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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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彪之（305年－377年），东晋穆帝、孝武帝时尚书仆射、尚书令。字叔武，临沂（今山东临沂西北）人，丞相王导堂侄。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初任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历任镇军将军、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吏部尚书等职。后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敛迹，流亡之户归还三万余口。穆帝永和十一年（355）拜相，任尚书左仆射。时桓温将废海西公，百僚震慓。彪谓温曰：“公阿衡皇家，便当倚傍先代耳。”于是，命取《霍光传》，礼节仪制，须臾便定。“朝廷以此服之”。咸安二年（372），简文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有人以为宜由大司马（桓温）决定。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矣。”于是朝议乃定。孝武帝宁康元年（373）迁尚书令，与谢安共掌朝政。为安所推崇，所谓“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谘王公无不得判”。为相时，重视贤才，以为政之根本。并批评当时职事未修，朝风未澄。认为职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风之澄，在于并职。主张内官自侍中以下，由10人减为3人。既精简了机构，也改良了吏治。太元二年（377）卒，谥号“简”。

为东晋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大族，应首推琅玡王氏。王导为中兴名相，历辅三朝。王导的从兄弟中有一才华横溢的名士，叫王廙，其名声威望并不亚于王导，王廙的亲弟弟王彬字世儒，也是王氏之秀。少年时的王彬，以雅正闻名于州郡，州郡征他为官，他谢绝。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他便与兄王廙渡江避乱。坐镇江东的司马睿因与王氏关系非同一般，故对这一家族的人都另眼相待。王彬被他征为镇东贼曹参军，后转任典兵参军，参加讨伐华轶之战，因功被封为都亭侯。

东晋建立初年，王彬被拜为侍中。从兄王敦举兵叛乱，入据京师建康，元帝司马睿派王彬去安抚王敦，正遇上王敦杀害了名臣周顗，王彬和周顗一向亲善，他得知后，先去哭周颉，悲痛欲绝，泪未擦干就去见王敦。王敦见他眼睛都哭红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哭周顗哭的，王敦一听大怒，训斥王彬。王彬正为失去一位好友而悲伤至极，又遭到王敦的无理训斥，也勃然大怒，指着王敦说：“兄抗帝命冒犯龙颜，害死忠良，大祸连及我王氏家族！”王彬义愤填膺，声泪俱下，使王敦恼羞成怒，声言：“你竟敢如此狂妄，是不是我不能杀你？”当时，王导也在座，替王彬捏了一把汗，劝说王彬向其兄陪个不是，谢王敦不杀之情。王彬说：“从我脚疼以来，见天子还不下拜，现在有什么可跪的！而这又有什么可谢的！”王敦狠狠地说：“是脚疼还是脑袋掉了疼！”但王彬对王敦的威胁毫不畏惧，王敦也拿他没办法。后来，王彬苦苦劝谏王敦，不要反朝廷，因他是王家的兄弟，王敦才没有杀害他。

明帝即位后，组织兵力平定了王敦的叛乱，王彬出任光禄勋，转度支尚书。成帝时，赐爵关内侯，升为尚书右仆射。病逝于官，享年59岁。长子王彭之嗣位，任官至黄门侍郎，次子王彪之最为知名，是东晋中后期左右政局的头面人物之一。

王彪之，字叔武，年刚20岁，头发便全白了，当时人称他为王白鬚。初入仕途，官为佐著作郎、东海王司马祗文学。他的从伯父王导对他说：“想选你为尚书郎，你若有幸可任诸王的辅佐！”王彪之说：“位之高低，不足计较，自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任官。至于越位超迁，我不愿意。”因此，任他为郎官。不久镇军将军、武陵王司马晞任用他为司马，累迁尚书左丞、司徒左长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

当时，永嘉太守谢毅，在大赦之后，杀了本郡人周矫。周矫的从兄周球到州里为周矫诉冤。扬州刺史殷浩派从事将谢毅逮捕，交付廷尉处理。王彪之认为周球身为狱主，没有王爵，不是廷尉所料理的，不肯受理此案。穆帝下诏令王彪之受理此案，但王彪之据理上疏，认为此案不应由廷尉受理。当时人将他比作西汉时执法严谨的张释之。

