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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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群（1885年9月6日-1944年12月20日），名文选，以字行，贵州省兴义县景家屯人。1885年9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生。其父王起元，通文墨,以办理团练而著名乡里，1903年病故。王伯群少时在当时任兴义团练头目的外祖父刘官礼处，从姚华、徐叔彝等人就读。1905年得其当时任兴义县劝学所总董的舅父刘显世资助，东渡日本。先入大塚弘文学校，后考入中央大学，专习政治经济，1910年毕业，再入研究院深造。留日期间曾加入同盟会，但思想却深受梁启超政闻社的影响。

辛亥武昌首义，全国响应，留日学生纷纷返国参加革命，王伯群亦随之回到北京。1912年1月,他在京参与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对抗同盟会的新政团——中华民国联合会，并积极筹组黔省支部。未就绪，适上述诸人在上海发起统一党，王遂赴沪参与其事，得推为本部干事，后受统一党委托，联络已返贵州的留日学生张协陆和符经甫，以原贵州的立宪派人士为骨干，成立统一党黔省支部，并谋在各府、州、县筹设分部。2月，唐继尧率滇军入黔。3月3日，在第四标标统刘显世和旧巡防营的配合下，颠覆了贵州军政府。以自治学社为主体的革命派纷纷逃离贵州，在北京等地成立“冤愤团”，向全国控诉贵州反动派和唐继尧的暴行，外界舆论群起谴责唐、刘。王伯群在沪，为唐继尧、刘显世辩护，他“以为非借言论机关，不能将吾黔是非邪正表白于天下。适统一党亦有大共和报之设，遂经理其事”。在任《大共和日报》经理期间，兼理刘显世驻沪代表事务。从1912年至1913年5月，在“统一党—共和党—进步党”的演变过程中，王伯群均出任干事。他把孙中山、黄兴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主张视为“荒谬计划”加以反对，积极支持袁世凯武力统一全国的活动。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次年3月解散参、众两院后在京召开约法会议，制订了袁记“新约法”。这期间，袁氏复辟帝制的用心日益显露，国内外革命党人反帝制舆论日益强烈，王伯群与胞弟、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王文华及贵州巡按使戴戡相谋，谓“国难且作，辄为备”。“筹安会”出现后，进步党在全国各阶层反袁声浪的推动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由拥袁规劝袁，走向公开反袁。梁启超、蔡锷在京津秘密策划以滇黔为立足点，准备发动武装反袁，电召戴戡、王伯群到天津相商。天津会议决定蔡锷到云南发动武装起义，梁启超到南京、广西游说冯国璋、陆荣廷作响应，戴戡、王伯群负责策动贵州独立。王伯群以“当局(刘显世)意向，文华能左右之。所部虽成军日浅，气锐，可一战也”为词，自请负责策动王文华迫刘显世反袁。12月14日，他先蔡锷假道香港、越南，到达昆明。稍后，蔡锷也辗转到滇。王伯群参加了由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的决定云南起义具有重大作用的第四、第五两次军事会议。云南起义爆发后，王伯群由滇经兴义到贵阳，与王文华一道策动贵州独立。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护国战争中,王伯群是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和右翼东路支队司令王文华的主要谋士。护国战争结束后,王伯群因曾参与密谋滇黔首义的天津会议，与梁启超、蔡锷、戴戡、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一道，被誉为“天津会议七君子”。8月，北京政府任命王伯群为黔中道尹。

护法运动期间，王伯群开始参与贵州的经济事务。先任专司开采铜仁等处矿产的裕黔公司董事，不久当上主办全省矿务的群益社的理事长，成了省中瞩目的实业活动家。

1918年11月，王伯群以贵州省长公署代表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1月，受委为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并得督军兼省长刘显世授权为贵州全权代表，常驻上海。

五四运动爆发，王伯群也察觉到时代潮流的变化，认为“现在科学时代,无科学不足以立国，无新学识不足以成才……谋国之本，树人为先”。当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归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时，贵州留日归国学生二十余人，在黄齐生倡导下,组织贵州教育参观团，王伯群曾予以支持，并请刘显世拨济经费二千元，王本人也资助经费一千元。

1919年3月30日，王伯群以贵州全权代表身份，同美国华侨实业公司代表赵士觐在上海签订了借款修筑渝柳铁路(由四川重庆经贵阳至广西柳州)草约，该草约中有将铁路沿线三十公里区域内的矿产、森林归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和采伐的条款，规定贵州省长公署以每百元实收九十六元、年息六厘向该公司借款美金五百万元，并允许该公司有在贵州投资、兴办实业的优先权。草约内容透露后，刘显世所倚重的一伙人纷纷反对。财政厅长张协陆、政务厅长陈廷策、督署秘书长熊范舆和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等人，以草约条件苛刻、借款偿还方式于贵州不利，并以王文华有言将从借款中提取一百五十万元偿付黔军欠饷为由，攻击王伯群兄弟“卖省”营私。这就是贵州“渝柳铁路借款案”。刘显世对王伯群签订草约同意于先，见张协陆等人反对激烈，又犹豫于后。他担心王氏兄弟权力膨胀，转而支持反对王氏兄弟的行动。因此，草约未得批准，从而加剧了护国运动前后逐渐形成的王文华集团(握有军权的“新派”)与刘显世集团(握有行政、经济大权的“旧派”)之间的矛盾。王文华发起了一系列行动，揭露张协陆等人贪污腐败，攻击刘显世集团。到年底,政争更加激烈。陈廷策遭人暗杀受伤，张协陆被迫服毒自杀，张彭年辞职避祸。这就是贵州所谓的“民八事变”。与此同时，王伯群与王文华借口军民分治，在贵州策划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政治会议，“想要刘(显世)让出督军或省长一席”。王伯群利用南北和议代表身份在上海、广州极力活动，迫使刘显世作出让步，“允南北统一后让伯群长黔”。

