时的王安石已经拥有了十五六年的官场阅历，随着对现实生活接触的宽广，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识也愈益深刻了。

经济的萧条和农民的贫困化深深地刺痛着王安石的心，官吏的颟顸和凶残使他满怀激愤，《感事》诗强烈地渲泄了这种情感：

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

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

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

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

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

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

况是交春冬，老弱就僵仆。

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

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

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

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农民贫困化的根源就在于豪强兼并势力的剥削和贪官污吏的敲榨：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

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

满怀仁政爱民思想的王安石，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朅来佐荒郡，懔懔常愧疚。

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

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

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严峻的社会形势使一度沉寂的改革呼声再次高涨起来，王安石也坐不住了，他毅然抛开了早年“贱术虽工难自献”的自惭，于嘉祐三年（1058）向宋仁宗呈交了洋洋万余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全面地陈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王安石首先指出了宋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内则以社稷为忧，外则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造成了危机的原因在于现今的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变革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先王们所处的时代距今已很久远了，所遭之变，所遇之势已大不相同，要想使所变法度每一项都符合“先王之政”是困难的，因此只能通过效法其本意以合其政。今天的变法，其所以要打出效法先王的旗号，是为了不至于引起天下人的惊骇和议论沸腾。可见王安石对改革所可能遇到的阻力是有清醒认识的。

接着，王安石提出改革的关键在于人才，只有选拔一批既懂得效法先王之意，又合乎当今时势之变的贤才，方能根据民情的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王安石从教、养、取、任四个方面，批判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改革意见。在“教之之道”方面，王安石指出州县之学徒具空名，只讲说章句，课试文章，使生员到老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实际事务，因此他主张用一些有补于实际的，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学问教育生员。在“养之之道”方面，王安石尖锐的揭露了各级官员的寡廉鲜耻，同时认为一般官吏俸禄菲薄，不足以应付养家糊口、婚丧嫁娶之事，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他主张既要提倡节俭，严惩贪污，又要增加吏禄。而吏禄的增加是否会更造成财政困难呢？王安石说不会的，如果能“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即通过发展生产，增加财源，便可实现增吏禄而不伤经费。在“取之之道”方面，王安石认为进士科出身的官员只会雕虫之学，无补于实际，明经科只会死记硬背，其无用更是尽人皆知，靠恩荫得官的，更无从考知其才学品行。因此选拔人才应当慎重，并多方面地考之、察之、试之。在“任之之道”方面，王安石指出，登上官任的，今天让他管财，明天让他掌刑，后天又让他干别的，这样频繁的调动，使他无法熟悉本职，即使有才能的官员也只能安故习常，难以有所作为。

“万言书”的最后，王安石总结了以往改革失败的教训，强调了皇帝在改革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创法立制，有所改作，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即使效法先王之政的主张，恐怕也会被人视为迂阔烂熟的老生常谈而遭嗤笑。但皇帝应该明白，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如果不进行改革，宋朝就会难免重蹈汉唐的覆辙。

“万言书”展示了王安石的全部改革路线，这就是依赖皇帝的权力，整顿现有的官僚机构，制定一些能够适应和对付当前局势的法度，巩固宋朝的统治。

庆历新政破产后，原本就缺乏生气的宋仁宗变得更加庸碌懦弱、暮气沉沉。时下已拜为宰相的韩琦、富弼等人也早已失却了昔日的改革激情，换上了一副随波逐流、保守苟且的面孔。王安石的万言书并没有给他们以丝毫的触动，但这道震聋发聩的奏折却使王安石更加引起了朝野上下的瞩目。

嘉祐五年（1060）五月，王安石被召入朝担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六月，升任知制诰。

“万言书”遭受的冷遇并没有使王安石气馁，他再次向宋仁宗奏进了《上时政书》，改革的呼声更加响亮，言辞也愈益激烈，他从历史上的晋武帝、梁武帝、唐玄宗享国日久，因循苟且，以至身遇灾祸而悔无所及的惨痛教训说起，批评宋仁宗晏安太平，逸豫无为。直接了当地敲响了“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的警钟。