简文帝司马昱还任抚军时，在朝执政，当时应举行南郊的郊祀活动，司马昱便问王彪之举行郊祀后，是否应有大赦之举。王彪之说：“中兴以来，凡举行郊祀往往有赦免，臣以为这不适宜。为什么呢？原因是百姓不理解赦免的含义，都以为只要举行郊祀，犯了罪一定会被赦免，每到这时，顽民刁徒便萌生侥幸的心理，可以违法乱纪。”司马昱听从了他的建议。转任他为吏部尚书，掌管官吏的选举、罢免等事。

司马昱想让秣陵（今江苏江宁南）令曲安远出补句容（今江苏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明出补湘东郡（今湖南衡阳）。王彪之持不同意见，上疏说：“秣陵令是三品级的县令，殿下过去任用曲安远，使人们议论纷纷。句容乃是京畿附近的县，是三品官出任的最好的县级职位。岂可让卜术之人、无才能的人去担任县令呢！湘东虽地处遥远，但以前所任用的官，是奚朗所不及的，如今人们都议论说，卜术之人提升得快。殿下如果想提拔寒素之人，应当提拔有才华的人。奚朗等人皆为平庸之辈，实在不堪胜任此职。”王彪之为官，尽职尽责，敢于劝说主上的错误决定，使他的威望越来越高，成为东晋政权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太尉桓温握有兵权，地位显赫，权倾人主。他多次想北伐，每次都诏不许。桓温便率军沿江东下，进驻武昌，形成了对建康的威胁。朝廷为之大震，人心慌慌。为朝廷所重用的殷浩成为桓温攻击的对象，有人便劝殷浩上疏辞退，以避桓温。王彪之对司马昱说；“劝殷浩辞职，不是保全社稷、替殿下着想的办法，这些人都是为个人利益作打算。如果殷浩辞职，人情崩骇，而天子独坐。不久，便会有应当负责任的人，那这人不是殿下又是谁？”王彪之又对殷浩说：“桓温抗表问罪，卿是他所要问罪的第一人。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他已形成了猜疑之心，你就是想作老百姓，哪有安全的地方？如今只应以静观其变。最好让殿下给他写一封亲笔信，表示以诚相见，说明成败之理，他一定会回师。如果不听命，立即向他发出诏告，如果再不奉命，应当以正义相裁决。无故生事，先自猖獗。”殷浩感激地说：“裁决大事，对自己来讲很难，连日来，此事困扰着我，使我心神不定，听卿谋断，才解除我心头之难。”桓温也没敢轻举妄动，奉帝旨，不再进兵。

东晋后期，任官渐渐多起来，而且晋升得也快。王彪之上疏此事说：“为政的道理，在于以得贤才为急务，不是说门第高，能标榜自己就可以为官。所任之官应有助于形势的发展，在职位应考虑国家的忧患。得贤才的途径是从基层官员中选拔。”他认为，整顿职事，在于裁减官职；澄清朝风，在于合并职事。官职减少，那么所选拔的人便清正，故此，才能长久治事，职务合并，则官吏精简，风俗也就清静了。选举清贤的人任官，那么他对其职负责，治理得就长久，治事长久，那么有才能的人便会有成绩。

穆帝永和（345—356）末年，王彪之身体多病，其他在朝官员也多染上了疾病。旧制规定，朝臣家中有传染病，并已在家传染了三个人以上的，即使本人无病，在百日之内也不能入宫上朝以防传染入宫。这时，由于百官中大部分人都说家中有传染病，因此不上朝议事。针对政无人管的形势，王彪之上言说：“疾疫流行之年，每家都逃不过疾病的传染。如果朝臣因此不入宫，那么就缺少了值班的侍员，君主的宫殿便会空无一人。”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废除了旧制。王彪之为官务在尽心尽力，有不适宜之处，便会上疏言及，对朝廷多所裨益。