1920年冬，王伯群随孙中山由沪返粤。孙中山恢复军政府后，当时交通部长唐继尧未到任，由王署理。是年11月，贵州发生了“民九事变”，王文华集团杀死刘显世的亲信熊范舆和郭重光，迫使刘显世宣布辞去贵州督军和省长职务。事变发生前，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以下犯上”之嫌而赴上海。次年3月16日，王文华被黔军司令部总参议袁祖铭收买刺客刺杀身死。王伯群曾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策划行刺袁祖铭复仇未遂。是时，贵州政局大乱，黔军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五个旅长相互火并。1921年4月，北洋军阀以饷械支持袁祖铭在武汉成立定黔军总指挥部，准备回黔定乱。王伯群希望取得黔军总司令卢焘、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第四旅旅长张春圃及其妹夫第五旅旅长何应钦等的支持,重振黔局，反对袁祖铭回黔。1922年3月，广东军政府委任王伯群为贵州省长。王伯群由上海启程，经湘西入黔，准备开府铜仁，但被袁祖铭所阻，未能就任。8月，北洋政府委任袁祖铭为贵州省长，王伯群无力与袁抗争，返上海作寓公。同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

1924年6月，厦门大学发生学潮，二百多名学生失学。部分教授为学生鸣不平辞职到上海。王伯群与这些教授共同筹商，决定为失学的厦大学生创办一所新学校，并由他捐款二千元作基金。经多方筹措，新创办的大夏大学于同年夏成立，马君武任校长，王伯群被推为该校董事会主席董事。他主张大夏大学“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以“三苦主义”(即职员苦干，教授苦教，学生苦读)、“师生合作”和“自强不息”作为校训。1925年，王伯群出席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并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26年冬，大夏校长马君武回桂主持广西大学，王伯群经大夏校董会推为校长。同年底，王伯群与同乡窦简之见北伐军节节胜利，相约前往投奔。二人设法贿买孙传芳部下,得以安全出境，潜赴何应钦之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何以王系文人，不宜任军职，畀予“总参议”一席。北伐军到达上海后，王兼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四一二”政变后，王伯群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9月，宁、汉、沪三派组成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王伯群为委员。1928年，王伯群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交通部长兼招商局监督。在交通部长任上，他免去法国人铁士兰（Henri Picard Destelan）担任的邮政总办，接收英国在烟台和威海卫的水线收发处，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讯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真茹国际大电台及开办宁、沪、汉、青岛的自动电话，由部统管全国无线电台，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创设航政局，并先后公布了航空条例、电信条例、邮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使交通部所司渐上轨道。他还主张兴建粤汉、湘桂、黔桂诸铁路，因资金和技术不足而未能实施。1929年3月，王伯群以贵州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三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次年递补为执行委员。第四、五两届连任执委。1931年10月至11月，在国民党召开的宁、粤“上海和平会议”后，王辞去交通部长职，改由陈铭枢兼任。时值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交恶，川局纷扰，王伯群被派为特使入川协调川局。由汉口赴重庆时，川军刘文辉部以重金贿赂船主和王的随员，将步枪六千支和子弹数百万发藏于特使“专轮”底舱。事为刘湘特工侦知。“专轮”甫抵渝，枪弹皆为刘湘截获。刘湘遂借故不与王谋面，致使协调川局之行一无成效。由渝返汉时，王的随员双清、刘协恒等又私运毒品，以图牟利。不意又为刘湘获悉，预报武汉行营。“专轮”到汉，又被扣留，毒品被没收。一时各报竞相刊载，舆论哗然，双清、刘协恒二人因此入狱，王伯群则以“不知情”而免议处。1932年，王伯群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受命为川滇黔视察专员，次年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决定内迁。王伯群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设大夏、复旦两校第一联合大学于江西庐山(后迁重庆)，设第二联合大学于贵阳。1937年12月27日，第二联合大学在贵阳正式开课，王伯群任校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事竣，令大夏、复旦两校分立，以重庆第一联合大学为复旦大学，贵阳第二联合大学为大夏大学，任命王伯群续任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为副校长。王为大夏在贵州确定的宗旨是：“抗战教育之推行”、“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在内迁贵州的各大、中学校中，图书设备较完备者首推大夏。大夏迁黔期间,王伯群继任国民政府委员。

1938年3月，王伯群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筹划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大学和贵阳县政府经理其事，旨在使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建国”。1939年，王伯群受任为国史馆筹备委员。1940年，副校长欧元怀出掌贵州省教育厅，大夏大学校务全由王伯群承担，并先后在贵阳、柳州创设大夏中学。王伯群曾以“学不倦，教不厌，行不惑”三语自勉，并与大夏师生相期。贵州食盐素仰川省，抗日战争时期，盐运受阻，贵州食盐昂贵。王伯群主张开发黔盐，积极与刘熙乙等人筹办裕民盐井公司，并出面聘人来黔勘测盐区。为培养盐务人才，王伯群在大夏大学附设盐务专修班,首开大学培养盐务人才的先例。该专修班共培养学生四五百人，分布国内各盐务机关任职。大夏大学自创办到1944年，先后毕业学生达数千人，成为颇有影响的私立大学之一。

1944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陷贵州独山、荔波等县，声言将袭取贵阳、遵义，直捣陪都重庆，西南一片惊慌失措。王伯群急赴重庆商议保卫贵州及大夏大学去留问题。因胃溃疡复发，12月20日病逝于重庆江北陆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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