恰在此时，王安石突然发觉自己的身边出现了一名美貌的侍妾，原来是他母亲吴氏买来照料他起居的。王安石问起此妾的家世，回答原是一位军将的小妾，丈夫负责漕运京师的粮米，途中船沉，只得变卖家产、妻妾赔偿。王安石顿生恻隐之心，忙将小妾归还了她的丈夫，90万的买身钱也一并奉送。

对于生活是否安逸，仕途是否亨通，王安石并不放在心上。他不以官职为意，不溺于财利酒色，视富贵如浮云，这是宋朝各式各样的士大夫对他众口一辞的评价。占据王安石整个心灵的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国家的贫弱，他多么希望曾经主持过庆历新政的宋仁宗能够重整旗鼓、再度振作啊！然而，宋仁宗对《上时政书》的漠然，又一次无情地破灭了他的幻想。

事隔两年，即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逝。同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也死在了京师。国事的多艰和家事的不幸一起降临到了王安石的头上，给了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以沉重的打击。王安石扶母亲的灵柩回到江宁，在守丧的日子里，他不宿于家中，在灵堂上铺一层蒿秸，席地而寝。有一次荆南转运使潘凤差人下书于王安石，使者进屋见一人坐卧草中，形容憔悴，骨瘦如柴，以为是个看门老兵，命他送书入宅。那人接过信拆开就看，使者急得大叫喧呼：“王舍人的信件看门的岂能擅自拆开？！”旁人告诉他这就是舍人王安石，使者惊恐趋出，连称：“好舍人！好舍人！”

接连不断的打击，壮志难酬的郁愤，使王安石沮丧到了极点。他低吟着早年回乡时写过的诗句：

千里归来倦宦身，欲求田宅预求邻。

能将孝友传家世，乡邑如君有几人。

再三谢绝宋英宗的召任，仿佛真的要挂冠倦宦，归耕退隐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治平四年（1067）正月，朝气逢勃的宋神宗即位，给王安石施展抱负提供了空前绝后的良机。

宋神宗即位前就满怀富国强兵的理想，并对王安石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和侍讲之臣韩维经常议论天下大事，韩维的观点，每逢得到宋神宗的称赞，都说：“此非我之说，是我友王安石的说法。”宋神宗刚即位，还没来得及延见群臣，就问韩维王安石现在何处，韩维说在金陵闲居。宋神宗问：“朕召他肯来吗？”韩维说：“安石有志于经国济世，不是甘心于息老山林的人，陛下若以礼请之，怎肯不来？”神宗说：“你先写封信给他，谈一谈朕的意思，很快朕就会正式起用他的。”韩维摇摇头：“这样做他怕是不会来的。”神宗惊问：“何故？”韩维说：“安石多年来都是以道义决进退，淡薄名利，若陛下让臣用私人信件告诉他，他岂肯答应？不过安石的儿子王雱正在京师应考，经常过访臣家，还是由他转达陛下圣意为好。”由此，王安石知道了宋神宗对自己的眷待之意。

还在王安石刚刚踏上仕途担任淮南签书判官的时候，儒家的典籍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就使他懂得了个人的志向抱负和专制皇权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孙正之序》一文中说，孟子和韩愈都是所谓的“术素修而志素定”的伟人，但是他们的政治才略之所以没有得到实现，根子就出在没有得志于君主，缺乏君主的支持。如果他们得志于君，那么变时势行王道，就会易于反掌。

在封建君主专制集权高度强化的宋朝，王安石把自己的政治志向与皇权紧密绾连在一起，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唯其如此，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宋仁宗发出改革的呼吁；也唯其如此，他才在接连遭到冷遇之后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和沮丧的境地。当他得知新皇帝对自己的器重和赏识时，他仿佛于冥冥之中重新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遂于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接受了知江宁府的任命，告别赋闲生活重返政治舞台。