不久，长安人雷弱儿、梁安等诈说杀了前秦王苻健及重臣苻眉，请求东晋派兵去接应。当时，殷浩为扬州刺史，坐镇于寿阳（今安徽寿县），朝廷命他前去接应。于是，殷浩率军进据洛阳，修复山陵。这正是王彪之有病又返回朝廷之时，王彪之便给司马昱写了便条说，雷弱儿等人看来是有诈，殷浩不宜轻举进兵。果然，雷弱儿等是诈。永和九年（353）冬，中军将军殷浩进驻山桑（今属河南境内）后，派平北将军姚襄为前锋前去攻打前秦，结果姚襄倒戈反叛，大败殷浩军，殷浩溃败，辎重委弃，退守谯城（今安徽亳州）。司马昱得知后，称赞王彪之说：“事情果然如你所料。自你入仕以来，你的谋划从没有失措，张良、陈平又怎么能超过你呢！”结果（借殷浩失败之由），桓温上表要求废殷浩，殷浩因此被废为庶人。桓温的势力更为显赫。

不久，转任王彪之为领军将军，迁任尚书仆射，因身患疾病不拜任。迁为太常，统领崇德卫尉。当时有人对司马昱说：“武陵王府中大修器杖，将有非常之谋。”司马昱问王彪之，王彪之说：“武陵王的志向全在于驰骋猎场。愿君好好想想此事，心中能装下不同的人。”事情果如王彪之所说，不久，转任他为尚书仆射。当时豫州刺史谢奕病故，司马昱让彪之推荐可以代替谢奕的人。彪之回答说：“当今时贤，并不缺少。”司马昱说：“有人推举桓云，你看怎么样？”彪之说：“桓云不一定不是有才能的人，然而，其兄桓温坐镇长江上游，割据天下之半，其弟桓冲又处西藩，兵权尽出桓氏一门，这也不是巩固朝政的办法。人才是无法预量的，但是最根本的是不与殿下作对的人。”司马昱点头称：“你说的很对。”

由于王彪之在任多所贡献，被重用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在会稽郡一任八载，豪族大姓为非作歹之事大有收敛。不堪忍受豪强地主剥削而流亡他乡的民户，回来的有3万多口。在朝廷中最有权势的桓温率军进驻姑孰今归（今安徽当涂），对建康形成威胁，全国地方官吏纷纷孝敬他，派纲纪这样的府吏去听从桓温的吩咐。只有王彪之说：“诚然大司马（桓温）富贵，朝廷既然有宰相，有行动应当谘禀于宰相。如派（纲纪）去修敬，那么向天子进贡又怎能超过他呢！”竟然没有派人去孝敬过桓温。桓温因此找借口，说山阴县（归会稽郡所辖）不按时完成折布米的任务，郡中又无人进行弹劾，于是上表要求免除王彪之的内史之职。王彪之离职后，郡里对凡犯有过失罪没有送到州里的人，都不治罪给以释放。桓温又以此为借口，将彪之打入狱中。遇上海西公即位，大赦，彪之才得以活命，并降职为尚书。没过多久，又以王彪之为尚书仆射。

当初，桓温怀有当皇帝的梦想，于是，他想先通过北伐，取得别人无法取得的功绩，来建立自己的威信。但是，在北伐挺进中原时，却大败而归，威名顿扫，他不得已便想谋废海西公（废帝）。废帝司马奕，字延龄，是哀帝的同母弟。哀弟病逝后，因无嗣，便以琅玡王司马奕来继承大统。司马奕虽没有治国的手段，但却恪守帝道，为群臣所重。废帝时时感到桓温对自己的侵逼，于是经常与卜筮之人交往，桓温想废帝，便找了宫闱秘事为借口，说废帝是阉人，非正常男人。对于谋废废帝，文武百官莫不震惊，桓温一时无策，不知该怎么办。王彪之知道桓温有做皇帝之梦，是谁也无法劝阻的，便对桓温说：“公匡衡皇室，便应当效仿于先代之人。”于是叫人取来《汉书·霍光传》，按霍光辅佐汉室的故事，礼仪制度，很快制定下来，要桓温遵循，毫无惧怕桓温的样子。王彪之极为聪明，他知道桓温虽然心里想当皇帝，但表面上只能讲是辅佐晋室，君臣之礼是不变的，彪之首先以霍光为样板，定住桓温的君臣之礼，不使其皇帝梦膨胀，不能不使对手桓温也大发感叹：“即使为元凯也不会如此！”（元凯：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凯。后人称辅佐大臣为元凯）。当时废立之仪已长期不用，朝臣中没有人知道废立的典故。王彪之神色沉着，身穿朝服，站立于台阶之上，文武百官都效仿他的举止言行，都以礼仪规范为准，朝臣以此十分佩服他。在太和六年（371）十一月，将废帝软禁到东海府第。迎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咸安二年（372），降封废帝为海西公，后来软禁于吴。