这时的王安石已经接近50岁了，卓越的文学成就，俭素的生活作风，澹泊的为人操守，杰出的政治才干，使王安石在士大夫中享有极大的声誉。司马光写的一段文字就充分描述了王安石给人们印下的印象：“王介甫独享天下盛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人们不论认不认识他，都认为他不被重用则罢，一被重用，则可立致天下太平，使百姓都能受到他的好处。”

出知江宁府仅几个月，在朝野上下的一片颂扬声中，王安石应召赴朝，官拜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与宋神宗接触频繁，给予这位年轻皇帝不少勉励。君臣两人从唐太宗谈到了尧舜，从诸葛亮、魏征谈到了皋夔稷契，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达成了变风俗、立法度，最为当今之所急的共识。王安石还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从财赋、官制、学校、军政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变法蓝图。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这虽然只是个副相之职，但由于当时的宰相曾公亮老迈不堪、富弼称病不出，另两位参知政事唐介不久死去、赵在许多事上辩论不过王安石总是叫苦，唯独王安石生气勃勃——京师人戏称这时的宰执班子为“生老病死苦”。因此朝政实际已由王安石控制。

这之前，宋神宗已开始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后，“劲橹健帆如转机”，变法更加驶上了快车道。在朝廷上专门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以吕惠卿主其事，又由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陆续实行了一系列新法。

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维同时升为宰相。从宋神宗、王安石到吕惠卿、章惇等人，形成了变法派的中坚力量，把酝酿已久的改革推向了一个高潮。北宋的历史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祛除宋王朝积贫积弱两大弊端，王安石变法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所以整个改革主要是从理财和整军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财政经济方面实行的新法有：

（1）均输法。原先负责向开封供应各种物资的发运使往往不管开封的物资储备和实际需要，每年只要把诸路上供的定额物资督运到京就算了事，经常是花了巨额运输费用却运来许多过剩物资，而遇上军事行动或其他重大开支时，又临时收括于民。均输法就是调整供求关系，使发运使根据京师的实际需要，收购积蓄各类物资，并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节省购价和运输费用。

（2）青苗法。这是对旧的常平仓法进行的改革，故又称常平新法。规定以当时诸路常平、广惠仓所存的1500万贯石的钱谷作本，政府每年两次举行放款，叫民户自愿请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过15贯，第五等户和客户不得过一贯半，借贷期限为半年，出利息二分。此法旨在抑制兼并之家的高利贷盘剥，对青黄不接的农民暂救燃眉之急。

（3）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高下分派，凡单靠民力不能兴建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4）募役法（免役法）。把原先按照主户户等轮流差派徭役的办法（差役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募役的费用，由管辖区内的主户按户等高低分担。原先有差役负担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免役钱”；原先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及坊郭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等等，也都得按照户等出“助役钱”，其数目比免役钱减半。后来官户又减到四分之一。这样可以使很多农民免除繁苛的徭役，保证农业生产。

（5）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100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去。商贩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中的某些货物到处售卖，半年付息一分。这个办法后来又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等城市实行，它旨在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和操纵，稳定物价和调节市场需求。

（6）免行法。原先首都开封的各工商业行户除交纳普通赋税外，官府宫廷所需的物品人工都向各行勒派，成为工商行户的沉重负担。熙宁六年（1073），宋政府通过市易司实行“免行法”，各行根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后，就可免除行户对官府承担物品和人工的“义务”，由官府雇人代役。它与农村实行的免役法一样，是在城市取消工商业行户徭役制的一项措施。

（7）方田均税法。即通过清丈土地，消除地主兼并土地后隐漏赋税等弊病，平均赋税负担，并增加财政收入。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质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土质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由于这项新法对大量隐瞒田地的豪强地主很不利，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大量工作进展缓慢，仅在华北平原和关中盆地的五路地区进行过，以后便停顿下来。

军政方面的改革：

（1）将兵法。针对北宋兵制中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弊端，把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就地加以训练，使兵卒熟悉其将领，将领统练其士卒。同时精简军队，淘汰老弱，把禁厢军总数减至80万人左右。

（2）保甲法。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作保丁，选家资富裕有“材勇”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规定农闲时集中保丁，练习武艺，夜间轮流巡警。其目的首先在于防止农民反抗，维护地方治安，同时也为了部分地代替军队，节省军费。

改革科举和学校制度：颁布“贡举新制”，应举者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考试内容为经义、论、时务策。废罢明经科，另设明法科，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初入学者为外舍生，不限名额；后经考试升为内舍生，名额200人；再经考试升为上舍生，名额100人。上舍生中学行优异者，可不参加考试直接授官。王安石还亲自主持对诗、书、周礼三部儒经重新注释，通称《三经新义》，作为学校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

上述一系列新法的陆续实施对宋朝的统治、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各阶级阶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恶性膨胀，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仅如农田水利法颁布后的七个年头，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达一万多处，灌溉了民田36万多顷和官田近两千顷，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根本上得到好转，开支之外，剩余很多，朝廷内外府库充盈，就连小县镇所积银米亦不下20万。宋朝的边防力量也明显增强。富国强兵的目标基本上达到了。

还在变法正式开始之前，一度饱享盛誉的王安石就因素来力主改革而引起了个别具有敏感政治嗅觉的人物的警惕和敌视。曾公亮荐举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时，唐介说：“安石恐怕难当大任”。宋神宗问：“你说的是文学不可任呢？还是治国吏事不可任？”唐介说：“不是指的这些。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让他为政，必会多所变更，扰乱天下。”御史中丞吕诲甚至专门上疏，给王安石扣上了十大罪状，说他好固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邪，喜欢别人谄媚自己；王安石说的话听起来仿佛很美妙，施行起来却不合时宜，一旦把他放到宰辅的位子上，天下必受其弊；并断言将来“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正由于变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激起他们的反对。随着改革的逐步开展和深入，围绕着变法而展开的斗争就“霍若猛吹翻旌旗”，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王安石本人遭到的攻击和漫骂也越来越多。

熙宁二年九月推行青苗法时，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斗争就掀起了第一个高潮。朝廷上的司马光、范镇、曾公亮、陈升之，地方上的富弼、欧阳修、韩琦等人，异口同声地指责青苗法的不是。有人甚至在开封大相国寺题诗说：“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远，惊心盗寇来攻剽。”根据苏轼的解释：终岁是十二月，合十二月为“青”字；荒芜是田有草，即“苗”字；湖浦焦是水去，即“法”字；女戴笠是“安”字；柘落木条剩“石”字；阿侬是吴（今苏州）方言，吴言即“误”字；去家京洛是“国”字；寇盗即“贼民”。——这首诗意思是“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

面对强烈的反对声浪，宋神宗表现得很动摇，想暂时废除青苗法，王安石虽然多方辩驳，仍未能消除宋神宗的疑虑。王安石很失望，只得说：“臣议论此事，前后已达十数万言，可是陛下仍有疑虑，这样被异论所迷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第二天就称病家居，并上章请求解除职务。宋神宗经过反复权衡，到底不忍心在关键时刻使改革事业象庆历新政那样半途而废。再三向王安石劝慰解释后，王安石才重出视事，变法得以继续进行。

但斗争并没有就此完结。熙宁七年（1074），围绕市易法和免行法又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由于市易法和免行法使皇族、外戚和宦官们不能再恣意勒索从中渔利了，所以他们一轰而起皆言其害。京城内外谣言四起，就连华山崩这样的事都推到市易法的头上。有人居然公开宣称：“能知道王安石的一分不是，便可称得上是一分好人；能看出王安石的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王安石在他们眼中简直成了百分之百的大坏蛋！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甚至声泪俱下地控诉王安石祸乱天下。宋神宗更加动摇了，也流着眼泪命王安石裁损新法。

宋神宗的动摇不仅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而且引起了变法派的内讧。被王安石倚为得力干将的曾布竟也顺着宋神宗的旨意反戈一击，指责市易司是仗着官府权势而行聚敛兼并之事。王安石的学生郑侠在反对派的支持下，借天旱之机绘了一幅灾民扶老携幼困苦万状的《流民图》，公然说：天旱就是王安石造成的，罢安石，天必雨！宋神宗看了《流民图》，触目惊心，彻夜不寐，愈益彷徨不安。王安石也迫于重重压力，连续六次上书求退。