桓温又要废武陵王司马遵（晞），把此事告知了王彪之，王彪之说：“武陵王是皇室的亲尊，没有明显的罪责，不可因猜嫌便废徙他。桓公拥立圣明，远近归心，应当尊崇王室，与伊尹、周公同美。又何况这是件大事，更应当深思。”桓温说：“这事已成定局，卿不必再说什么了。”

简文帝在位仅二年的时间，便死去了。群臣对简文帝之崩虽怀有疑惑，但也没有人敢声言的，在立嗣上也拿不定主意。这时，有人提议应当听从大司马桓温的处理。王彪之严厉地说：“君主驾崩，应当太子代立，大司马又怎敢有异议！如果先去当面谘询桓温，一定反为他所指责！”于是，朝议才定下当立太子司马昌明，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后，太皇太后因孝武帝年幼，又服简文帝丧，想令桓温依周公居摄的故事。王彪之说：“这是非常之事，大司马一定极力辞让，使万机停滞，山陵废弛，群臣不敢奉令。谨慎地封好成令送还给宫内，请求太后不要这样做。”本来皇太后的令文已发，经王彪之提醒，此事才没有真正地实行。

不久，桓温身患重病，想让朝廷给他加九锡。袁宏为此事作文，给王彪之看。王彪之看罢，感叹袁宏文辞之美，对袁宏说：“卿本为大才子，怎可以此秘文示人！”当时，谢安看了文后，屡次让袁宏改，袁宏便拖延其事。几番拖延后，袁宏去密访王彪之。王彪之说：“听说他（桓温）的病情恶化，应当不会支持多久，自可缓缓其事。”袁宏听从了他的建议，不久，桓温病逝。

桓温死后，其弟桓冲与谢安共辅朝政，大权实为谢安操纵。谢安因桓温刚去世、孝武帝年幼不能亲理万机，应当由太皇太后临朝执政。王彪之持不同意见，说：“前朝先代，君主是在婴儿期，母子实为一体，这时，母后才可临朝执政。太后也不能决断政事，最终只是君主的顾问仆从，与君等身份相同。如今皇上已十几岁，将要成婚，反而令从嫂（太皇太后是哀帝的皇后，孝武帝的父亲是简文帝，简文帝与明帝同为元帝的儿子，故此，孝武帝与成帝、康帝、哀帝、废帝同为兄弟）临朝，让人以为君主幼弱，这怎是辅翼国君，立德之谓呢！二位如一定要这样做，又怎是仆从能制止的？所可惜的是国家大体！”当时，谢安不想让桓冲插手大政，才提出让太皇太后临朝执政的办法，实际上是想大权独揽。但王彪之不知谢安的意图，所以才这样说。但谢安并不听彪之的建议。

宁康元年（373）九月，迁王彪之为尚书令，与谢安共掌朝政。谢安经常说：“朝中大事，众人不能决断的，咨询王公没有解决不了的事。”王彪之因年老，上疏乞请骸骨辞职，帝诏不许。转任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谢安想重建宫室，王彪之说：“中兴初年，元帝在东府即位，当时十分简陋，元、明二帝也没有大修宫室。苏峻之乱，成帝被迫到兰台居住，兰台不避寒暑，因此重建宫室。比之于汉魏，诚然俭约，但也不十分简陋，几朝沿袭不变，今自可随宜修补。如今强寇未灭，正是休兵养士之时，怎可大兴力役，劳扰百姓呢？”谢安说：“宫室不壮观，后世子孙会说我们无能。”王彪之说：“对天下大事，应当保国安家，使朝政平允，岂以修屋宇为能事？”谢安没办法劝服他。终王彪之在世，不修宫室。

朝廷又为王彪之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未及拜任，病危。孝武帝派黄门侍郎前去探询病情，赐钱30万给他制药。但终因治疗无效，于太元二年（377）病逝，享年73岁。赠光禄，谥号为简。王彪之有两个儿子，长子王越之，官至抚军将军，次子王临之，官至东阳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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