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解除了宰相职务，以观文殿学士出知江宁府。临行前荐韩绛为宰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早先，为壮大变法派队伍，王安石在皇权许可的范围内，破格荐拔重用了一大批拥护改革的中下级官员，一时间，朝廷上突然冒出了许多年轻的新面孔。这批虎虎有生气的新进之士为推行改革，支持变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吕惠卿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精明能干，富有政治才能，王安石自从在嘉祐初年经欧阳修介绍结识了他，一直过从甚密。变法开始后，王安石力荐吕惠卿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官，更是把他倚为左右手，事无大小，皆与之商议，均输、青苗、农田水利法等都是由吕惠卿执笔拟就的。吕惠卿对王安石也很尊重，如子事父一般。在变法派阵营中，吕惠卿成了仅次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

然而，改革既为一批中小官吏扶摇直上提供了良机，也成了一些人进行政治投机的捷径。原在陕西当地方官的邓绾靠着上疏歌颂变法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被提拔进朝廷后，他的同乡们笑骂他奸佞，他蛮不在乎地说：“笑骂任你笑骂，好官还由我做！吕惠卿参加变法虽然不像邓绾那样具有赤裸裸的投机色彩，但他毫无例外地也是以通过变法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作为投身改革的根本动因的。唯其如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变法派内部因为攫取政治权力而产生矛盾乃至分裂。

变法派中潜在的这种危机倒是被反对派的司马光看得比较清楚，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些谄谀之人，企图依附介甫，靠变法作为进身之资，在介甫当政时，他们或许有顺适的快感。一旦介甫失势，必定有出卖介甫以求自售的。”以后的事态发展果然被司马光言中了。如果说曾布见风驶舵反对市易法只是变法分裂的开端，那么王安石等人和吕惠卿的交恶则是变法派内讧的扩大。

王安石罢相后，新法虽然在“传法沙门”韩绛和“护法善神”吕惠卿等人的坚持下继续得以维持，但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和倾轧也在滋长蔓延着。

吕惠卿有强烈的个人野心，他急切地企图代替王安石的变法派首领地位，为此他对于自己的亲属故旧如弟弟吕升卿、吕和卿以及方希觉等人极力提拔，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而对于变法派的其他成员如沈括、李承之、吕嘉问等人则加以排挤和打击。吕惠卿为了独揽朝政，甚至害怕王安石东山再起，便一方面顺承宋神宗“要钱”的旨意，标新立异，推行所谓“手实法”，搜刮民财；另一方面又搞起郑侠和李士宁两个案子，以陷害王安石。凡是能够伤害王安石的事，他无所不用其智。现任宰相韩绛更不被他放在眼里，两人矛盾重重。于是韩绛秘密向宋神宗请求复用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被起用为宰相，他接到任命立刻从金陵溯流北上，昼夜兼程，仅用七天就到达京师。

王安石复相后，曾很想在垂老余年，及时粗有所效，他重新任用被吕惠卿排斥的吕嘉问等人，继又废除不得人心的“手实法”。但朝廷上的变化实在太多，客观形势使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

首先是他和吕惠卿的关系更加恶化。六月间，王安石在心力交瘁之下患了病，宋神宗为让他尽快康复，只许他处理少量政事，吕惠卿却乘机向宋神宗进谗：“安石屡屡称病不视事，把事情全推到臣的身上，只怕将来事情败坏，臣会担当罪责。”吕惠卿的所作所为，使宋神宗愈益看清了他忌能、好胜、不公的为人。十月，吕惠卿被罢去参知政事，出知陈州。另一个变法派主将三司使章惇也因与吕惠卿有牵连，被罢知湖州。曾布、吕惠卿、章惇等得力干将的相继背叛离去，给了王安石以沉重打击。而更使王安石苦恼的是，对推行变法起决定作用的宋神宗，也不像熙宁初年那样重视王安石的意见了，经常是事多不从，王安石叹息说：“那怕只采纳上五分也好啊！改革事业显然已难以继续推向前进。

所有这些，使王安石开始变得意气消沉，越发感到前途渺茫，加上身体有病，熙宁九年（1076）春天以后，他多次要求辞职。屋漏偏遭连阴雨。这年六月，王安石唯一的儿子王雱病死了，老年丧子，这尤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辞职的请求更坚决了。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判江宁府。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过京师。

“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56岁的王安石携带全家老幼和儿子王雱的灵柩，在飒飒秋风、滔滔江声中回到了金陵。但他并不去江宁府衙门视事，熙宁十年六月又索性辞去了判江宁府的官职，过起了隐居生活。

从此，在距金陵城七里、距蒋山也正好七里的山坡上新筑了几间极其简陋的房舍，没有墙垣，远远望去如同路旁茅店一般，主人取名曰“半山园”。

从此，在半山园周围还多了一位鬓须斑白的老人。老人不耐静坐，非卧即行。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他骑跨小毛驴，由一名老兵牵着，四出闲逛。若老兵在前牵驴，走到哪里就听老兵的；若老兵在后赶驴，停在何处就听毛驴的。或坐于松石之下，或访于田野耕织之家，或入僧寺，没有定所。随身唯一不可缺少的是书。或在驴上诵之，或随地而憩诵之。再就是用布囊盛饼十数枚，老人吃罢，老兵再吃，老兵吃剩的就属于毛驴的了。

闲适的生活使王安石的病体得到休养和康复，却也使他的思想更加趋于消极和虚无。

隐居期间，王安石先后被封为舒国公和荆国公。对于这类荣宠，王安石是素来处之澹泊的。值得注意的倒是他把唐朝薛能的诗“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题在半山园的窗屏间，仿佛表明已对几十年的沉浮功过痛悔不已，现在要从头开始，在田园山野之中逍遥自适了。

为了寻求真正的解脱，王安石钻研起了禅学。他经常出入定林寺，与法云、宝觉禅师往来，参禅论佛。

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

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

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

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

（《即事二首》）

凡夫当梦时，眼见种种色。

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获。

……

既觉方自悟，本空无所得。

死生如梦觉，此理甚明白。

（《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之三》）

这些出自昔日以积极入世为己任的王安石笔下的诗什，读来简直全类禅家偈语。

在四大皆空、万念俱灰的空灵境界中，王安石似乎把骨肉亲情也忘却了。有次他收到二女儿的省亲诗：

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

极目江山千里远，依前和泪看黄花。

女儿的殷殷思念之情感人至深，然而王安石却淡淡地把《楞严经》的新译本赠给她，并回诗曰：

青灯一点照窗纱，好读《楞严》莫忆家。

能了诸缘如梦幻，世间惟有妙莲花。

竟然拒绝了女儿归宁省亲的请求，劝她伴青灯黄卷了却尘缘。

王安石神皈空门似乎是十分彻底的。元丰七年（1084）秋天，他甚至把聊以栖身的半山园都捐献为寺院，被宋神宗赐名“极宁禅寺”。继而又把用自己俸禄和王雱死后的赐银购置的田产也捐献为寺产，自己和家人一起到金陵城中赁屋居住。

难道说王安石真的把身外的一切牵累完全割绝净尽了吗？不！他的精神世界远远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净化成一尘不染的真空。往昔的荣辱仍牢牢地萦绕在他的脑际。“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余习未全忘。”（《杖藜》）。王安石“永怀前事不自适”，而眼前政治风云的变幻更是不断地挠扰着他那颗饱经沧桑的心。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逝。正当王安石流着“老臣他日泪”，沉湎于“湖海想遗衣”时，北宋政坛再起波澜，高太后和司马光等开始了大废新法。

元祐元年（1086）三月，当王安石得到免役法被废除的消息后，忧思如涌，满腔悲忿地说：“亦罢至此乎！”当年四月，这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终于带着无限的怅恨和忧虑，彻底地得到解脱，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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